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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套丛书
笔祸史谈丛（黄裳著，北京出版社2004年，下简称黄著）乃北京出版社推出的“大家小书”系列之一。这系列书籍均为大家之作，虽小，而学术性、思想性都不轻，黄著可谓代表。中国文字狱（王业霖著，花城出版社2007年，下简称王著）属花城出版社推出的“花城谭丛”系列（这套书中还有何满子的中古文人风采）。两书均为老书重印。
2、两篇序言
黄著由黄宗江代序，题曰“再论再论说真话”可知此书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文革阴影犹存，说真话仍有余悸和顾忌。黄著全书乃写清之笔祸，而此序和黄本人后记却点明端倪：文字狱并未随文革结束而终结。王著与此书一样，只演绎古代，而文革丝毫未论及，二书当是有意避之，可见“说真话”难！
王著乃林贤治——五四之魂的作者——代序，其时斯人已去，作者学季札剑悬空垅之意，以文吊人，读来颇有身世飘零的悲凉。
3、文字狱的原因
黄著写清之文案禁书，王著提纲挈领，钩沉古史，横越两千年。二书均写尽文字狱之惨烈荒唐。文字狱从根本上讲是极权制度的产物，是思想暴政的结果。其产生原因，二书体例所限，未暇论述。笔者看来，有三因。
一、中国古代的极权政府，往往有浓烈的小农意识，因此没有开放的心态，对流传的文字尤为敏感，对不能统一的意见有天生的恐惧。于是，只得利用专政工具的暴力去对付手无寸铁的文人。清朝乃异族入主中原，对中原文化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卑情结“刻意弥平满汉间歧异”（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1997年p215），于是忌惮汉人的言论以至于杯弓蛇影。雍正时的曾静、吕留良案可为明证。雍正亲自参与到与案犯的辩论中，特别是关于华夷之辨，他竟说：“倘朕言有一字虚捏必遭上天之责罚。”黄裳分析说：“他（指雍正）确是感到了反对派的强大与自己的孤立与无力，不能不说出这些极话来了。”（黄著p6）
二、中国人对于写作和阅读的惯性思维是“微言大义”这种文人传统用于政治斗争中，便成了对片言只语的上纲上线加之以深文周纳，使其附上了意识形态的精魂。解剖式的阅读方法从诗经的注解开始，本为训诂，到了整人的时候，这种主观臆测的逻辑当然具有可怕的想象力——请看乾隆为汪景祺诗写的批注，便知专制者有了想象力是非常可怕的事：“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何所指？”（转引自王著p192）说了南北，就成了反革命罪证！微言大义固然是中国人含蓄蕴藉审美心理的反映，可实际上与文字专政互为因果：统治者越从字里行间发掘罪状，文人更为隐晦地表达；后者更促成前者对文字加倍小心。
三、知识分子及其文字的影响力，使专制者不得不考虑其对自己权威的的威胁。反过来，惩处知识分子也当有舆论压制的最佳效果。在缺乏民主意识的一家天下的时代，这点专制者的小算盘很容易实现成对文人——所谓意见精英的打击，阉割，杀戮。
4、笔祸史
笔者综合二书，整理如下。
公元前548年“在齐太史简”一事为于史可查之第一件。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对“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的征讨、清洗和杀戮”的中国最大型号的文字狱。唐朝，可算文人好做的开明时代。宋有苏轼乌台诗案，但总的说来也算得宽松。唐宋开国之主，出身贵族，或其心态易开明。明太祖疯狂屠杀文化人“是对曾被贵族拥有的文化施以一种报复性的蹂躏和摧残”（王著p110），与其出身世的刺激不无关系。清朝文字狱，史无前例，特别是雍乾二朝。
补充：文革中吴晗、林昭、遇罗克等因文得难，也可算作史无前例了。可见文字狱并非远古旧闻，而是殷鉴不远。文革，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已埋下因子。王实味被大刀砍下的头颅早就书写了一部至为惨烈的笔祸血泪史。
又有两年前的彭水诗案，证明文字狱“只要有适当的机会，总能在转角的幽暗处看到那或浓或淡的阴影在徘徊”（王著p1）文字狱在今天这个文明、民主的时代，怎么还能发生呢，岂非咄咄怪事？其实，如今的体制下，刊物及其他媒体在国家统一管制下，很难有异见分子以文载道之处，我们见到的文字（包括影视作品），已经经过行政的阉割了，这实际上有文字狱之实，而无文字狱血光之灾的结果了——所以我们竟觉得文字狱已经远离了这个伟大的时代。而近年手机短信、网络发帖兴起，虽表达环境更为宽容，但仍有文字警察，一旦文字触动权力的神经，便有彭水诗案这样的怪事发生。
5、文人的悲哀
在文字狱到来的时候，有“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风骨的当然也有。可含血喷人或以血自污者也不少。鲁迅还曾提到一种依附权力、卖乖撒娇而因“隔膜”碰到刀口的文人，不仅可悲，也尤为可恨。（黄著p32）
文人相对于权力结构，始终是柔弱的。我们不能苛求知识分子是道德力量的化身，因为他们最主要的作用是文化关怀和现实关怀。二者都要求他们能真实地表达。文字狱是思想的整肃，文人在血腥的暴力压制下，往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万马齐喑的局面便会形成。清之考据成风，当与文字狱的愈演愈烈相关。作为知识分子而不能发表意见，当是文人最大的悲哀。而文人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当前，我们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让知识分子走出精神生产的困境，我想，中华民族才能从根本上崛起。
2008-7-15
1、两套丛书
笔祸史谈丛（黄裳著，北京出版社2004年，下简称黄著）乃北京出版社推出的“大家小书”系列之一。这系列书籍均为大家之作，虽小，而学术性、思想性都不轻，黄著可谓代表。中国文字狱（王业霖著，花城出版社2007年，下简称王著）属花城出版社推出的“花城谭丛”系列（这套书中还有何满子的中古文人风采）。两书均为老书重印。
2、两篇序言
黄著由黄宗江代序，题曰“再论再论说真话”可知此书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文革阴影犹存，说真话仍有余悸和顾忌。黄著全书乃写清之笔祸，而此序和黄本人后记却点明端倪：文字狱并未随文革结束而终结。王著与此书一样，只演绎古代，而文革丝毫未论及，二书当是有意避之，可见“说真话”难！
王著乃林贤治——五四之魂的作者——代序，其时斯人已去，作者学季札剑悬空垅之意，以文吊人，读来颇有身世飘零的悲凉。
3、文字狱的原因
黄著写清之文案禁书，王著提纲挈领，钩沉古史，横越两千年。二书均写尽文字狱之惨烈荒唐。文字狱从根本上讲是极权制度的产物，是思想暴政的结果。其产生原因，二书体例所限，未暇论述。笔者看来，有三因。
一、中国古代的极权政府，往往有浓烈的小农意识，因此没有开放的心态，对流传的文字尤为敏感，对不能统一的意见有天生的恐惧。于是，只得利用专政工具的暴力去对付手无寸铁的文人。清朝乃异族入主中原，对中原文化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卑情结“刻意弥平满汉间歧异”（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1997年p215），于是忌惮汉人的言论以至于杯弓蛇影。雍正时的曾静、吕留良案可为明证。雍正亲自参与到与案犯的辩论中，特别是关于华夷之辨，他竟说：“倘朕言有一字虚捏必遭上天之责罚。”黄裳分析说：“他（指雍正）确是感到了反对派的强大与自己的孤立与无力，不能不说出这些极话来了。”（黄著p6）
二、中国人对于写作和阅读的惯性思维是“微言大义”这种文人传统用于政治斗争中，便成了对片言只语的上纲上线加之以深文周纳，使其附上了意识形态的精魂。解剖式的阅读方法从诗经的注解开始，本为训诂，到了整人的时候，这种主观臆测的逻辑当然具有可怕的想象力——请看乾隆为汪景祺诗写的批注，便知专制者有了想象力是非常可怕的事：“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何所指？”（转引自王著p192）说了南北，就成了反革命罪证！微言大义固然是中国人含蓄蕴藉审美心理的反映，可实际上与文字专政互为因果：统治者越从字里行间发掘罪状，文人更为隐晦地表达；后者更促成前者对文字加倍小心。
三、知识分子及其文字的影响力，使专制者不得不考虑其对自己权威的的威胁。反过来，惩处知识分子也当有舆论压制的最佳效果。在缺乏民主意识的一家天下的时代，这点专制者的小算盘很容易实现成对文人——所谓意见精英的打击，阉割，杀戮。
4、笔祸史
笔者综合二书，整理如下。
公元前548年“在齐太史简”一事为于史可查之第一件。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对“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的征讨、清洗和杀戮”的中国最大型号的文字狱。唐朝，可算文人好做的开明时代。宋有苏轼乌台诗案，但总的说来也算得宽松。唐宋开国之主，出身贵族，或其心态易开明。明太祖疯狂屠杀文化人“是对曾被贵族拥有的文化施以一种报复性的蹂躏和摧残”（王著p110），与其出身世的刺激不无关系。清朝文字狱，史无前例，特别是雍乾二朝。
补充：文革中吴晗、林昭、遇罗克等因文得难，也可算作史无前例了。可见文字狱并非远古旧闻，而是殷鉴不远。文革，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已埋下因子。王实味被大刀砍下的头颅早就书写了一部至为惨烈的笔祸血泪史。
又有两年前的彭水诗案，证明文字狱“只要有适当的机会，总能在转角的幽暗处看到那或浓或淡的阴影在徘徊”（王著p1）文字狱在今天这个文明、民主的时代，怎么还能发生呢，岂非咄咄怪事？其实，如今的体制下，刊物及其他媒体在国家统一管制下，很难有异见分子以文载道之处，我们见到的文字（包括影视作品），已经经过行政的阉割了，这实际上有文字狱之实，而无文字狱血光之灾的结果了——所以我们竟觉得文字狱已经远离了这个伟大的时代。而近年手机短信、网络发帖兴起，虽表达环境更为宽容，但仍有文字警察，一旦文字触动权力的神经，便有彭水诗案这样的怪事发生。
5、文人的悲哀
在文字狱到来的时候，有“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风骨的当然也有。可含血喷人或以血自污者也不少。鲁迅还曾提到一种依附权力、卖乖撒娇而因“隔膜”碰到刀口的文人，不仅可悲，也尤为可恨。（黄著p32）
文人相对于权力结构，始终是柔弱的。我们不能苛求知识分子是道德力量的化身，因为他们最主要的作用是文化关怀和现实关怀。二者都要求他们能真实地表达。文字狱是思想的整肃，文人在血腥的暴力压制下，往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万马齐喑的局面便会形成。清之考据成风，当与文字狱的愈演愈烈相关。作为知识分子而不能发表意见，当是文人最大的悲哀。而文人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当前，我们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让知识分子走出精神生产的困境，我想，中华民族才能从根本上崛起。
2008-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