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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凭良心行事的能力，取决于她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她自己社会的局限，而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勇气说一个‘不’字，有勇气拒不服从强权的命令，拒不服从公共舆论的命令”
1990年初秋，我母亲由于左心功能不全而诱发急性心力衰竭，在一个夜晚的睡梦中悄然“死去”
这个“死去”我所以带引号，是因为那只是医生和身边的人说她去世了。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
母亲的睡相格外安详，仿佛正在做着一个美好的梦，也许她正梦见自己偶然地走在p城的一条宽展的柏油马路上。
我知道，自从母亲生病以后，由于窒息感，她格外喜欢开阔的景致，喜欢葱郁的树木和茂盛的野草，p城街道的恢宏气魄符合了她理想中街道的模样。我想象她也许在这个夜晚的睡梦中，正在用一种不再年轻了的目光打量着这座她生活了五十余年的城市，热望地看着路边每—棵老树、一个旧式的门洞甚至倒伏路边的一块洗磨得十分光滑的石头；她细细地观望着所经之处的每一扇墙壁，探寻它被雨水和风沙冲刷出来的斑痕纹路，那细微裂碎里边仿佛都潜藏着她一逝不返的年轻时代的秘密。她的眼神如同一双手臂，爱抚地摩挲着一掠而过的街道风景，好像时光倒流了，她深陷的眼窝里散射出欣慰的光芒。
她最后的睡态，使我至今不承认她已经死去。
同时，我也开始在心里悄悄拥有了一个秘密：我母亲其实并没有离开我，她不过是因为窒息，内脏慢慢失去了活力，也许像不透风的零件那样，长了虫子，她便把她的躯体给扔掉了，转换成了一个隐形人。她不过是在和世人开玩笑。
可是，医生和我身边的人毫无幽默感，一致以为她是真的死去了，连我学院里的教授也愚蠢地信以为真，还说我的脑子出了问题，把我送到了医院医治(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开头提到的那个心理医生祁骆的)。学院并以此为借口，勒令我休学。
我在心里暗暗地反复分析了这其中的原因，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关键是我至今没能说出洞穿我的左小腿的那一颗子弹的颜色，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子弹的两种颜色标志着两种不同的性质。这涉及到我的其他问题。
可是我没有找到那一颗子弹。我是很偶然撞上那一枪的。
我怎么能回答呢？
记得当时，我把这个揣测偷偷告诉了祁骆医生，结果我看见他在我的病历纸页上写：思维逻辑性障碍，象征性思维，联想过程分裂。
我把他当成朋友，可是我发现他并没有站在我一边。
后来，我对他便不怎么说实话了。但是，他依然热衷于帮助我。我经常对他说瞎话，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可这并没有妨碍他愿意成为我的朋友。他经常借些精神医学方面的书给我看。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后来我逐步地认识和调整自己，的确起了很大的帮助。
开始时，我坚持对身边所有的人说“我母亲其实没有死去，她在和我们大家开玩笑。”
但是，所有的人(除了祁骆)听了我的话，都疑惑地看看我，然后就开始回避我，像是很害怕见到我的样子。
后来我吸取教训，什么都不再说了。但我心里十分清楚，他们看到的是伪现实。
我回家照了照镜子，寻找人们避开我的原因。我发现我的外观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连眼睛都没有肿，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哭过。
为什么要哭呢？我坚信我的母亲并没有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已经死去。
母亲的躯体消失后，她房间里一切流动的声音，比如挂钟的滴塔声、水管里的流水声，都似乎死去了。
可是，她的衣服依然活着，我坚信这一点。
我常常敲敲她的房门，然后用钥匙自己打开门，说一声“妈妈，睡觉了吗？”就走进来。然后，我便长时间地与她的衣服交谈。它们的确是活的，因为我千真万确地听到了她的衣服对我说话。
有一天，我傍晚在街上散步的时候，遇见一个长得很像禾的女孩儿，她正在一棵槐树的树荫底下观望那些路灯下晃动婆娑的叶影。她看了很长时间那些乌云般流动的影子，我在一边看了她很长时间。
最后，我抑制不住好奇心，走过去问她“你在看什么？”
我当然并不关心她到底在看什么，我只是想离她近些，看看她的脸孔。
她指着街灯下柏油路边斑驳的叶影说“你看，这些树叶在晃动，是不是正在地震呢？”
我说“不会，否则你也会感觉到摇晃震颤的。那是风。”
女孩儿说“你看，树干也在晃呢。”
我躲开树影，抬头望了望那树干，果然它在微微摇晃，静谧地摇晃。我伸出了一只手，以证实这是真的。那些树影仿佛是一头巨大绵长的头发，在微风中舞动，树根像一个纽扣系住了它。
我真有些模糊不清了。
但是，我并不感兴趣是否地震的问题，地震比起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心里的震动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说“你怎么会有兴趣这么长时间观察路灯下的树影呢？这多无聊。”
女孩儿说“还有什么有聊呢？”
我说“我不知道。”
母亲消失之后，我曾在黄昏时候，长时间观察过阳光是怎样一点点从墙壁上退缩的，我还侦察过一只老鼠在一天里的隐蔽行踪；观察过冬天的脚步是怎样首先降临到我的手指尖，然后才蔓延到我的全身的。这种观察的习惯，是在后来我的亲密朋友全都离开了我之后开始的。
所以这会儿，我十分理解她。
地上那些摇晃的树影，忽然使我产生了自己的躯体与周围环境不真实的疏离感，仿佛我与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缝隙，好似放置了一个玻璃屏幕，透过这屏幕一切都虚无飘渺起来。
有一瞬间，我的脑子也变得不是我自己的了，站立在那里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一个叫做“零女士”的人。
这种异样感，大约持续了几分钟才消失。
然后，我渐渐看清楚了这女孩儿的脸孔。她长得并不特别像禾，只是远处的轮廓有点像而已。
我转身离开了。
“再见。”我说。
晚上，当我在母亲的房间，打开她的衣柜，告诉了那些衣服这件事。
母亲的衣服说：“这女孩儿一定很孤独。”
非常奇妙，那语声是和母亲一模一样的声音。
另外一次，也是黄昏时候，我在街头路边漫不经心地散步，一缕黯淡的夕阳红透过渐渐稀疏的树木枝叶，斜射到熙来攘往的人群脸孔上，空气中浮动着一股秋日的馥郁芬芳。路边的商店都关了门，仿佛所有的灵魂都漂泊在大街上。一辆辆穿梭不息的小汽车闪电般地从我的眼前飞驰而过。
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冲动，想扑到马路中央急驶的汽车轮胎底下去，我抑制不住地感到这是—种“投胎”可以再生。
正在这时，一个英俊的男子走过来。打断了我的联想。
他说“送给你两张票。”
我楞了一会儿，反应过来.说“什么票？”
“是迪厅的舞票。”他说。
我说“为什么要送我？”
他没说什么，笑了一下，就转身离开了。
真是奇怪啊！
晚上，我来到母亲房间，我听到空气中她的声音在说“不要去那个迪厅跳舞，这可能是一个阴谋，也可能是一个阳谋。”
我感到恐惧，为什么有人要加害于我呢？
后来，有人为了制止我与母亲的衣物交谈——这个“不正当的行为”(他们称之为不正当的行为)，也为了我的生活，他们帮我把母亲那套房子给卖了。
我依靠这笔钱而生活。
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的交谈继续下去。不仅如此，我还可以以默念的方式听到自己的思想，脑子里经常有声音在对话，其内容正是我所想但还未说出口的。
有一天下午，我坐在沙发上正准备看书，房间里空荡荡的，屋顶处有一只小蜘蛛，我观察了它一阵，琢磨不出它整天躲在那里做什么。窗外细细绵绵的雨雾吹拂到纱帘上，我注意到雨丝慢慢凝结起来形成了雨珠，如同一只只湿漉漉的鸟栖落到我的纱帘上。
这时候我听到有语声，仿佛只是空气中的一个无形的舌头在说“看书，看书”于是我便埋头看起书来。
记得当时我看的是卡夫卡的变形记。... -->>
“一个人凭良心行事的能力，取决于她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她自己社会的局限，而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勇气说一个‘不’字，有勇气拒不服从强权的命令，拒不服从公共舆论的命令”
1990年初秋，我母亲由于左心功能不全而诱发急性心力衰竭，在一个夜晚的睡梦中悄然“死去”
这个“死去”我所以带引号，是因为那只是医生和身边的人说她去世了。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
母亲的睡相格外安详，仿佛正在做着一个美好的梦，也许她正梦见自己偶然地走在p城的一条宽展的柏油马路上。
我知道，自从母亲生病以后，由于窒息感，她格外喜欢开阔的景致，喜欢葱郁的树木和茂盛的野草，p城街道的恢宏气魄符合了她理想中街道的模样。我想象她也许在这个夜晚的睡梦中，正在用一种不再年轻了的目光打量着这座她生活了五十余年的城市，热望地看着路边每—棵老树、一个旧式的门洞甚至倒伏路边的一块洗磨得十分光滑的石头；她细细地观望着所经之处的每一扇墙壁，探寻它被雨水和风沙冲刷出来的斑痕纹路，那细微裂碎里边仿佛都潜藏着她一逝不返的年轻时代的秘密。她的眼神如同一双手臂，爱抚地摩挲着一掠而过的街道风景，好像时光倒流了，她深陷的眼窝里散射出欣慰的光芒。
她最后的睡态，使我至今不承认她已经死去。
同时，我也开始在心里悄悄拥有了一个秘密：我母亲其实并没有离开我，她不过是因为窒息，内脏慢慢失去了活力，也许像不透风的零件那样，长了虫子，她便把她的躯体给扔掉了，转换成了一个隐形人。她不过是在和世人开玩笑。
可是，医生和我身边的人毫无幽默感，一致以为她是真的死去了，连我学院里的教授也愚蠢地信以为真，还说我的脑子出了问题，把我送到了医院医治(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开头提到的那个心理医生祁骆的)。学院并以此为借口，勒令我休学。
我在心里暗暗地反复分析了这其中的原因，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关键是我至今没能说出洞穿我的左小腿的那一颗子弹的颜色，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子弹的两种颜色标志着两种不同的性质。这涉及到我的其他问题。
可是我没有找到那一颗子弹。我是很偶然撞上那一枪的。
我怎么能回答呢？
记得当时，我把这个揣测偷偷告诉了祁骆医生，结果我看见他在我的病历纸页上写：思维逻辑性障碍，象征性思维，联想过程分裂。
我把他当成朋友，可是我发现他并没有站在我一边。
后来，我对他便不怎么说实话了。但是，他依然热衷于帮助我。我经常对他说瞎话，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可这并没有妨碍他愿意成为我的朋友。他经常借些精神医学方面的书给我看。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后来我逐步地认识和调整自己，的确起了很大的帮助。
开始时，我坚持对身边所有的人说“我母亲其实没有死去，她在和我们大家开玩笑。”
但是，所有的人(除了祁骆)听了我的话，都疑惑地看看我，然后就开始回避我，像是很害怕见到我的样子。
后来我吸取教训，什么都不再说了。但我心里十分清楚，他们看到的是伪现实。
我回家照了照镜子，寻找人们避开我的原因。我发现我的外观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连眼睛都没有肿，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哭过。
为什么要哭呢？我坚信我的母亲并没有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已经死去。
母亲的躯体消失后，她房间里一切流动的声音，比如挂钟的滴塔声、水管里的流水声，都似乎死去了。
可是，她的衣服依然活着，我坚信这一点。
我常常敲敲她的房门，然后用钥匙自己打开门，说一声“妈妈，睡觉了吗？”就走进来。然后，我便长时间地与她的衣服交谈。它们的确是活的，因为我千真万确地听到了她的衣服对我说话。
有一天，我傍晚在街上散步的时候，遇见一个长得很像禾的女孩儿，她正在一棵槐树的树荫底下观望那些路灯下晃动婆娑的叶影。她看了很长时间那些乌云般流动的影子，我在一边看了她很长时间。
最后，我抑制不住好奇心，走过去问她“你在看什么？”
我当然并不关心她到底在看什么，我只是想离她近些，看看她的脸孔。
她指着街灯下柏油路边斑驳的叶影说“你看，这些树叶在晃动，是不是正在地震呢？”
我说“不会，否则你也会感觉到摇晃震颤的。那是风。”
女孩儿说“你看，树干也在晃呢。”
我躲开树影，抬头望了望那树干，果然它在微微摇晃，静谧地摇晃。我伸出了一只手，以证实这是真的。那些树影仿佛是一头巨大绵长的头发，在微风中舞动，树根像一个纽扣系住了它。
我真有些模糊不清了。
但是，我并不感兴趣是否地震的问题，地震比起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心里的震动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说“你怎么会有兴趣这么长时间观察路灯下的树影呢？这多无聊。”
女孩儿说“还有什么有聊呢？”
我说“我不知道。”
母亲消失之后，我曾在黄昏时候，长时间观察过阳光是怎样一点点从墙壁上退缩的，我还侦察过一只老鼠在一天里的隐蔽行踪；观察过冬天的脚步是怎样首先降临到我的手指尖，然后才蔓延到我的全身的。这种观察的习惯，是在后来我的亲密朋友全都离开了我之后开始的。
所以这会儿，我十分理解她。
地上那些摇晃的树影，忽然使我产生了自己的躯体与周围环境不真实的疏离感，仿佛我与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缝隙，好似放置了一个玻璃屏幕，透过这屏幕一切都虚无飘渺起来。
有一瞬间，我的脑子也变得不是我自己的了，站立在那里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一个叫做“零女士”的人。
这种异样感，大约持续了几分钟才消失。
然后，我渐渐看清楚了这女孩儿的脸孔。她长得并不特别像禾，只是远处的轮廓有点像而已。
我转身离开了。
“再见。”我说。
晚上，当我在母亲的房间，打开她的衣柜，告诉了那些衣服这件事。
母亲的衣服说：“这女孩儿一定很孤独。”
非常奇妙，那语声是和母亲一模一样的声音。
另外一次，也是黄昏时候，我在街头路边漫不经心地散步，一缕黯淡的夕阳红透过渐渐稀疏的树木枝叶，斜射到熙来攘往的人群脸孔上，空气中浮动着一股秋日的馥郁芬芳。路边的商店都关了门，仿佛所有的灵魂都漂泊在大街上。一辆辆穿梭不息的小汽车闪电般地从我的眼前飞驰而过。
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冲动，想扑到马路中央急驶的汽车轮胎底下去，我抑制不住地感到这是—种“投胎”可以再生。
正在这时，一个英俊的男子走过来。打断了我的联想。
他说“送给你两张票。”
我楞了一会儿，反应过来.说“什么票？”
“是迪厅的舞票。”他说。
我说“为什么要送我？”
他没说什么，笑了一下，就转身离开了。
真是奇怪啊！
晚上，我来到母亲房间，我听到空气中她的声音在说“不要去那个迪厅跳舞，这可能是一个阴谋，也可能是一个阳谋。”
我感到恐惧，为什么有人要加害于我呢？
后来，有人为了制止我与母亲的衣物交谈——这个“不正当的行为”(他们称之为不正当的行为)，也为了我的生活，他们帮我把母亲那套房子给卖了。
我依靠这笔钱而生活。
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的交谈继续下去。不仅如此，我还可以以默念的方式听到自己的思想，脑子里经常有声音在对话，其内容正是我所想但还未说出口的。
有一天下午，我坐在沙发上正准备看书，房间里空荡荡的，屋顶处有一只小蜘蛛，我观察了它一阵，琢磨不出它整天躲在那里做什么。窗外细细绵绵的雨雾吹拂到纱帘上，我注意到雨丝慢慢凝结起来形成了雨珠，如同一只只湿漉漉的鸟栖落到我的纱帘上。
这时候我听到有语声，仿佛只是空气中的一个无形的舌头在说“看书，看书”于是我便埋头看起书来。
记得当时我看的是卡夫卡的变形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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