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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这种情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农民工”的苦出身成了政治资本，在少数活跃分子的带动下，起来造反了，其中一个还当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农民工”的帽子才彻底被摘掉，并且每次开批判大会都有这些已经被“摘帽”的“农民工”都要上台发言，把一切罪过全部强加到刘少奇身上，这事才算完了。
但是“完了”的只是表面，事实上他们跟外来的技术移民还是有差别的。这些差别平常看不出来，到关键时刻就显露出来了，比如子女找对象。土著人家的女儿只要长的漂亮，嫁给移民人家的儿子倒是有可能的，尽管移民人家的父母可能不是很乐意，然而毕竟是新社会，婚姻法也明确规定婚姻自由，所以这种情况在稀土矿并不少见。但是移民人家的女儿嫁给土著儿子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至少在魏长青那一代人当中没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导致土著人家的儿子最终会有一部分成为老大难。魏长青当时就是老大难之一。
老大难魏长青最后走的是“第三条路线”他既没有找移民的女儿，也没有找土著人的女儿，而是找了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
找移民的女儿不可能，他愿意对方不愿意，找土著人的女儿只能找长相难看的，稍微有点姿色的就都高攀移民子弟了，一般不会考虑嫁给土著人的儿子，剩下的魏长青实在看不上。魏长青的父母虽然原来都是老实巴交的山民，但是魏长青自己却是在矿上张大的，算是“城里人”并且正儿八经地读到高中毕业，所以他比父母那一辈更懂得爱美。魏长青认为女人一定要美，就是不美也不能太丑，太丑了对自己是一种伤害。
高中毕业的魏长青也下过乡，但是他到底是农民的儿子，干农活没问题，加上本来就是本乡本土，跟有些贫下中农甚至沾亲带故，所以很快就被推荐上调回到了稀土矿。在农村镀了一次金的魏长青上调到矿上进了选矿厂，虽然还是一线工人，但是至少不会下井了。在矿上，小伙子只要不下井就是好工种，有了好工种的魏长青对未来应当有更好的憧憬，对生活也应该有更高的要求。魏长青那时候的要求很明确，找一个看上去顺眼一点的姑娘做老婆。
这时候，有人主动给他介绍了万冬梅。万冬梅是研究所刘工家的保姆，据说跟刘工的老婆还是远房亲戚。万冬梅虽然说不上多漂亮，但她是随刘工一家从北方来到岳洲稀土矿的，有一种北方女人大气的身段，起码看上去比矿上被移民子弟挑剩下的土著女子大气，所以，介绍人领着魏长青远远地一看，他就点头了。刘工来自中国科学院宁夏稀土研究所，他家的保姆也来自宁夏，万冬梅已经习惯南方的生活，习惯矿上的生活，不想回宁夏老家的农村了，她希望就地嫁给一个工人，条件只有一个：不要下井的。魏长青正好就属于不下井的，于是俩人就对上了。
万冬梅不但有北方女人大气的身段，也有北方女人大气的性格。与魏长青成婚之后，万冬梅虽然没有工作，却也把家里收拾得顺顺当当，倒也让魏长青感到称心如意。虽然只有魏长青一个人挣工资，但是矿上工资高于地方上，加上万冬梅会过日子，利用矿上的空地还种了一点蔬菜，日子算不上小康，算温饱没争议。后来他们有了孩子，日子才显得有点紧。这个阶段，魏长青的日子明显不如其他的双职工，要说一点想法没有是不可能的。事实上，魏长青有一段时间还感到后悔，后悔自己当时年轻，不了解生活的艰辛，如果早觉悟，应该娶一个跟自己一样的土著人家的女儿，虽然长得肯定不如万冬梅，但是漂亮并不能当饭吃，也不能转换成儿子的玩具和新衣裳，再说女人也就是那么回事，丑女人看得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会顺眼。
但是，天下没有后悔药，有得有失，慢慢过呗。
当孩子大了一点之后，万冬梅的闲工夫更多了。这时候国家政策也有了一些变化，矿区里面居然也慢慢有了一些小摊小贩，于是万冬梅就张罗着在矿上作业区里面摆一个面条馄饨摊。刚开始魏长青还不同意，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现在工资又涨了，难道还过不了？万冬梅说：“工资是涨了，但是物价涨得更多。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你不如就让我做吧。”
魏长青不管她了。但是有一条：只做夜班的生意，白天不要出去。万冬梅说行。
上夜班的工人以前都是在矿上食堂吃夜餐，但是稀土矿北方人多，所以万冬梅的面食摊生意比她预想的要好。生意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万冬梅大气的性格。她不象南方女人那样斤斤计较，说话中听，而且能够开得起玩笑。矿上工人干的是力气活，而且危险，从井下上来了，都希望放松一下，即使身体不能放松，也要图个嘴巴放松，所以开几句粗玩笑是不可避免的。万冬梅不小气，粗话细话都能听，所以工人宁可多花几毛钱，也愿意到她的面食摊子上落个心情愉快，因此，万冬梅的生意就愈发的好。
魏长青最先感觉到变化的是家里的伙食比以前好多了，然后就是万冬梅率先买回来电视机。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研究所刘工家里倒是有，还是日本货，但也不是凭工资买的，而是刘工出国期间天天吃方便面省下来的，现在魏长青和万冬梅既没有出国也没有天天吃方便面，居然也看上了电视机，自然有一种翻身做主人的舒畅。一到晚上，他们家就成了电影院，一屋子的人围在他家看电视。遇上好节目，魏长青干脆把电视搬到门口，大家看。这时候，万冬梅的面食摊已经从夜班发展到“三班倒”魏长青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自动加入到里面去了，竟然不知不觉地成了万冬梅的“帮工”
这个“帮工”当得值。事实上，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万冬梅和魏长青已经成为岳洲稀土矿上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这时候的万冬梅和魏长青与周围人的差距已经不仅仅是家用电器了。
1985年春节，已经富起来的万冬梅和魏长青带着宝贝儿子一起到广州深圳珠海自费旅游。在深圳东门，吃着一块五一碗的馄饨，万冬梅问魏长青：“你觉得他这个馄饨跟我卖的那个比怎么样？”
“差远了。”魏长青说。
魏长青不是夸万冬梅，老夫老妻之间也用不着夸了。万冬梅是地道的北方人，做面食不用学，可以单手擀饺子皮，做的馄饨确实比他们在深圳东门面食馆吃的馄饨味道好多了。
“你知道他这里多少钱一碗？”万冬梅又问。
“一块五。”
“我们那卖多少钱一碗？”
“五毛。”
“走！”万冬梅说。
“去哪？”魏长青问。
“走！”万冬梅还是一个字。
自从他们家由于万冬梅的面食摊到面食店而走上富裕道路之后，万冬梅已经找回了自信，她在魏长青面前说话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唯唯诺诺了。
此消彼长，魏长青倒也很快适应了万冬梅现在铿锵有力的语言。于是赶紧把剩下的几个馄饨囫囵掉，牵着儿子跟在她后面走。
万冬梅一直将他们引到菜市场，仔细地询问了面粉蔬菜和新鲜猪肉的价钱，然后问魏长青：“看见没有？”
“看见什么？”魏长青问。
万冬梅一板一眼地说：“深圳这些东西的价钱跟岳洲差不了多少，但是做出的馄饨却要买岳洲三倍的价钱，而且买的人这么多，这样的生意哪里找？”
“你什么意思？”魏长青问。问得有点胆怯。
“什么意思还不是明摆着的吗？”万冬梅说“我们应该到深圳来开面食店。”
“到深圳来？”
“对，到深圳来。”
“那我们怎么办？”
魏长青的“我们”当然还包括儿子魏军。
道。这种情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农民工”的苦出身成了政治资本，在少数活跃分子的带动下，起来造反了，其中一个还当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农民工”的帽子才彻底被摘掉，并且每次开批判大会都有这些已经被“摘帽”的“农民工”都要上台发言，把一切罪过全部强加到刘少奇身上，这事才算完了。
但是“完了”的只是表面，事实上他们跟外来的技术移民还是有差别的。这些差别平常看不出来，到关键时刻就显露出来了，比如子女找对象。土著人家的女儿只要长的漂亮，嫁给移民人家的儿子倒是有可能的，尽管移民人家的父母可能不是很乐意，然而毕竟是新社会，婚姻法也明确规定婚姻自由，所以这种情况在稀土矿并不少见。但是移民人家的女儿嫁给土著儿子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至少在魏长青那一代人当中没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导致土著人家的儿子最终会有一部分成为老大难。魏长青当时就是老大难之一。
老大难魏长青最后走的是“第三条路线”他既没有找移民的女儿，也没有找土著人的女儿，而是找了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
找移民的女儿不可能，他愿意对方不愿意，找土著人的女儿只能找长相难看的，稍微有点姿色的就都高攀移民子弟了，一般不会考虑嫁给土著人的儿子，剩下的魏长青实在看不上。魏长青的父母虽然原来都是老实巴交的山民，但是魏长青自己却是在矿上张大的，算是“城里人”并且正儿八经地读到高中毕业，所以他比父母那一辈更懂得爱美。魏长青认为女人一定要美，就是不美也不能太丑，太丑了对自己是一种伤害。
高中毕业的魏长青也下过乡，但是他到底是农民的儿子，干农活没问题，加上本来就是本乡本土，跟有些贫下中农甚至沾亲带故，所以很快就被推荐上调回到了稀土矿。在农村镀了一次金的魏长青上调到矿上进了选矿厂，虽然还是一线工人，但是至少不会下井了。在矿上，小伙子只要不下井就是好工种，有了好工种的魏长青对未来应当有更好的憧憬，对生活也应该有更高的要求。魏长青那时候的要求很明确，找一个看上去顺眼一点的姑娘做老婆。
这时候，有人主动给他介绍了万冬梅。万冬梅是研究所刘工家的保姆，据说跟刘工的老婆还是远房亲戚。万冬梅虽然说不上多漂亮，但她是随刘工一家从北方来到岳洲稀土矿的，有一种北方女人大气的身段，起码看上去比矿上被移民子弟挑剩下的土著女子大气，所以，介绍人领着魏长青远远地一看，他就点头了。刘工来自中国科学院宁夏稀土研究所，他家的保姆也来自宁夏，万冬梅已经习惯南方的生活，习惯矿上的生活，不想回宁夏老家的农村了，她希望就地嫁给一个工人，条件只有一个：不要下井的。魏长青正好就属于不下井的，于是俩人就对上了。
万冬梅不但有北方女人大气的身段，也有北方女人大气的性格。与魏长青成婚之后，万冬梅虽然没有工作，却也把家里收拾得顺顺当当，倒也让魏长青感到称心如意。虽然只有魏长青一个人挣工资，但是矿上工资高于地方上，加上万冬梅会过日子，利用矿上的空地还种了一点蔬菜，日子算不上小康，算温饱没争议。后来他们有了孩子，日子才显得有点紧。这个阶段，魏长青的日子明显不如其他的双职工，要说一点想法没有是不可能的。事实上，魏长青有一段时间还感到后悔，后悔自己当时年轻，不了解生活的艰辛，如果早觉悟，应该娶一个跟自己一样的土著人家的女儿，虽然长得肯定不如万冬梅，但是漂亮并不能当饭吃，也不能转换成儿子的玩具和新衣裳，再说女人也就是那么回事，丑女人看得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会顺眼。
但是，天下没有后悔药，有得有失，慢慢过呗。
当孩子大了一点之后，万冬梅的闲工夫更多了。这时候国家政策也有了一些变化，矿区里面居然也慢慢有了一些小摊小贩，于是万冬梅就张罗着在矿上作业区里面摆一个面条馄饨摊。刚开始魏长青还不同意，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现在工资又涨了，难道还过不了？万冬梅说：“工资是涨了，但是物价涨得更多。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你不如就让我做吧。”
魏长青不管她了。但是有一条：只做夜班的生意，白天不要出去。万冬梅说行。
上夜班的工人以前都是在矿上食堂吃夜餐，但是稀土矿北方人多，所以万冬梅的面食摊生意比她预想的要好。生意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万冬梅大气的性格。她不象南方女人那样斤斤计较，说话中听，而且能够开得起玩笑。矿上工人干的是力气活，而且危险，从井下上来了，都希望放松一下，即使身体不能放松，也要图个嘴巴放松，所以开几句粗玩笑是不可避免的。万冬梅不小气，粗话细话都能听，所以工人宁可多花几毛钱，也愿意到她的面食摊子上落个心情愉快，因此，万冬梅的生意就愈发的好。
魏长青最先感觉到变化的是家里的伙食比以前好多了，然后就是万冬梅率先买回来电视机。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研究所刘工家里倒是有，还是日本货，但也不是凭工资买的，而是刘工出国期间天天吃方便面省下来的，现在魏长青和万冬梅既没有出国也没有天天吃方便面，居然也看上了电视机，自然有一种翻身做主人的舒畅。一到晚上，他们家就成了电影院，一屋子的人围在他家看电视。遇上好节目，魏长青干脆把电视搬到门口，大家看。这时候，万冬梅的面食摊已经从夜班发展到“三班倒”魏长青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自动加入到里面去了，竟然不知不觉地成了万冬梅的“帮工”
这个“帮工”当得值。事实上，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万冬梅和魏长青已经成为岳洲稀土矿上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这时候的万冬梅和魏长青与周围人的差距已经不仅仅是家用电器了。
1985年春节，已经富起来的万冬梅和魏长青带着宝贝儿子一起到广州深圳珠海自费旅游。在深圳东门，吃着一块五一碗的馄饨，万冬梅问魏长青：“你觉得他这个馄饨跟我卖的那个比怎么样？”
“差远了。”魏长青说。
魏长青不是夸万冬梅，老夫老妻之间也用不着夸了。万冬梅是地道的北方人，做面食不用学，可以单手擀饺子皮，做的馄饨确实比他们在深圳东门面食馆吃的馄饨味道好多了。
“你知道他这里多少钱一碗？”万冬梅又问。
“一块五。”
“我们那卖多少钱一碗？”
“五毛。”
“走！”万冬梅说。
“去哪？”魏长青问。
“走！”万冬梅还是一个字。
自从他们家由于万冬梅的面食摊到面食店而走上富裕道路之后，万冬梅已经找回了自信，她在魏长青面前说话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唯唯诺诺了。
此消彼长，魏长青倒也很快适应了万冬梅现在铿锵有力的语言。于是赶紧把剩下的几个馄饨囫囵掉，牵着儿子跟在她后面走。
万冬梅一直将他们引到菜市场，仔细地询问了面粉蔬菜和新鲜猪肉的价钱，然后问魏长青：“看见没有？”
“看见什么？”魏长青问。
万冬梅一板一眼地说：“深圳这些东西的价钱跟岳洲差不了多少，但是做出的馄饨却要买岳洲三倍的价钱，而且买的人这么多，这样的生意哪里找？”
“你什么意思？”魏长青问。问得有点胆怯。
“什么意思还不是明摆着的吗？”万冬梅说“我们应该到深圳来开面食店。”
“到深圳来？”
“对，到深圳来。”
“那我们怎么办？”
魏长青的“我们”当然还包括儿子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