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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逼急了也就是拉长声调的八个字儿“我没杀人，也没灭门”
这一态度更加激怒了刑警们。
在这种情况下打破僵局本身就意味着讯问的推进。其实死猪何止不怕开水烫，具体到高毛头上，就是千刀万剐他也是不怕的。
如果是国民党审问地下党，他肯定是个好样的，可惜那个年代过去几十年了，现在他是作为重大犯罪嫌疑人在接受**的讯问。
遇到这样咬牙的犯罪嫌疑人，一心想打开突破口的讯问人感到十分头疼，但他们还是心里有底，能稳住神儿，沉住气儿，决定慢慢对付高毛。
经验告诉他们，高毛摆出这么一副架势本身就说明他身上有事、心里有鬼，虽然他现在再也不是仿古一条街夜总会当老板那样颐指气使的作派了，但这无非是他在极度心虚情况下的一种对抗手段。
这时刑警大队内部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分歧。
其实，讯问条件无非就是人、证据、时间三个主要方面。长期以来，悬圃县公安局的刑警们对进入讯问的条件一直重视不足，许多时候都是在没有直接证据或直接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进行讯问的，这也是造成讯问不能顺利进行的原因之一。
近几年，悬圃刑事犯罪不仅在发案数量上连年猛增，持续创造历史最高水平，而且犯罪的种类、特点、形式、手段、性质和影响也非历史上任何时期所能相比。
因此，碰上高毛这种死打烂缠的可恨角色，虽说案子很大，可涉及第一步的灭门口供当然更成了大事，如果不是此前有人因讯问打伤人而被起诉，丢了工作进了班房，刑警们不会有现在的克制和耐心，说不定高毛早吃热乎的了。
但这回没人敢。
不过，仍有人主张吓唬他一下，来点硬的，也有人主张等安大队回来请示了再说。
坐在主审位置上的重案中队长老夏，一交代政策不行，按分工唱“红脸”的刑警启发了一下，也不行；又开导了一下，还是不行。
tmd！
该使的文招差不多都使出来了，交换一下眼色，没辙了，唱“黑脸”的自然火往上窜，只好准备请示一下，借助国粹神威让高毛开口了。
老夏出去掏手机给安心打电话，请求变一下方式，要求动手修理修理高毛，否则他不老实。
不知安心在唐朝那边跟肖子鑫和孙伟他们局领导喝得高兴，还是身边有人不便表态，说了声“你着办”就关了机。夏中队听电话那边没给个准话儿，也不敢贸然动手，回去接着讯问。
面对脸上明显露出不满一言不发的高毛，心里挺窝火。过去常有这样的情况，审讯一些没多少文化的犯罪嫌疑人时，事明明是他干的，可你磨破了嘴破子他愣是不交待，逼得没办法，你一打，全说了，甚至八辈子前犯的事儿都交待得一清二楚，比竹筒倒豆子还快。
但打得有个前题，一要领导点头，出事有人替你扛着；二得**不离十，认定人家真有事才行，否则人家一告，炒豆大家吃，炸锅一人赔的事就只有自己去受了。
尤其是高毛这种，他老爸毕竟在市里当官有人，有关系，一般而论，不敢打他。
其实，采用“红黑脸”这种恩威分工、角色配合的讯问方式，对付一般农民或初犯兴许管用，但碰上高毛这种平时脾气暴躁、多次进宫、上来劲儿九头老牛也拉不回的角色就不灵了。
这种劝与骂、硬与软两种截然不同的强烈反差不但没有让高毛对唱“红脸”的一方“感恩载德”从而缴械投降，对唱“黑脸”一方更是如此，更别谈突破他的心理防线的目标了。
呵呵讯问不同于其他事情，讯问必须取得成果，没有结果就不能结束讯问。讯问也不能任凭被讯问人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
这一点无论是安心老夏等人的实际工作经验，还是孙伟和肖子鑫讯问前定下的“必须对讯问加以控制，必须对高毛的思维、心理、精神状态进行干预”的调子，都要求他们这样做。
总之，讯问人不可以没有作为。但事实上高毛此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被抓来的原因，而由不满变成了对抗。
面对刀枪不入的高毛，坐在他对面的夏中队可不希望到他这幅满不在乎的熊样子，他们是讯问人，坐在对面地当中那把破椅子上的是被讯问人。
在长时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老夏再次跑出去打电话，安心听过汇报十分恼火，这时候他可能已经带着满身酒气离开了大酒店，也可能正握着经理的手寒喧告别。
案子说大很大，说小不小，让局长、政委和安心生气的高毛，不最后拿下他的口供，他感到脸上无光，他同意加大讯问力度。老夏回屋后脸色立刻就变了，充当起了真正的“黑脸”
按照常规，被讯问人在讯问人长时间的逼视下，大多心慌意乱，脊梁骨也塌了三分，平时称王称霸或装傻充愣的嘴脸也吓得无影无踪。
高毛不同，他仗着自己的老爸是当官的，跟市里县里许多领导关系很铁，而且他相信自己和哥们做的事不说，这些人也查不出来，所以他一口咬定自己根本没犯罪，甚至懒得他们眼中射出的正义与威严之光，这令自认代表正义和法律的夏中队怒从心起。
“高毛！”
老夏猛地把手砸在桌子上，暴喝一声，气势万钧。
高毛着实吓了一大跳。
讯问好似一场肉搏，警方掌握的有利条件可以成为讯问人的武器，但是如果轻易地亮出底牌而又不能致敌于死地，那就等于放弃了武器。
问题是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除了特情提供的那些人证情况，其他人对案情根本就不了解“灭门案”如此“举报信”也如此，只知道是在小区找到了疑似作案的那辆凌志轿车，参加讯问只是例行公事。
他们没有获得任何证据，也许有证据在领导手里他们不知道，反正到目前为止只有特情证词、车证而没有其他直接物证。
调查结果也没有发现明显疑点。
现在转换到诽谤领导上来，更是没有抓头儿，但老夏几乎跟安心大队长一样想法和心事，领导交办的案子不会错，尤其是灭门和诽谤的事，似乎非要治高毛个罪不可，反反复复讯问他都对灭门案和公安局领导及其父亲干了些什么，企图从中寻找出破绽。
这也是讯问的一种策略——有时候，同样的话问得次数多了，被讯问人根本没干过的事也会漏洞百出，浑身冒汗，到最后连自己曾经说过的话都可能对不上茬口，无法自圆其说了。言多必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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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态度更加激怒了刑警们。
在这种情况下打破僵局本身就意味着讯问的推进。其实死猪何止不怕开水烫，具体到高毛头上，就是千刀万剐他也是不怕的。
如果是国民党审问地下党，他肯定是个好样的，可惜那个年代过去几十年了，现在他是作为重大犯罪嫌疑人在接受**的讯问。
遇到这样咬牙的犯罪嫌疑人，一心想打开突破口的讯问人感到十分头疼，但他们还是心里有底，能稳住神儿，沉住气儿，决定慢慢对付高毛。
经验告诉他们，高毛摆出这么一副架势本身就说明他身上有事、心里有鬼，虽然他现在再也不是仿古一条街夜总会当老板那样颐指气使的作派了，但这无非是他在极度心虚情况下的一种对抗手段。
这时刑警大队内部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分歧。
其实，讯问条件无非就是人、证据、时间三个主要方面。长期以来，悬圃县公安局的刑警们对进入讯问的条件一直重视不足，许多时候都是在没有直接证据或直接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进行讯问的，这也是造成讯问不能顺利进行的原因之一。
近几年，悬圃刑事犯罪不仅在发案数量上连年猛增，持续创造历史最高水平，而且犯罪的种类、特点、形式、手段、性质和影响也非历史上任何时期所能相比。
因此，碰上高毛这种死打烂缠的可恨角色，虽说案子很大，可涉及第一步的灭门口供当然更成了大事，如果不是此前有人因讯问打伤人而被起诉，丢了工作进了班房，刑警们不会有现在的克制和耐心，说不定高毛早吃热乎的了。
但这回没人敢。
不过，仍有人主张吓唬他一下，来点硬的，也有人主张等安大队回来请示了再说。
坐在主审位置上的重案中队长老夏，一交代政策不行，按分工唱“红脸”的刑警启发了一下，也不行；又开导了一下，还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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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使的文招差不多都使出来了，交换一下眼色，没辙了，唱“黑脸”的自然火往上窜，只好准备请示一下，借助国粹神威让高毛开口了。
老夏出去掏手机给安心打电话，请求变一下方式，要求动手修理修理高毛，否则他不老实。
不知安心在唐朝那边跟肖子鑫和孙伟他们局领导喝得高兴，还是身边有人不便表态，说了声“你着办”就关了机。夏中队听电话那边没给个准话儿，也不敢贸然动手，回去接着讯问。
面对脸上明显露出不满一言不发的高毛，心里挺窝火。过去常有这样的情况，审讯一些没多少文化的犯罪嫌疑人时，事明明是他干的，可你磨破了嘴破子他愣是不交待，逼得没办法，你一打，全说了，甚至八辈子前犯的事儿都交待得一清二楚，比竹筒倒豆子还快。
但打得有个前题，一要领导点头，出事有人替你扛着；二得**不离十，认定人家真有事才行，否则人家一告，炒豆大家吃，炸锅一人赔的事就只有自己去受了。
尤其是高毛这种，他老爸毕竟在市里当官有人，有关系，一般而论，不敢打他。
其实，采用“红黑脸”这种恩威分工、角色配合的讯问方式，对付一般农民或初犯兴许管用，但碰上高毛这种平时脾气暴躁、多次进宫、上来劲儿九头老牛也拉不回的角色就不灵了。
这种劝与骂、硬与软两种截然不同的强烈反差不但没有让高毛对唱“红脸”的一方“感恩载德”从而缴械投降，对唱“黑脸”一方更是如此，更别谈突破他的心理防线的目标了。
呵呵讯问不同于其他事情，讯问必须取得成果，没有结果就不能结束讯问。讯问也不能任凭被讯问人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
这一点无论是安心老夏等人的实际工作经验，还是孙伟和肖子鑫讯问前定下的“必须对讯问加以控制，必须对高毛的思维、心理、精神状态进行干预”的调子，都要求他们这样做。
总之，讯问人不可以没有作为。但事实上高毛此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被抓来的原因，而由不满变成了对抗。
面对刀枪不入的高毛，坐在他对面的夏中队可不希望到他这幅满不在乎的熊样子，他们是讯问人，坐在对面地当中那把破椅子上的是被讯问人。
在长时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老夏再次跑出去打电话，安心听过汇报十分恼火，这时候他可能已经带着满身酒气离开了大酒店，也可能正握着经理的手寒喧告别。
案子说大很大，说小不小，让局长、政委和安心生气的高毛，不最后拿下他的口供，他感到脸上无光，他同意加大讯问力度。老夏回屋后脸色立刻就变了，充当起了真正的“黑脸”
按照常规，被讯问人在讯问人长时间的逼视下，大多心慌意乱，脊梁骨也塌了三分，平时称王称霸或装傻充愣的嘴脸也吓得无影无踪。
高毛不同，他仗着自己的老爸是当官的，跟市里县里许多领导关系很铁，而且他相信自己和哥们做的事不说，这些人也查不出来，所以他一口咬定自己根本没犯罪，甚至懒得他们眼中射出的正义与威严之光，这令自认代表正义和法律的夏中队怒从心起。
“高毛！”
老夏猛地把手砸在桌子上，暴喝一声，气势万钧。
高毛着实吓了一大跳。
讯问好似一场肉搏，警方掌握的有利条件可以成为讯问人的武器，但是如果轻易地亮出底牌而又不能致敌于死地，那就等于放弃了武器。
问题是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除了特情提供的那些人证情况，其他人对案情根本就不了解“灭门案”如此“举报信”也如此，只知道是在小区找到了疑似作案的那辆凌志轿车，参加讯问只是例行公事。
他们没有获得任何证据，也许有证据在领导手里他们不知道，反正到目前为止只有特情证词、车证而没有其他直接物证。
调查结果也没有发现明显疑点。
现在转换到诽谤领导上来，更是没有抓头儿，但老夏几乎跟安心大队长一样想法和心事，领导交办的案子不会错，尤其是灭门和诽谤的事，似乎非要治高毛个罪不可，反反复复讯问他都对灭门案和公安局领导及其父亲干了些什么，企图从中寻找出破绽。
这也是讯问的一种策略——有时候，同样的话问得次数多了，被讯问人根本没干过的事也会漏洞百出，浑身冒汗，到最后连自己曾经说过的话都可能对不上茬口，无法自圆其说了。言多必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