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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州最近流传一句调皮话：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林姨发现了大哥大。有天，陶凡的夫人林姨上街买菜，见人站在大街上，拿着个砖头大小的黑盒子说话。她看傻了眼，上前问：“小伙子，你这是在干什么？”那人白了她一眼，说：“这叫大哥大，没见过？”林姨回来同陶凡讲些这事，陶凡也弄不明白。过几天陶陶回来，才告诉两位老人：“那是最新流行的移动电话，又叫手机，广东那边叫大哥大。很贵，要两三万块钱。”陶凡听了，长叹一声，缓缓摇头，却没说半个字。
马杰悄悄地告诉孟维周：“外面有人讲鬼话，说张书记同厂长经理们太热乎了，中间肯定有说不清的事。特别是讲同舒先生和唐半仙的关系，太那个了。那意思，不是讲张书记受他们的贿？张书记那部大哥大，外面就有很多说法。”
孟维周严肃地说：“马师傅，这种无根生叶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去传。就是听见有人议论，也要敢于制止。我们是张书记身边的人，最了解张书记，更有责任站出来维护张书记形象。不过，不是适当的场合，也没有必要主动站出来做解释，那样别人以为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成了反宣传。”
马杰说：“是的是的，我也只是同你讲一下。你看是否应报告一下张书记？”
孟维周说：“没有必要报告。当领导的，一人难满百人意，有点议论，正常的，何必报告，让张书记不畅快？张书记太忙了，没有时间关心这种事！”
其实这种议论孟维周早就听说了，还有人告黑状告到了省里。不光这些，还说他同几个女人关系暧昧，已经死去的柳韵是他最喜欢的。张兆林自己当然也知道了，并不放在心上。有回省纪委严书记下来检查工作，张兆林同他扯谈，再次讲了他那句名言：“有人告状的领导不一定是好领导，没有人告状的领导绝对不是好领导。”严书记点头称许：“言之有理。”
张兆林后来又在好几个场合讲了这话，孟维周便感觉出这话的分量来。细细体会，那句名言妙不可言。既然有人告状的领导不一定是好领导，中间自然有坏领导。同是有人告状，谁好谁坏，怎么知道？这就说不清了。妙就妙在这个说不清。
省日报社驻本地区记者站白站长奉命来到张兆林办公室，吴秘书长和孟维周在座。张兆林就各级领导如何为企业家撑腰，理直气壮地支持改革这个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这个问题，我们地委一直是重视的，地委也是带了头的，全区总的来说是做得不错的。但是，有些同志做得不够，个别同志对这个举措还有误解。所以，我建议组织一次宣传活动。群众要靠正确的舆论引导。吴秘书长你负责牵头，由地委办、行署办、宣传部、记者站等单位抽调骨干，具体研究落实。”
听完张兆林的指示，吴秘书长叫白站长和孟维周到他办公室去，三人先凑凑，搞个大致方案，再请有关单位的同志来谈谈。
“凑一凑，凑一凑吧。”吴秘书长说。
白站长说：“听吴秘的，听吴秘的。”
孟维周也说：“听吴秘的。”
吴秘书长说：“那好吧。我的意见，这次宣传，内容上要有针对性，声势上要有震动性，组织上要有计划性。现在的问题是，对于改革大家是有共识的，但落实起来，情况就不容乐观了。所以说，首先要以张书记的名义，写一篇理论文章，强调理直气壮地支持改革者。这个原则上由地委办和宣传部负责。另外，组织一篇长篇报道，宣传地委一班人同企业家交朋友，为企业家排忧解难的事迹。这个原则上由行署办和记者站负责。省报就上这两篇，不在于多。同报社的具体联系工作，白站长负责。西州日报，除了上面这两篇文章外，还可以另外组织一些。我就这个意见，看两位如何？”
白站长表示拥护：“我们按吴秘意见办。”
孟维周也说：“这样安排好。”
孟维周看来，吴秘书长虽然话说得有些别扭，生硬地凑出个“三性”但他看问题还是看到点子上了，部署也很有条理。领导同志讲话的语法或逻辑毛病，孟维周也早习以为常了。
吴秘书长说：“那好。小孟请通知一下几个单位，明天上午八点半到地委会议室来开个会。”
孟白二人便告辞。出来后，白站长将孟维周拉到一边，说：“我不便同张书记和吴秘讲，你看怎么参谋一下。文章当然要上的，但省里报社那边要意思一下，我们站里没有这个开支。”
孟维周说：“这个好办，按老规矩，我提醒吴秘就是了，不必惊动张书记。”
半个月之后，文章先后在省报发表了。先发张书记的理论文章，要理直气壮地支持改革者。这是一篇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好文章。过了几天，省报又推出长篇报道：人民公仆的情怀——西州地委一班人做企业家朋友，为改革者撑腰。
张兆林收到了一封告状信，告的正是唐半仙。信是孟维周拆的。一般的信，该怎么处理，孟维周就代为处理了，不用交张书记过目。因为这封信关系重大，他不敢擅作主张。主要告唐半仙三件事，一是贪污公款；二是生活腐化；三是经营失误，企业亏损。情节具体，言之凿凿。署名物资公司职工李友竹。这让张兆林很不好办。前不久刚宣传过地委领导同企业家交朋友的事迹，他自己还写了理论文章。这当然是正确的。可那篇报道里专门写到了张兆林同唐半仙交朋友的生动事例。张兆林猜不透是唐半仙得罪了职工，还是有更复杂的背景？他隐约感觉到，这似乎是冲他张兆林来的，可能还有更复杂的情景。张兆林见这信是电脑打的，说明告状人肯定印了若干份，其他领导也会收到的。这就很不好批示，弄不好几个头头的批示意见有分歧，难免弄出矛盾。而且有人会拿他的批示去猜谜的。思索了好一阵子，他批示道：
转纪委。对这一类揭举信的处理要慎重，既要重视问题，又要实事求是，更要有利于稳定企业，稳定人心。
这是一道很有功底的批示。字面意义不偏不倚，无可挑剔，聪明人一读便知在暗示什么，但谁也提不出理由说这是在暗示。那“这一类”三字亦是点睛之笔。这说明张书记关心的是类似的所有案件，这道批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你说张书记同唐半仙关系特别，但张书记对唐半仙案件连专门批示都没有，只是笼统就这一类案件的批示。
有时，张书记批示什么意见，难以尽意或不便尽意，孟维周心领神会，却不在张书记面前挑破。他便将有关人员找来，把张书记的批示交给他们，并口述一遍。口述当然按批示原文，一字不差，而听的人一下就领会了。语言艺术就是这么玄妙。孟维周的这套功夫，深得张书记的赏识。今天这道关于唐半仙的批示，孟维周完全能够透彻理解。但这道批件不会让孟维周去送的，得由地委办的正规公文渠道传递。孟维周相信纪委的领导也会领会的。孟维周也不希望唐半仙真的有什么问题。
几天之后，纪委两位同志到张书记办公室汇报，说：“物资公司没有李友竹这么个人，这只能算是一封匿名信。用匿名信告状的，我们每天都会收到不少，一般不立案查办。哪有这么多人手？请示张书记这事是不是放一下？”
张书记说：“这个你们纪委有权决定。用匿名信告黑状，这个风气很不好。以前我们不注意方法，很有一些同志被这种匿名信给害苦了，还弄了一些冤假错案。这个教训一定要吸取。我还是那个观点，有人告状的领导不一定是好领导，没有人告状的领导绝对不是好领导。”
纪委的同志走后，孟维周有事进来了。张书记还在自言自语：“什么李友竹，哪里钻出个李友竹？”
孟维周听了，灵机一闪，猜到了什么，说：“李友竹就是理由足的谐音，肯定是匿名信。既然有理由，又何必匿名？不可信。”这话极合张书记的心意。
不料，过了两个多月，省检察院对唐半仙的问题做了批示，责成西州地区检察院立案查办。看来那个告状的人是铁了心了。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就不可等闲视之了。地委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听取了地检察院王检察长就本案的专题汇报。张书记的态度明朗，说：“实事求是，依法办事。”
唐半仙听到了消息，跑到张书记这里汇报。张书记说：“你现在不要找我，我只希望你真的清清白白。地委一向支持你的工作，但你真的有问题，也不能包庇你。包也是包不了的。地委一向支持你的工作是正确的，但不是叫你乱来。当然从我个人愿望，希望你没有事。”
第二天，唐半仙被收容审查。张书记指示王检察长：“这个案子影响太大，地委很关注，你们要随时向我通报办案情况。当然严格说这是不合法的，但我是不会干扰你们独立办案的。”所以，从唐半仙被收容之日起，王检察长每天都要同张书记碰一次头。
侦查工作步步深入。一个星期之后，张书记在地直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讲到：“个别企业负责人，利欲熏心，生活腐化，更有甚者，在经营活动中，不讲科学，靠问卜算卦来定决策，真是荒唐至极！这样搞，企业不亏得一塌糊涂才怪！”
张书记表情义愤，十分严肃。下面有人悄悄议论：这下唐半仙完了。孟维周不知案件详情，但觉得张书记不该点唐半仙算卦的事，你自己也相信，也让唐半仙算过，况且你们私交也可以，却这么讲，有失厚道。不过这只是孟维周内心一闪而过的感触，并不妨碍他对张书记的尊重。他早就在什么书上看到了一句至理名言：用道德标准去衡量政治家是幼稚可笑的。
张书记讲话的当天，唐半仙被正式逮捕。那天，张书记吩咐孟维周：“同舒先生联系一下。他找过我几次，我没有时间。你跟他讲，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先找你。”
孟维周明白张书记的意图。唐半仙案发，一石激起千重浪，各种离奇的谣言都来了。有人说唐半仙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背后肯定有人。听者却说，有人又怎样？这样的事还少见吗？有的人，大家都知道他不干净，就是搞他不倒。人家得问你要证据啊！你怎么去告？向谁告？官官相护哩！人家当着全区人民的面向省委书记打电话，这不清清楚楚吗？人家同上面头头都是铁哥们儿！北京都有靠山！北京？省里头儿肯定是他的靠山，北京就不一定，都是些退下来的老同志，能顶什么用？这你就不懂了。那些老同志，退下来了，虽是天津包子狗不理，但他们要将一个小小地委书记扶上副省级，还是出得了力的。他是个聪明人，那些老同志，退下来无聊得发慌，他一年去看他们几次，汇汇报，他们心里自然很受用的。不用他明讲，他们也会为他讲话的。这个路子从来还没有人走过哩！
流言蜚语通过各种途径传到孟维周的耳中。他猜想张书记也会听到的。只是张书记听到的话会委婉一点，不会像他听到的这么露骨。这是张兆林主持地委工作以来最棘手的时期，孟维周也深感忧虑。张兆林却一直是处变不惊的样子。倒是孟维周的姨父讲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话：“人家玩儿到这份儿上，你们几封告状信就可以把他弄倒？这些人真蠢。”姨父说这话时，刚喝过酒，醉眼蠓咙的样子。孟维周这几天总为张书记担心，便老想起姨父的话，觉得那似醉非醉的神态像个大彻大悟者。也许姨父的话真有道理。这让他又想起某公一段关于大人物小人物的宏论。说是小人物因为太小，有个什么错误就显眼了，所以小人物不能有小错；大人物因为太大，一般的错误在他们身上就忽略不计，所以大人物不怕有错，纵然有错误也只能是伟大的错误。小人物活着，就是居家过日子，用句粗话讲就是上为嘴巴下为jī巴，所以jī巴错误就是大错误，要治流氓罪；而大人物活着是要治国安邦的，他们玩玩女人真的只是jī巴大个事。西方有人就说，政治家最好的休息方式是做ài。孟维周当时听到这话，虽感到恶臭逼人，却又不得不承认其精彩。
这种时候，张书记同舒先生这些人交往的确应注意一点策略。孟维周准备给舒先生打电话。刚提起电话，马上又放下了，他像预感到了什么，觉得不应用办公室的电话。他想起了去年省里商业总公司吴经理的案子。吴经理因经济犯罪被收审逮捕，起初死不承认。后来检察部门将两个多月以来他同妻子、情妇的所有电话录音一放，吴经理就哑口无言了。孟维周最初听到这事，背脊骨阵阵发凉。从那以后，他有意培养一种好习惯，不在电话里讲不便讲的话。他放下电话，从后门走到街上，打了一部公用电话。
“舒先生吗？是我，听出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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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杰悄悄地告诉孟维周：“外面有人讲鬼话，说张书记同厂长经理们太热乎了，中间肯定有说不清的事。特别是讲同舒先生和唐半仙的关系，太那个了。那意思，不是讲张书记受他们的贿？张书记那部大哥大，外面就有很多说法。”
孟维周严肃地说：“马师傅，这种无根生叶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去传。就是听见有人议论，也要敢于制止。我们是张书记身边的人，最了解张书记，更有责任站出来维护张书记形象。不过，不是适当的场合，也没有必要主动站出来做解释，那样别人以为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成了反宣传。”
马杰说：“是的是的，我也只是同你讲一下。你看是否应报告一下张书记？”
孟维周说：“没有必要报告。当领导的，一人难满百人意，有点议论，正常的，何必报告，让张书记不畅快？张书记太忙了，没有时间关心这种事！”
其实这种议论孟维周早就听说了，还有人告黑状告到了省里。不光这些，还说他同几个女人关系暧昧，已经死去的柳韵是他最喜欢的。张兆林自己当然也知道了，并不放在心上。有回省纪委严书记下来检查工作，张兆林同他扯谈，再次讲了他那句名言：“有人告状的领导不一定是好领导，没有人告状的领导绝对不是好领导。”严书记点头称许：“言之有理。”
张兆林后来又在好几个场合讲了这话，孟维周便感觉出这话的分量来。细细体会，那句名言妙不可言。既然有人告状的领导不一定是好领导，中间自然有坏领导。同是有人告状，谁好谁坏，怎么知道？这就说不清了。妙就妙在这个说不清。
省日报社驻本地区记者站白站长奉命来到张兆林办公室，吴秘书长和孟维周在座。张兆林就各级领导如何为企业家撑腰，理直气壮地支持改革这个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这个问题，我们地委一直是重视的，地委也是带了头的，全区总的来说是做得不错的。但是，有些同志做得不够，个别同志对这个举措还有误解。所以，我建议组织一次宣传活动。群众要靠正确的舆论引导。吴秘书长你负责牵头，由地委办、行署办、宣传部、记者站等单位抽调骨干，具体研究落实。”
听完张兆林的指示，吴秘书长叫白站长和孟维周到他办公室去，三人先凑凑，搞个大致方案，再请有关单位的同志来谈谈。
“凑一凑，凑一凑吧。”吴秘书长说。
白站长说：“听吴秘的，听吴秘的。”
孟维周也说：“听吴秘的。”
吴秘书长说：“那好吧。我的意见，这次宣传，内容上要有针对性，声势上要有震动性，组织上要有计划性。现在的问题是，对于改革大家是有共识的，但落实起来，情况就不容乐观了。所以说，首先要以张书记的名义，写一篇理论文章，强调理直气壮地支持改革者。这个原则上由地委办和宣传部负责。另外，组织一篇长篇报道，宣传地委一班人同企业家交朋友，为企业家排忧解难的事迹。这个原则上由行署办和记者站负责。省报就上这两篇，不在于多。同报社的具体联系工作，白站长负责。西州日报，除了上面这两篇文章外，还可以另外组织一些。我就这个意见，看两位如何？”
白站长表示拥护：“我们按吴秘意见办。”
孟维周也说：“这样安排好。”
孟维周看来，吴秘书长虽然话说得有些别扭，生硬地凑出个“三性”但他看问题还是看到点子上了，部署也很有条理。领导同志讲话的语法或逻辑毛病，孟维周也早习以为常了。
吴秘书长说：“那好。小孟请通知一下几个单位，明天上午八点半到地委会议室来开个会。”
孟白二人便告辞。出来后，白站长将孟维周拉到一边，说：“我不便同张书记和吴秘讲，你看怎么参谋一下。文章当然要上的，但省里报社那边要意思一下，我们站里没有这个开支。”
孟维周说：“这个好办，按老规矩，我提醒吴秘就是了，不必惊动张书记。”
半个月之后，文章先后在省报发表了。先发张书记的理论文章，要理直气壮地支持改革者。这是一篇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好文章。过了几天，省报又推出长篇报道：人民公仆的情怀——西州地委一班人做企业家朋友，为改革者撑腰。
张兆林收到了一封告状信，告的正是唐半仙。信是孟维周拆的。一般的信，该怎么处理，孟维周就代为处理了，不用交张书记过目。因为这封信关系重大，他不敢擅作主张。主要告唐半仙三件事，一是贪污公款；二是生活腐化；三是经营失误，企业亏损。情节具体，言之凿凿。署名物资公司职工李友竹。这让张兆林很不好办。前不久刚宣传过地委领导同企业家交朋友的事迹，他自己还写了理论文章。这当然是正确的。可那篇报道里专门写到了张兆林同唐半仙交朋友的生动事例。张兆林猜不透是唐半仙得罪了职工，还是有更复杂的背景？他隐约感觉到，这似乎是冲他张兆林来的，可能还有更复杂的情景。张兆林见这信是电脑打的，说明告状人肯定印了若干份，其他领导也会收到的。这就很不好批示，弄不好几个头头的批示意见有分歧，难免弄出矛盾。而且有人会拿他的批示去猜谜的。思索了好一阵子，他批示道：
转纪委。对这一类揭举信的处理要慎重，既要重视问题，又要实事求是，更要有利于稳定企业，稳定人心。
这是一道很有功底的批示。字面意义不偏不倚，无可挑剔，聪明人一读便知在暗示什么，但谁也提不出理由说这是在暗示。那“这一类”三字亦是点睛之笔。这说明张书记关心的是类似的所有案件，这道批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你说张书记同唐半仙关系特别，但张书记对唐半仙案件连专门批示都没有，只是笼统就这一类案件的批示。
有时，张书记批示什么意见，难以尽意或不便尽意，孟维周心领神会，却不在张书记面前挑破。他便将有关人员找来，把张书记的批示交给他们，并口述一遍。口述当然按批示原文，一字不差，而听的人一下就领会了。语言艺术就是这么玄妙。孟维周的这套功夫，深得张书记的赏识。今天这道关于唐半仙的批示，孟维周完全能够透彻理解。但这道批件不会让孟维周去送的，得由地委办的正规公文渠道传递。孟维周相信纪委的领导也会领会的。孟维周也不希望唐半仙真的有什么问题。
几天之后，纪委两位同志到张书记办公室汇报，说：“物资公司没有李友竹这么个人，这只能算是一封匿名信。用匿名信告状的，我们每天都会收到不少，一般不立案查办。哪有这么多人手？请示张书记这事是不是放一下？”
张书记说：“这个你们纪委有权决定。用匿名信告黑状，这个风气很不好。以前我们不注意方法，很有一些同志被这种匿名信给害苦了，还弄了一些冤假错案。这个教训一定要吸取。我还是那个观点，有人告状的领导不一定是好领导，没有人告状的领导绝对不是好领导。”
纪委的同志走后，孟维周有事进来了。张书记还在自言自语：“什么李友竹，哪里钻出个李友竹？”
孟维周听了，灵机一闪，猜到了什么，说：“李友竹就是理由足的谐音，肯定是匿名信。既然有理由，又何必匿名？不可信。”这话极合张书记的心意。
不料，过了两个多月，省检察院对唐半仙的问题做了批示，责成西州地区检察院立案查办。看来那个告状的人是铁了心了。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就不可等闲视之了。地委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听取了地检察院王检察长就本案的专题汇报。张书记的态度明朗，说：“实事求是，依法办事。”
唐半仙听到了消息，跑到张书记这里汇报。张书记说：“你现在不要找我，我只希望你真的清清白白。地委一向支持你的工作，但你真的有问题，也不能包庇你。包也是包不了的。地委一向支持你的工作是正确的，但不是叫你乱来。当然从我个人愿望，希望你没有事。”
第二天，唐半仙被收容审查。张书记指示王检察长：“这个案子影响太大，地委很关注，你们要随时向我通报办案情况。当然严格说这是不合法的，但我是不会干扰你们独立办案的。”所以，从唐半仙被收容之日起，王检察长每天都要同张书记碰一次头。
侦查工作步步深入。一个星期之后，张书记在地直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讲到：“个别企业负责人，利欲熏心，生活腐化，更有甚者，在经营活动中，不讲科学，靠问卜算卦来定决策，真是荒唐至极！这样搞，企业不亏得一塌糊涂才怪！”
张书记表情义愤，十分严肃。下面有人悄悄议论：这下唐半仙完了。孟维周不知案件详情，但觉得张书记不该点唐半仙算卦的事，你自己也相信，也让唐半仙算过，况且你们私交也可以，却这么讲，有失厚道。不过这只是孟维周内心一闪而过的感触，并不妨碍他对张书记的尊重。他早就在什么书上看到了一句至理名言：用道德标准去衡量政治家是幼稚可笑的。
张书记讲话的当天，唐半仙被正式逮捕。那天，张书记吩咐孟维周：“同舒先生联系一下。他找过我几次，我没有时间。你跟他讲，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先找你。”
孟维周明白张书记的意图。唐半仙案发，一石激起千重浪，各种离奇的谣言都来了。有人说唐半仙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背后肯定有人。听者却说，有人又怎样？这样的事还少见吗？有的人，大家都知道他不干净，就是搞他不倒。人家得问你要证据啊！你怎么去告？向谁告？官官相护哩！人家当着全区人民的面向省委书记打电话，这不清清楚楚吗？人家同上面头头都是铁哥们儿！北京都有靠山！北京？省里头儿肯定是他的靠山，北京就不一定，都是些退下来的老同志，能顶什么用？这你就不懂了。那些老同志，退下来了，虽是天津包子狗不理，但他们要将一个小小地委书记扶上副省级，还是出得了力的。他是个聪明人，那些老同志，退下来无聊得发慌，他一年去看他们几次，汇汇报，他们心里自然很受用的。不用他明讲，他们也会为他讲话的。这个路子从来还没有人走过哩！
流言蜚语通过各种途径传到孟维周的耳中。他猜想张书记也会听到的。只是张书记听到的话会委婉一点，不会像他听到的这么露骨。这是张兆林主持地委工作以来最棘手的时期，孟维周也深感忧虑。张兆林却一直是处变不惊的样子。倒是孟维周的姨父讲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话：“人家玩儿到这份儿上，你们几封告状信就可以把他弄倒？这些人真蠢。”姨父说这话时，刚喝过酒，醉眼蠓咙的样子。孟维周这几天总为张书记担心，便老想起姨父的话，觉得那似醉非醉的神态像个大彻大悟者。也许姨父的话真有道理。这让他又想起某公一段关于大人物小人物的宏论。说是小人物因为太小，有个什么错误就显眼了，所以小人物不能有小错；大人物因为太大，一般的错误在他们身上就忽略不计，所以大人物不怕有错，纵然有错误也只能是伟大的错误。小人物活着，就是居家过日子，用句粗话讲就是上为嘴巴下为jī巴，所以jī巴错误就是大错误，要治流氓罪；而大人物活着是要治国安邦的，他们玩玩女人真的只是jī巴大个事。西方有人就说，政治家最好的休息方式是做ài。孟维周当时听到这话，虽感到恶臭逼人，却又不得不承认其精彩。
这种时候，张书记同舒先生这些人交往的确应注意一点策略。孟维周准备给舒先生打电话。刚提起电话，马上又放下了，他像预感到了什么，觉得不应用办公室的电话。他想起了去年省里商业总公司吴经理的案子。吴经理因经济犯罪被收审逮捕，起初死不承认。后来检察部门将两个多月以来他同妻子、情妇的所有电话录音一放，吴经理就哑口无言了。孟维周最初听到这事，背脊骨阵阵发凉。从那以后，他有意培养一种好习惯，不在电话里讲不便讲的话。他放下电话，从后门走到街上，打了一部公用电话。
“舒先生吗？是我，听出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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