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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于客。閉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
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樂，有求則與之。而尤善釀酒以飲客。或日："子無病而多蓄樂，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為人，何也？"予笑日："病者得樂，吾為之體輕；飲者團于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
東皋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日："待詔樂乎？"日："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子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鬥。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複以酒遷予。略計其所獲，殆過于東皋子矣。然東皋子自謂五鬥先生，則日給三鬥，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皋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于千載，或庶幾焉。
蘇東坡寫過一篇"酒頌"。即便不解杯中趣的人，讀了他描寫陶然微醉的快樂，也會為之神往的。
濁酵有妙理賦：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于昨夢，信妙理之疑神伊人之生，以酒為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翰英有毒，安能發性？乃如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駁，漏朝日之域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座中客滿，惟憂百磕之空。身后名輕，但覺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儒，夜光之壁，不可以鋪。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懊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遊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樂；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蘇東坡不但是酒的鑒賞家和試驗者，他還自己造酒喝。他在定州短短一段時期，他曾試做橘子酒和松灑，松酒甜而微苦。在他寫的"松酒賦"裏，他曾提到松脂的蒸餾法，但是如何制酒卻未明言。在惠州他造了桂酒，而且生平第一次品嘗中國南方的特產"酒子"。酒子是在米酒還未曾充分發酵時取出來的，所以其中酒精成分甚少，實際上有些像稍帶酸味的啤酒。有一次，在一首詩前的小序中他說他一面濾酒，一面喝個不停，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在給朋友的一封信裏，他說了"真一酒"的做法。這種酒是白麵粉、糯米、清例的泉水這神聖的三一體之精華，做成之后，酒色如玉。上等麵粉展釀粉，揉成面鞠餅，掛起來幹兩個月；然后煮上一斗米，在取出之后用水沖淨，晾乾；再拿三兩翻餅，軋成細粉，與米和勻，放入甕中，壓擠極緊，中間留一圓錐形小坑，在中間低處流出酒液時，把剛才留下的一部分卻粉灑在中間低處。等酒液已經夠多，把壓緊的米切開，放入新煮好的米，其比例為一鬥舊米加入三升新米，再加進兩碗開水，過了大約三天到五天，便釀成了六升的好酒。但是時間的長短，也要看天氣如何而定。在熱天，酵母要減少半兩。
說公道話，蘇東坡在做酒方面，只是個外行中的內行，而不是個真正內行。做酒只是他的業餘嗜好而已。在他去世之后，過和邁兩個兒子常被人問到他父親做各種酒的方法，尤其是在蘇東坡詩和書信中常提到的桂酒。兩個兒子都大笑。二子過說："先父只是喜歡試驗罷了，他只試過一兩次。桂酒嘗來猶如屠蘇酒。"蘇東坡大概是太性急，不能契而不舍研究個透徹。據說嘗過他在黃州做的蜜酒的人，都有幾次腹瀉。
在哲宗紹聖三年（一0九五）四月十九日，他的堂妹去世。真是不幸，她的名字始終未能傳下來，蘇東坡只是稱她"堂妹"，或"小二娘"。她丈夫寫給蘇東坡的信報告這個噩耗，竟走了三個月。蘇東坡對堂妹的鍾愛並未少減，這一點在幾年前他寫信給一個親戚，可以證明，因為那封信裏他說一次旅行時未能到常州去看她，始終引以為憾。在最后一年，她與丈夫顯然是遷到蘇東坡為官的定州去居住。她丈夫柳仲遠，是一個方正的貧儒，並未考中科舉，但甚喜收藏字畫。蘇東坡在京都時，他曾去拜望蘇東坡，蘇東坡曾以書畫相贈。蘇東坡在給程之才的信裏，提到堂妹的死訊，說自己"情懷割裂"，在給堂妹的兒子的信裏，也說"此心如割"。用這類說法表示傷懷，在中文裏雖非什麼特殊，但所表示的仍是很深的傷懷。
他為堂妹寫的祭文，顯然是得到噩耗之后寫的，這篇祭文頗有真誠感觸，顯示出一往情深之致。文中說，他祖父所有的孫子，只有四個尚在。那四個是東坡、子由、子安（他伯父之子，在家鄉為弟兄們照料祖瑩），另一個便是這位堂妹。說她"慈孝溫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隨后談到私人的感受。他盼她的兩個兒子能長大成人，能夠光耀門媚。祭文上說："一秀不實，何辜于神，謂當百年，觀此勝振。雲何俯仰，一螫再呻。救藥靡及，庵為空雲。萬里海涯，百日計聞。柑棺何在，夢淚儒茵。長號北風，寓此一搏。"
一年之后，她丈夫也去世，靈樞南運至靖江附近的老家安葬。
蘇東坡到惠州不久，得到一個消息，頗使他心中焦慮。在過去四十二年中，自從他姐姐去世，他父親公開指責他內兄家之后，他和弟弟子由就一直沒和內兄程之才通信或交談，但只和程家其他弟兄有書信來往。章停聽到這件親家嫌隙，他就特派程之才專程南下擔任提刑，處理重大訴訟和上訴的案件。在哲宗紹聖二年（一0九五）正月，他到了廣州，是蘇東坡到了惠州的三四個月之后，蘇東坡摸不清楚程之才究竟是否已把過去的事置諸腦后，所以完全不知道會有何等情況發生，由于一個朋友的關係，蘇東坡給程之才寫了一封客氣禮貌的信，因而知道程之才要在三月到惠州。確知他別無他意之后，蘇東坡派兒子過在他來時去接他，並且帶著一封歡迎信，自稱："杜門自屏，省窮念咎。"程之才此時已然年老，年約六十歲。事實是程之才頗想彌補過去的嫌隙，重獲此一門貴親的友誼。他向蘇東坡懇求為他曾祖父（蘇東坡的外曾祖父）寫一篇墓誌銘。也許是親戚畢竟是親戚；也許是眉山城皆以蘇東坡此位大文豪為榮，而程之才也頗有此榮譽感。于是雙方的關係又顯得真正親熱起來，由雙方交換很多信件詩文，蘇東坡也對他有所請求。在惠州過了十天，程之才又出發視察，不過那一年大部分時光他在廣州附近度過。
有程之才在，並且憑藉他的友情，蘇東坡得以對地方頗有建樹。雖然蘇東坡已無權副署好多公文，可是他卻充分利用他對程之才的影響力。他對朝廷高層政治固然是已告斷絕，可是對鄰人和當地百姓的福利，他還是視為己任。倘若有什麼事非法越理，他若能運用勢力予以糾正，他不會坐視不顧。紹聖三年正月元旦，博羅大火，使蘇東坡大為震驚。全城付之一炬。地方官對無家可歸的百姓都有救濟，臨時搭有篷帳供災民居住，並嚴防搶劫。官家衙署完全焚毀，全需重建。蘇東坡恐怕那些官衙的積弊惡習又要發生。他怕官方在重建此一城鎮時，又要乘機剝削人民，而地方政府會徵用物資民工。他建議程之才令當地政府在市場公開購買，禁止徵集民間物資，徵用民工。他指出來，否則"害民又甚于火災"。
他站在惠州街上，看到使他十分痛心的事。看見農夫滿車裝著穀子去向當地政府繳納捐稅。因為豐收，穀價下跌，政府拒絕收取穀子。這正是蘇東坡要管的事。他一探詢，才知道政府要的是現款，因為穀價太低。農民必須在低價市場將穀子賣出，才能得到現款，可是農民須要繳納的捐稅現款卻按糧價高時計算。結果，農民欠一個糧稅，卻得賣兩鬥穀子才夠繳納。蘇東坡給程之才寫了一封長信，內容雄辯滔滔，言詞峻切，就仿佛以前上皇太后的表章一樣，這樣把此衙署積弊揭發無遺，指為向農民純然勒索。他請程之才和當地的稅吏和運輸官舉行一次會議，並建議當地政府當依穀物市價向農民徵稅。數月之后，他聽說那三位官員已經決定向朝廷聯合呈請，他十分高興。
他現在開始關心惠州城的諸種改善革新事宜。他還是一秉過去喜愛建設的天性，經過與程之才、幾位太守與縣令會商，建築了兩座橋，一個在河上，一個在惠州湖上。為興建這兩座橋，子由的太太捐出不少朝廷當年賞賜她的金幣。在忙于進行這項工程時，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特別受地方居民的敬仰，就是把無主野墳的骸骨重建一大家埋葬之。重新安葬之后，他寫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無名死者。他相信，那些死者不是平民，便是兵卒。他頗以那些骸骨有些殘缺不完，必須合葬為歉，只希望那些陰魂和睦相處，猶如一個大家庭一樣。他又在城西修了一座放生池。這純然是佛教思想，其基本觀念是輪回思想，相信那些魚也許前生是人身。魚類一放入此一放生池內，則生命安全無虞。那個池塘即名為"蘇東坡放生池"，直到清末，當地士紳百姓，還保持在節慶之日，去買魚放生的風俗。
他常對做些小事感到興趣。一件新奇的東西，在幾年之前很使他著迷，那時他正貶滴在黃州，那件東西叫做"浮馬"，是插秧用的。插秧是累得腰酸腿疼的事，農夫必須在水田中涉水而行，整天彎著腰肢勞做。浮馬就像在水面飄浮的一隻小船，農人可以坐在上面插秧，用腿當做槳移動，馬頭正好用來盛稻秧。這種東西既可使工作進行快速，又可以節省勞力。他想把這種東西向南方推廣應用。他對此事非常熱心，在給朋友的信裏他多次提到。他給一位太守送行時，曾經告說他要推廣浮馬的應用，並且說，為太守成功之道，在于"使民不畏吏"。
蘇東坡既已失去權力地位，又為當政者所不喜，壯年時致君于堯舜與改變帝國之命運等雄心壯志，已不復當年氣概。如今只是惠州一國民而已，他的事也就是鄰居翟秀才和林太太的事，這位林太太是釀酒的，總是賒給他酒喝。他的朋友是道士吳復古、陸惟謙，和羅浮的僧人。他在學者、太守、縣令之中，也有不少朋友。
他雖然不能做官，他還可以做個熱心公益的國民。廣州為廣東之省會，近在颶尺，太守王古也是他的朋友。蘇東坡因為知道廣州有瘟疫流行，就寫信給王古，提議籌備一筆基金，做創立公家醫院之用，就和以前他在杭州所力的一樣。廣州人和杭州人一樣，也是以飲水問題為苦，疾病易于流行也與此有關。他認識一個道士，那個道士有一套引山泉入廣州城的完整計畫。廣州城內有一口好井，只能供官家用。不過，廣州城七裏之外，在一個比廣州尚能新居多的地方，有了良好的泉水。蘇東坡把那個道士的引水計畫向王古提出，並且建議建設水管引泉水進城。水管可用大竹管做，此種大竹子在廣東東部生產甚多。在山泉所在地須要建一石頭水庫，用五根大竹管從此水庫引水到廣州城中另一石頭水庫。蘇東坡對水管的製造，說明得十分詳細，因為他在故鄉曾經見過。竹管介面處用麻縛緊，外面塗上厚漆，以防漏水。每一段竹管要開一小口，以竹撅堵塞，倘竹管之中有閉塞不通，便打開此小口檢查。他估計約有一萬根大約即可敷用。但是這些大竹管必須時常檢查，也要按期換新，就如同現代鐵道的枕木一樣。必須有官吏時常視察，每年必須從廣東東部採購此種大竹筒備用。他怕給他朋友招不必要的麻煩，他告訴王太守切莫讓人知道是他出的主意，因為當權派對他厭惡。但是王太守后來卻因"妄賑饑民"之罪而被革職。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于客。閉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
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樂，有求則與之。而尤善釀酒以飲客。或日："子無病而多蓄樂，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為人，何也？"予笑日："病者得樂，吾為之體輕；飲者團于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
東皋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日："待詔樂乎？"日："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子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鬥。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複以酒遷予。略計其所獲，殆過于東皋子矣。然東皋子自謂五鬥先生，則日給三鬥，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皋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于千載，或庶幾焉。
蘇東坡寫過一篇"酒頌"。即便不解杯中趣的人，讀了他描寫陶然微醉的快樂，也會為之神往的。
濁酵有妙理賦：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于昨夢，信妙理之疑神伊人之生，以酒為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翰英有毒，安能發性？乃如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駁，漏朝日之域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座中客滿，惟憂百磕之空。身后名輕，但覺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儒，夜光之壁，不可以鋪。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懊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遊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樂；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蘇東坡不但是酒的鑒賞家和試驗者，他還自己造酒喝。他在定州短短一段時期，他曾試做橘子酒和松灑，松酒甜而微苦。在他寫的"松酒賦"裏，他曾提到松脂的蒸餾法，但是如何制酒卻未明言。在惠州他造了桂酒，而且生平第一次品嘗中國南方的特產"酒子"。酒子是在米酒還未曾充分發酵時取出來的，所以其中酒精成分甚少，實際上有些像稍帶酸味的啤酒。有一次，在一首詩前的小序中他說他一面濾酒，一面喝個不停，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在給朋友的一封信裏，他說了"真一酒"的做法。這種酒是白麵粉、糯米、清例的泉水這神聖的三一體之精華，做成之后，酒色如玉。上等麵粉展釀粉，揉成面鞠餅，掛起來幹兩個月；然后煮上一斗米，在取出之后用水沖淨，晾乾；再拿三兩翻餅，軋成細粉，與米和勻，放入甕中，壓擠極緊，中間留一圓錐形小坑，在中間低處流出酒液時，把剛才留下的一部分卻粉灑在中間低處。等酒液已經夠多，把壓緊的米切開，放入新煮好的米，其比例為一鬥舊米加入三升新米，再加進兩碗開水，過了大約三天到五天，便釀成了六升的好酒。但是時間的長短，也要看天氣如何而定。在熱天，酵母要減少半兩。
說公道話，蘇東坡在做酒方面，只是個外行中的內行，而不是個真正內行。做酒只是他的業餘嗜好而已。在他去世之后，過和邁兩個兒子常被人問到他父親做各種酒的方法，尤其是在蘇東坡詩和書信中常提到的桂酒。兩個兒子都大笑。二子過說："先父只是喜歡試驗罷了，他只試過一兩次。桂酒嘗來猶如屠蘇酒。"蘇東坡大概是太性急，不能契而不舍研究個透徹。據說嘗過他在黃州做的蜜酒的人，都有幾次腹瀉。
在哲宗紹聖三年（一0九五）四月十九日，他的堂妹去世。真是不幸，她的名字始終未能傳下來，蘇東坡只是稱她"堂妹"，或"小二娘"。她丈夫寫給蘇東坡的信報告這個噩耗，竟走了三個月。蘇東坡對堂妹的鍾愛並未少減，這一點在幾年前他寫信給一個親戚，可以證明，因為那封信裏他說一次旅行時未能到常州去看她，始終引以為憾。在最后一年，她與丈夫顯然是遷到蘇東坡為官的定州去居住。她丈夫柳仲遠，是一個方正的貧儒，並未考中科舉，但甚喜收藏字畫。蘇東坡在京都時，他曾去拜望蘇東坡，蘇東坡曾以書畫相贈。蘇東坡在給程之才的信裏，提到堂妹的死訊，說自己"情懷割裂"，在給堂妹的兒子的信裏，也說"此心如割"。用這類說法表示傷懷，在中文裏雖非什麼特殊，但所表示的仍是很深的傷懷。
他為堂妹寫的祭文，顯然是得到噩耗之后寫的，這篇祭文頗有真誠感觸，顯示出一往情深之致。文中說，他祖父所有的孫子，只有四個尚在。那四個是東坡、子由、子安（他伯父之子，在家鄉為弟兄們照料祖瑩），另一個便是這位堂妹。說她"慈孝溫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隨后談到私人的感受。他盼她的兩個兒子能長大成人，能夠光耀門媚。祭文上說："一秀不實，何辜于神，謂當百年，觀此勝振。雲何俯仰，一螫再呻。救藥靡及，庵為空雲。萬里海涯，百日計聞。柑棺何在，夢淚儒茵。長號北風，寓此一搏。"
一年之后，她丈夫也去世，靈樞南運至靖江附近的老家安葬。
蘇東坡到惠州不久，得到一個消息，頗使他心中焦慮。在過去四十二年中，自從他姐姐去世，他父親公開指責他內兄家之后，他和弟弟子由就一直沒和內兄程之才通信或交談，但只和程家其他弟兄有書信來往。章停聽到這件親家嫌隙，他就特派程之才專程南下擔任提刑，處理重大訴訟和上訴的案件。在哲宗紹聖二年（一0九五）正月，他到了廣州，是蘇東坡到了惠州的三四個月之后，蘇東坡摸不清楚程之才究竟是否已把過去的事置諸腦后，所以完全不知道會有何等情況發生，由于一個朋友的關係，蘇東坡給程之才寫了一封客氣禮貌的信，因而知道程之才要在三月到惠州。確知他別無他意之后，蘇東坡派兒子過在他來時去接他，並且帶著一封歡迎信，自稱："杜門自屏，省窮念咎。"程之才此時已然年老，年約六十歲。事實是程之才頗想彌補過去的嫌隙，重獲此一門貴親的友誼。他向蘇東坡懇求為他曾祖父（蘇東坡的外曾祖父）寫一篇墓誌銘。也許是親戚畢竟是親戚；也許是眉山城皆以蘇東坡此位大文豪為榮，而程之才也頗有此榮譽感。于是雙方的關係又顯得真正親熱起來，由雙方交換很多信件詩文，蘇東坡也對他有所請求。在惠州過了十天，程之才又出發視察，不過那一年大部分時光他在廣州附近度過。
有程之才在，並且憑藉他的友情，蘇東坡得以對地方頗有建樹。雖然蘇東坡已無權副署好多公文，可是他卻充分利用他對程之才的影響力。他對朝廷高層政治固然是已告斷絕，可是對鄰人和當地百姓的福利，他還是視為己任。倘若有什麼事非法越理，他若能運用勢力予以糾正，他不會坐視不顧。紹聖三年正月元旦，博羅大火，使蘇東坡大為震驚。全城付之一炬。地方官對無家可歸的百姓都有救濟，臨時搭有篷帳供災民居住，並嚴防搶劫。官家衙署完全焚毀，全需重建。蘇東坡恐怕那些官衙的積弊惡習又要發生。他怕官方在重建此一城鎮時，又要乘機剝削人民，而地方政府會徵用物資民工。他建議程之才令當地政府在市場公開購買，禁止徵集民間物資，徵用民工。他指出來，否則"害民又甚于火災"。
他站在惠州街上，看到使他十分痛心的事。看見農夫滿車裝著穀子去向當地政府繳納捐稅。因為豐收，穀價下跌，政府拒絕收取穀子。這正是蘇東坡要管的事。他一探詢，才知道政府要的是現款，因為穀價太低。農民必須在低價市場將穀子賣出，才能得到現款，可是農民須要繳納的捐稅現款卻按糧價高時計算。結果，農民欠一個糧稅，卻得賣兩鬥穀子才夠繳納。蘇東坡給程之才寫了一封長信，內容雄辯滔滔，言詞峻切，就仿佛以前上皇太后的表章一樣，這樣把此衙署積弊揭發無遺，指為向農民純然勒索。他請程之才和當地的稅吏和運輸官舉行一次會議，並建議當地政府當依穀物市價向農民徵稅。數月之后，他聽說那三位官員已經決定向朝廷聯合呈請，他十分高興。
他現在開始關心惠州城的諸種改善革新事宜。他還是一秉過去喜愛建設的天性，經過與程之才、幾位太守與縣令會商，建築了兩座橋，一個在河上，一個在惠州湖上。為興建這兩座橋，子由的太太捐出不少朝廷當年賞賜她的金幣。在忙于進行這項工程時，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特別受地方居民的敬仰，就是把無主野墳的骸骨重建一大家埋葬之。重新安葬之后，他寫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無名死者。他相信，那些死者不是平民，便是兵卒。他頗以那些骸骨有些殘缺不完，必須合葬為歉，只希望那些陰魂和睦相處，猶如一個大家庭一樣。他又在城西修了一座放生池。這純然是佛教思想，其基本觀念是輪回思想，相信那些魚也許前生是人身。魚類一放入此一放生池內，則生命安全無虞。那個池塘即名為"蘇東坡放生池"，直到清末，當地士紳百姓，還保持在節慶之日，去買魚放生的風俗。
他常對做些小事感到興趣。一件新奇的東西，在幾年之前很使他著迷，那時他正貶滴在黃州，那件東西叫做"浮馬"，是插秧用的。插秧是累得腰酸腿疼的事，農夫必須在水田中涉水而行，整天彎著腰肢勞做。浮馬就像在水面飄浮的一隻小船，農人可以坐在上面插秧，用腿當做槳移動，馬頭正好用來盛稻秧。這種東西既可使工作進行快速，又可以節省勞力。他想把這種東西向南方推廣應用。他對此事非常熱心，在給朋友的信裏他多次提到。他給一位太守送行時，曾經告說他要推廣浮馬的應用，並且說，為太守成功之道，在于"使民不畏吏"。
蘇東坡既已失去權力地位，又為當政者所不喜，壯年時致君于堯舜與改變帝國之命運等雄心壯志，已不復當年氣概。如今只是惠州一國民而已，他的事也就是鄰居翟秀才和林太太的事，這位林太太是釀酒的，總是賒給他酒喝。他的朋友是道士吳復古、陸惟謙，和羅浮的僧人。他在學者、太守、縣令之中，也有不少朋友。
他雖然不能做官，他還可以做個熱心公益的國民。廣州為廣東之省會，近在颶尺，太守王古也是他的朋友。蘇東坡因為知道廣州有瘟疫流行，就寫信給王古，提議籌備一筆基金，做創立公家醫院之用，就和以前他在杭州所力的一樣。廣州人和杭州人一樣，也是以飲水問題為苦，疾病易于流行也與此有關。他認識一個道士，那個道士有一套引山泉入廣州城的完整計畫。廣州城內有一口好井，只能供官家用。不過，廣州城七裏之外，在一個比廣州尚能新居多的地方，有了良好的泉水。蘇東坡把那個道士的引水計畫向王古提出，並且建議建設水管引泉水進城。水管可用大竹管做，此種大竹子在廣東東部生產甚多。在山泉所在地須要建一石頭水庫，用五根大竹管從此水庫引水到廣州城中另一石頭水庫。蘇東坡對水管的製造，說明得十分詳細，因為他在故鄉曾經見過。竹管介面處用麻縛緊，外面塗上厚漆，以防漏水。每一段竹管要開一小口，以竹撅堵塞，倘竹管之中有閉塞不通，便打開此小口檢查。他估計約有一萬根大約即可敷用。但是這些大竹管必須時常檢查，也要按期換新，就如同現代鐵道的枕木一樣。必須有官吏時常視察，每年必須從廣東東部採購此種大竹筒備用。他怕給他朋友招不必要的麻煩，他告訴王太守切莫讓人知道是他出的主意，因為當權派對他厭惡。但是王太守后來卻因"妄賑饑民"之罪而被革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