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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哥哥和姐姐们是怎样发蒙的——我记不得了。在我们的家馆最兴盛的那段时间，我和我最小的姐姐相差四岁，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只好单独教我。
我们家的孩子分成三班。大哥大姐住第一班，后来，他们进了官立学堂。住第二班的是两个哥哥和三个挨次各小一岁的姐姐，尽管斯杰班哥哥已经十四岁，而苏菲亚姐姐刚满九岁，但他们却一同跟几个家庭教师学习。他们所学的课程无疑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用什么巧妙的办法使这同一个班的课桌后面发出的不同的读书声得到和谐——我怎么也弄不明白。
斯杰班哥哥好象是我们这个圈子之外的人物。父母对他的态度非常严厉，为了在他身上少花些学费，甚至迟迟不肯送他上正规学校（大哥十二岁便进了莫斯科寄宿学校）。幸亏他天资优异，所以当母亲终于决定送他到莫斯科去念书的时候，他居然考上大哥那个寄宿学校的四年级。二姐薇拉和三姐刘勃卡也跟他同时被送进莫斯科一所女子学堂。一年后，格利沙和苏菲亚也用同样的办法打发走了。
家里只留下了第三班，或者，更确切地说，留下了两个年级不同的学生：我和尼古拉弟弟，他还很小，自从格利沙离开之后，母亲便把她全部的爱移注到他的身上了。至于我个人，既不是“可恶的孩子”也不在“可爱的孩子”之列，而象俗话所说，不上不下，自成一体。总之，我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我的童年，我不爱见人，所以当母亲偶然遇到我的时候，她总是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忽然在路上冒了出来。
我还记得小哥哥小姐姐离家的情景；这次离别给了我一个压抑的印象。整个宅子仿佛突然变得死气沉沉。以前虽然时常听到哭声，有时候也还传出孩子们的喧闹；闪过孩子们的小脸，进行过审问和惩罚——现在突然一下子全没有了，一点响声也没有了，而更坏的是充满了某种诡秘的耳语声。连吃饭也不用挪动桌子，因为一共只剩下五个人了：父亲、母亲、两个姑姑和我。
我在哥哥姐姐们住过的空房里一连徘徊了好几天，每个角落我都仔仔细细看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觉得有谁在呼唤我，我东张西望，希望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然而这纯粹是我的幻觉，徒然增加了我的孤独的苦闷。呆在这些空寂的房间里，是非常难受的，因为寂静不但弥漫了孩子们的住所，也充溢着整个宅子。且不说仍然过着幽居的平庸生活的父亲，就是母亲，在孩子们离去后不知怎的也变得安静起来，她关在卧室里，不是噼噼啪啪打算盘，写信。就是摊开纸牌，卜凶问吉。
不过，因为我是贵族子弟，而且满了七岁，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也得考虑我的学习问题了。
但是，家里只剩我一个孩子，母亲不愿意为我一人破财。因此她决定不聘家庭教师，而在等待大姐毕业归来之前，便利用家里的人才给我发蒙。
我认为，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件事，决非多余。我很小便在哥哥姐姐们身边咿晰牙牙学说法国话和德国话，记得每当庆祝父母的命名日和生日时，家庭教师总逼迫我背诵祝寿诗，其中一首我现在还记得。这首诗是这样的：
onditassezcommunement
qu-enparlantdecequel-o奶me，
toujoursonpaneeloqhemment.
jen-app肉vepointcesysteme，
car摸iquivoudraiencejour
vonsp肉vermarecon奶ssance。
moncoeuresttoutbrulantd-a摸ur，
etma波ucheestsanseloquence.1
1法语：有人说，谈起心爱的人总是口若悬河、娓娓动听。我认为这话不能相信，因为今天我想向您表达我的感激心情，但我的心被爱情燃烧，我的嘴便失去了娓娓动听的辞令。但是，无论哪种文字，即使是俄文我也不会读和写。
话说回来，在大孩子们离开以后不久，早上十点左右，做完祷告，便吩咐我到课房去。我们家的农奴画师巴威尔在那里等我；母亲让他教我认字母。
我现在好象还看见这位巴威尔立在我面前。他高大、瘦弱，大概有痨病，一张苍白而消瘦的面孔，一头淡黄的头发。他走路时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说话时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从来不跟谁顶嘴，信上帝信得与众不同，极其虔诚。他在苏兹达尔修道院学会了绘画，当过一个时期的代役租农民，在好几个修道院里画过圣像；最后，母亲考虑到她那分散在各处田庄上的四、五个教堂里的活儿很多，便把巴威尔叫回家来，要他不停地画神像，有时也叫他给家里的人画肖像，不过这些肖像他画得很不成功，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父亲很喜欢他，时常到他的画室里去看他，指导他如何工作。母亲也不找他的“麻烦”他的妻子，出身于小市民的家庭（为了爱巴威尔，她甘愿跟着他做农奴），也是个善良、温顺、多病的女人。主人既不找她的“麻烦”也不用重活儿去折磨她，但是因为她擅长烤肉面包，所以就派她当家里的面包司务和教堂里的圣饼司务。总而言之，他俩的日子比别的农奴过得轻松点儿；甚至当月粮制取消的时候，他们也仍然能领到月粮，而且在宅子底层拨给他们一间房，供他们专用。
巴威尔穿着黄色的粗毛呢常礼服，系着洁白的领带，打扮得齐齐整整，来到课房里。他手里拿着一本识字课本和一根红色的“教鞭”他教我用古音念字母。课本第一页上，用大号铅字印着“囗1”每个字母附有一幅相应的图画：囗旁画的是囗，囗旁画的是囗，囗旁画的是囗2，等等。接下去，字母一页比一页上小：字母后面有带一个元音的、两个元音的、三个元音的音节，然后是词汇，最后是一些完整的喻世箴言。识字课本到这里结束，巴威尔的“学问”也至此达到尽头。
1古文，意即字母。
2是俄文头三个字母的古音。旁边画的囗，是西瓜，囗是老爷，囗是人名。
我很快读完了识字课本；象囗这一类音节，我念得非常清晰，三周后，我已经能流利地念那些喻世箴言。
巴威尔报告母亲，说我学好了，当着母亲的面，我体面地通过了生平第一次考试。母亲很满意，但她接着提了一个问题；
“以后怎办呢？”
“以后听您的吩咐。”
“不是也得习字吗？”
原来，巴威尔虽然识得世俗文字的楷体，却写不来。他只会写题圣像用的教会斯拉夫语的行书
这一天我又高兴又自豪。我不再象往常那样藏在屋角里，我穿房入室，四处奔跑，高声叫着：“囗”吃午饭的时候，母亲给我好吃的食物，父亲抚摩我的头，当时客居在我家的两位亲姑姑也送了我整整一盘苹果、土耳其长角果和蜜糖饼干。平常她们只在命名日才送人这种礼品
但是母亲却堕入了沉思。她原以为，她只要派定巴威尔照料我，交给他一本书，我的学习问题便有了着落，可是突然之间，刚开了个头，她的算盘便打错了
然而，她是一个很会想办法的女人，这件事也没有难倒她。她想起大孩子们留下的书本、拍纸簿，其中也有习字帖，于是她立刻拿出这些破旧的学习用品，一一翻寻。找出习字帖之后，她亲自在纸上划好格子，叫我到她卧室隔壁一间房里，让我坐在桌旁，由她尽其所能地教我运笔的方法。
“嗯，这是竖笔划照着样子写吧！先学竖笔划，以后再往下学，”她说着走开了。
我记得，这个自学习字的最初经历，对我是多么大的折磨。羽毛笔在我的手指间晃动；不时从我手里滑出来。墨水蘸得太多，不出一刻钟，画好格子的四开纸头已经弄得墨迹斑斑。我上半截身子不知为什么紧张得不自然地弯曲起来。此外，我听见母亲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喃喃自语着，一边继续翻阅课目纲要。一想到她随时会突然来到我身边，发现我的鸦涂，我便吓得魂不附体。
我这样整整写了一个钟头，竭力牢牢抓住羽毛笔，尽量把竖笔划写得同我面前的习字帖上的笔划差不多。但是，由于用力过度，羽毛笔反而越发握不住。末了，母亲从她的卧室里过来，看了看我写的字，出乎意外，她没有生气，只是说：
“胡画了这么些竖道道儿！唔，不要紧，凡事开头难。你看你这一竖！看来，写竖笔并不那么简单，必须多写多练！要紧的是，笔不要握得太死，手指自然一点，身子也坐得自然一点，别弓着脊背。唔，不要紧，不要紧，别害臊！上帝是仁慈的！去玩玩吧！”
大约有三个星期的光景，我每天埋头苦干，一连受两个钟头的折磨，直到取得若干成果，方才罢手。羽毛笔晃动得不再那么厉害，手在桌上移动时不再那么笨拙了，墨迹减少了，一连串的竖笔划不再象摇摇欲坠的篱笆，而是相当的整齐了。一句话，我已经在向往描摹那种带圆圈尾巴的花体字了。
象对待我的兄长们一样，母亲也打算送我去住那个有八个年级和一个预修班的莫斯科寄宿学校。进预修班的要求非常有限。神学课——要求能读到旧约中的列王记，并且熟悉最主要的祈祷词；俄文课——要求能正确读出和写出词品的基本概念；算术课——要求会加减乘除。至于地理、历史、外语，一律免试。母亲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是否送我进预修班呢？这只须把邻村利亚包沃的一位神甫请来，在人学考试前是来得及帮我补习这些功课的。
但是，如果送我上学，便不得不为我付出一大笔学费：九年中，每年要付六百纸卢布。这样一想，她便吓坏了。她一算，总共要花五千四百卢布，数目太大，她愤愤地啪啦一声将算盘珠一拨，气冲冲地推开了算盘。
“休想！”她叫道“不算他，已经有七个蠢货吊在我的脖子上，每年为他们白花四千多卢布，现在又出了第八个！”
按照这样的考虑，她决意暂时不作任何决定，且等大姐归来再说，在这期间，只聘请利亚包沃村的神甫来教我，看情形再说。
“这本书给你，”一天她对我说，同时把一本旧约故事一百二十四篇放在桌上。“明天利亚包沃村的神甫到我们家来，我同他谈一下，让他教你。你自己也该看看哥哥姐姐读过的书。这些书也许有用处。”
利亚包沃村的神甫来了。他跟母亲商议了好半天，最后约定：他每周来我家三次（利亚包沃村离我们家六俄里），每次教我两小时。讲好每月付给他八卢布的学费，外加西普特面粉，上课的日子由主人家供膳。
作完祈祷，接着开始正式上课。
瓦西里神甫的教学方法和当时所有的教师没有两样。上完课，他从旧约中挑出两三页，从简明俄语语法中挑出两三节，指定我自习，他下次来时便“提问”这些指定的作业。只有算术中的各种规则必须讲解。不过，以前哥哥姐姐们上课的时候，我在旁边听过，许多东西我已经知道，至于祈祷文和圣训，从小家里人就逼着我背得烂熟。因此，根据讲好的条件，神甫必须同我“坐满”两个钟头便太多了，后一个钟头，我们往往用来聊天。多半是我问长问短：瓦西里神甫的教区里有多少农奴、多少村庄、村庄都叫什么名字啦，在圣诞节、复活节和守护神节日，他主持圣礼、唱赞美歌，能挣多少钱啦，他是否常常为死者举行四旬追荐仪式啦，神甫、助祭和执事之间怎样分配进款啦，等等。为什么这些东西使我感到兴趣，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大概是我们家里那种积攒钱财的家风对我的影响吧。
瓦西里神甫很满意他的教区：他每年从教区方面收人五百卢布，此外，他还经营一份教会拨给他的土地。靠这些进款，在当时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何况他只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已经在神学院毕业了。但是，县里还有更富足的教区，所以他对我数落那些教区时，不免有些眼红。
“拿号陶河畔的尼柯拉教区说，谢苗神甫去年单是给人家举行结婚仪式就有五十次。算算吧，如果一次五卢布，合下来该有多少钱！他那个教区单是一片耕地上就有一千二百个农奴。他的农民全是经济农民。那些人干活认真，也愿意干活。他的土地，除了法定的领地之外，有许多是善男信女捐赠的。他还有一个养鱼的湖，湖里的狗鱼又肥又大。县长、司书、村长——全是他的朋友。亲自下地扶犁的事——他一辈子都没干过！他只消在头一天悄悄给村长打个招呼，第二天天黑以前，地就耕妥了。即使要请人喝两口，他也不用花钱买酒，因为他兼做包税商的业务，而尼柯拉教区又有酒馆子。当然，有时他也带把镰刀下地去解解闷儿，割几镰做个样儿，就回家了。此外，他还养蜂，买卖马匹，放债收利。去年他嫁第五个女儿，陪嫁光是现款就有五百卢布，奶牛、女人的各式各样衣裳还不在内。他到省里去，花两、三百卢布为他女婿在城里弄了个神甫位置。你瞧，人家谢苗神甫是什么气候！”
“可是您的教区里有八家地主呀！”我顶了他一句。
“地主又怎样！地主倒是地主，可是从他们手里能得到什么好处？你的妈妈也是个财主，可是她舍得给神甫很多钱吗？做一次晚祷才给二十戈... -->>
我的哥哥和姐姐们是怎样发蒙的——我记不得了。在我们的家馆最兴盛的那段时间，我和我最小的姐姐相差四岁，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只好单独教我。
我们家的孩子分成三班。大哥大姐住第一班，后来，他们进了官立学堂。住第二班的是两个哥哥和三个挨次各小一岁的姐姐，尽管斯杰班哥哥已经十四岁，而苏菲亚姐姐刚满九岁，但他们却一同跟几个家庭教师学习。他们所学的课程无疑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用什么巧妙的办法使这同一个班的课桌后面发出的不同的读书声得到和谐——我怎么也弄不明白。
斯杰班哥哥好象是我们这个圈子之外的人物。父母对他的态度非常严厉，为了在他身上少花些学费，甚至迟迟不肯送他上正规学校（大哥十二岁便进了莫斯科寄宿学校）。幸亏他天资优异，所以当母亲终于决定送他到莫斯科去念书的时候，他居然考上大哥那个寄宿学校的四年级。二姐薇拉和三姐刘勃卡也跟他同时被送进莫斯科一所女子学堂。一年后，格利沙和苏菲亚也用同样的办法打发走了。
家里只留下了第三班，或者，更确切地说，留下了两个年级不同的学生：我和尼古拉弟弟，他还很小，自从格利沙离开之后，母亲便把她全部的爱移注到他的身上了。至于我个人，既不是“可恶的孩子”也不在“可爱的孩子”之列，而象俗话所说，不上不下，自成一体。总之，我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我的童年，我不爱见人，所以当母亲偶然遇到我的时候，她总是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忽然在路上冒了出来。
我还记得小哥哥小姐姐离家的情景；这次离别给了我一个压抑的印象。整个宅子仿佛突然变得死气沉沉。以前虽然时常听到哭声，有时候也还传出孩子们的喧闹；闪过孩子们的小脸，进行过审问和惩罚——现在突然一下子全没有了，一点响声也没有了，而更坏的是充满了某种诡秘的耳语声。连吃饭也不用挪动桌子，因为一共只剩下五个人了：父亲、母亲、两个姑姑和我。
我在哥哥姐姐们住过的空房里一连徘徊了好几天，每个角落我都仔仔细细看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觉得有谁在呼唤我，我东张西望，希望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然而这纯粹是我的幻觉，徒然增加了我的孤独的苦闷。呆在这些空寂的房间里，是非常难受的，因为寂静不但弥漫了孩子们的住所，也充溢着整个宅子。且不说仍然过着幽居的平庸生活的父亲，就是母亲，在孩子们离去后不知怎的也变得安静起来，她关在卧室里，不是噼噼啪啪打算盘，写信。就是摊开纸牌，卜凶问吉。
不过，因为我是贵族子弟，而且满了七岁，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也得考虑我的学习问题了。
但是，家里只剩我一个孩子，母亲不愿意为我一人破财。因此她决定不聘家庭教师，而在等待大姐毕业归来之前，便利用家里的人才给我发蒙。
我认为，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件事，决非多余。我很小便在哥哥姐姐们身边咿晰牙牙学说法国话和德国话，记得每当庆祝父母的命名日和生日时，家庭教师总逼迫我背诵祝寿诗，其中一首我现在还记得。这首诗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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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在大孩子们离开以后不久，早上十点左右，做完祷告，便吩咐我到课房去。我们家的农奴画师巴威尔在那里等我；母亲让他教我认字母。
我现在好象还看见这位巴威尔立在我面前。他高大、瘦弱，大概有痨病，一张苍白而消瘦的面孔，一头淡黄的头发。他走路时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说话时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从来不跟谁顶嘴，信上帝信得与众不同，极其虔诚。他在苏兹达尔修道院学会了绘画，当过一个时期的代役租农民，在好几个修道院里画过圣像；最后，母亲考虑到她那分散在各处田庄上的四、五个教堂里的活儿很多，便把巴威尔叫回家来，要他不停地画神像，有时也叫他给家里的人画肖像，不过这些肖像他画得很不成功，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父亲很喜欢他，时常到他的画室里去看他，指导他如何工作。母亲也不找他的“麻烦”他的妻子，出身于小市民的家庭（为了爱巴威尔，她甘愿跟着他做农奴），也是个善良、温顺、多病的女人。主人既不找她的“麻烦”也不用重活儿去折磨她，但是因为她擅长烤肉面包，所以就派她当家里的面包司务和教堂里的圣饼司务。总而言之，他俩的日子比别的农奴过得轻松点儿；甚至当月粮制取消的时候，他们也仍然能领到月粮，而且在宅子底层拨给他们一间房，供他们专用。
巴威尔穿着黄色的粗毛呢常礼服，系着洁白的领带，打扮得齐齐整整，来到课房里。他手里拿着一本识字课本和一根红色的“教鞭”他教我用古音念字母。课本第一页上，用大号铅字印着“囗1”每个字母附有一幅相应的图画：囗旁画的是囗，囗旁画的是囗，囗旁画的是囗2，等等。接下去，字母一页比一页上小：字母后面有带一个元音的、两个元音的、三个元音的音节，然后是词汇，最后是一些完整的喻世箴言。识字课本到这里结束，巴威尔的“学问”也至此达到尽头。
1古文，意即字母。
2是俄文头三个字母的古音。旁边画的囗，是西瓜，囗是老爷，囗是人名。
我很快读完了识字课本；象囗这一类音节，我念得非常清晰，三周后，我已经能流利地念那些喻世箴言。
巴威尔报告母亲，说我学好了，当着母亲的面，我体面地通过了生平第一次考试。母亲很满意，但她接着提了一个问题；
“以后怎办呢？”
“以后听您的吩咐。”
“不是也得习字吗？”
原来，巴威尔虽然识得世俗文字的楷体，却写不来。他只会写题圣像用的教会斯拉夫语的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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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是一个很会想办法的女人，这件事也没有难倒她。她想起大孩子们留下的书本、拍纸簿，其中也有习字帖，于是她立刻拿出这些破旧的学习用品，一一翻寻。找出习字帖之后，她亲自在纸上划好格子，叫我到她卧室隔壁一间房里，让我坐在桌旁，由她尽其所能地教我运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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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画了这么些竖道道儿！唔，不要紧，凡事开头难。你看你这一竖！看来，写竖笔并不那么简单，必须多写多练！要紧的是，笔不要握得太死，手指自然一点，身子也坐得自然一点，别弓着脊背。唔，不要紧，不要紧，别害臊！上帝是仁慈的！去玩玩吧！”
大约有三个星期的光景，我每天埋头苦干，一连受两个钟头的折磨，直到取得若干成果，方才罢手。羽毛笔晃动得不再那么厉害，手在桌上移动时不再那么笨拙了，墨迹减少了，一连串的竖笔划不再象摇摇欲坠的篱笆，而是相当的整齐了。一句话，我已经在向往描摹那种带圆圈尾巴的花体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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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号陶河畔的尼柯拉教区说，谢苗神甫去年单是给人家举行结婚仪式就有五十次。算算吧，如果一次五卢布，合下来该有多少钱！他那个教区单是一片耕地上就有一千二百个农奴。他的农民全是经济农民。那些人干活认真，也愿意干活。他的土地，除了法定的领地之外，有许多是善男信女捐赠的。他还有一个养鱼的湖，湖里的狗鱼又肥又大。县长、司书、村长——全是他的朋友。亲自下地扶犁的事——他一辈子都没干过！他只消在头一天悄悄给村长打个招呼，第二天天黑以前，地就耕妥了。即使要请人喝两口，他也不用花钱买酒，因为他兼做包税商的业务，而尼柯拉教区又有酒馆子。当然，有时他也带把镰刀下地去解解闷儿，割几镰做个样儿，就回家了。此外，他还养蜂，买卖马匹，放债收利。去年他嫁第五个女儿，陪嫁光是现款就有五百卢布，奶牛、女人的各式各样衣裳还不在内。他到省里去，花两、三百卢布为他女婿在城里弄了个神甫位置。你瞧，人家谢苗神甫是什么气候！”
“可是您的教区里有八家地主呀！”我顶了他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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