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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后殖民论述”奥柏林的应届毕业学生开始拒绝从纪念拱门下穿过；前辈的“光荣牺牲”对这一代人代表的其实是可耻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侵略主义。“为什么只纪念美国传教士？”学生质问校方“被杀的中国籍教徒，还有被联军砍头的义和团拳民，就不算数吗？这是种族歧视。”每年夏天，学生聚集在这座纪念拱门前静坐示威。世界变了。
或许也可以从“后殖民论述”开始说起？其实老早在赛义德（edwardw.said）将“东方主义”这个辞炒得火热之前，非洲的知识分子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向欧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识提出挑战。当非洲殖民地在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的同时，他们的知识菁英创出negritude的字眼——勉强可以译为“黑文化主义”吧；他们要以非洲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以黑人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立场来诠释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图上，白人世界是中心，黑人世界是边缘，那么新兴的negritude就要把中心和边缘两个概念倒转过来，教白人一边站去。
中心和边缘位置的重新调整成为“后殖民论述”的一个核心概念。萨意得关于“东方主义”的著作发表之后“后殖民”的种种术语进入了亚洲知识分子的日用辞汇。自觉被推挤到边缘去了的亚洲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当从前趾高气扬的西方知识分子现在低头作自我检讨的时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突然有了对话的可能。在奥柏林校园里静坐示威的学生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后铲平了汾州传教士的墓地。
可是铲平墓地容易，调整两百年来盘根错节的边缘与中心关系多么不容易。高声抨击西方文化霸权的亚洲人，我们，哪一个不知道：你的概念来自西方学者，你的术语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语言，如果要让这个世界真正听到，必须是西方的语言。你根本没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阴影。但是尽管如此，有些人已经觉得可以轻松一点呼吸了。譬如好不容易摆脱了专制和贫穷的台湾人，比从前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西方人交往；因为不那么自卑，于是也就不那么自大。
可能是由于美国学者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预警。他认为第三世界对西方积怨已深，冷战期中意识型态的对峙会演变成文化与文化间的仇视与冲突。亨廷顿警告西方要对其他文化群涌来的挑战及早戒备。他的备战意识令人不安。也可能是由于从阿尔及利亚传来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里被杀害，商人与传教士，老弱与妇孺。我们惊讶地发现，一方面“后殖民”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面，义和团式的杀戮重新上演。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写白鲸的麦尔维尔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小说。在一条船上，主人阶层虐待奴隶。经过一场喋血叛变，奴隶英勇地起来推翻了主人。接下来的发展，我们闭着眼也能想象：奴隶成了新的主人之后，开始暴虐地压迫新的奴隶；因为他们从不曾经验过与别人平等地往来，他们只能遵循过去的弱肉强食的模式，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后果？德国人是知道的。凡尔赛和约使战败的德国人觉得屈辱。这种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来平衡。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强的德国“凌驾一切”的德国，有它的群众基础。但是当德国不再自觉屈辱，富而强起时，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二次大战结束，德国被四国瓜分占领，历史最恶质的循环又回到可悲的原点。
我不喜欢这本1903年写“中国人都是坏人”的书，我也不喜欢北京五十五日这部表现西方人无知却又屈尊的电影。那么我喜欢什么呢？做儿童的时候，教育我的人告诉我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历史也告诉我，在追求“富强”的路上，多少国家从屈辱中走出，向横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创伤下颓然倒下。不，我宁可向往一个“富而有礼”的国家：我们受过长时的欺凌，却不愿老背着“被害者”的包袱做满眼血丝的复仇者；我们曾经是那被压在船底的奴隶，做了主人却不愿再压迫别人做我们的奴隶。当世界文化的强势和弱势，边缘和中心在重新组合时，我们一方面大声批判别人的霸权，一方面不忘记警惕自己不成为另一种霸权，不论是对外国人，或者是对自己人。
“富而有礼”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强”
我当然没跟孩子说这么多；许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发现。我们闲扯了一会儿，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却又在门边回头轻轻问道：“有一天，中国和德国打仗了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你才怎么办呢！”我心里想着，可是嘴里说“那我就写一本书，用两个中国小孩的眼光写德国人吧！”
（原载1996年10月18日文汇报笔会）
所谓“后殖民论述”奥柏林的应届毕业学生开始拒绝从纪念拱门下穿过；前辈的“光荣牺牲”对这一代人代表的其实是可耻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侵略主义。“为什么只纪念美国传教士？”学生质问校方“被杀的中国籍教徒，还有被联军砍头的义和团拳民，就不算数吗？这是种族歧视。”每年夏天，学生聚集在这座纪念拱门前静坐示威。世界变了。
或许也可以从“后殖民论述”开始说起？其实老早在赛义德（edwardw.said）将“东方主义”这个辞炒得火热之前，非洲的知识分子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向欧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识提出挑战。当非洲殖民地在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的同时，他们的知识菁英创出negritude的字眼——勉强可以译为“黑文化主义”吧；他们要以非洲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以黑人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立场来诠释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图上，白人世界是中心，黑人世界是边缘，那么新兴的negritude就要把中心和边缘两个概念倒转过来，教白人一边站去。
中心和边缘位置的重新调整成为“后殖民论述”的一个核心概念。萨意得关于“东方主义”的著作发表之后“后殖民”的种种术语进入了亚洲知识分子的日用辞汇。自觉被推挤到边缘去了的亚洲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当从前趾高气扬的西方知识分子现在低头作自我检讨的时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突然有了对话的可能。在奥柏林校园里静坐示威的学生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后铲平了汾州传教士的墓地。
可是铲平墓地容易，调整两百年来盘根错节的边缘与中心关系多么不容易。高声抨击西方文化霸权的亚洲人，我们，哪一个不知道：你的概念来自西方学者，你的术语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语言，如果要让这个世界真正听到，必须是西方的语言。你根本没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阴影。但是尽管如此，有些人已经觉得可以轻松一点呼吸了。譬如好不容易摆脱了专制和贫穷的台湾人，比从前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西方人交往；因为不那么自卑，于是也就不那么自大。
可能是由于美国学者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预警。他认为第三世界对西方积怨已深，冷战期中意识型态的对峙会演变成文化与文化间的仇视与冲突。亨廷顿警告西方要对其他文化群涌来的挑战及早戒备。他的备战意识令人不安。也可能是由于从阿尔及利亚传来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里被杀害，商人与传教士，老弱与妇孺。我们惊讶地发现，一方面“后殖民”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面，义和团式的杀戮重新上演。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写白鲸的麦尔维尔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小说。在一条船上，主人阶层虐待奴隶。经过一场喋血叛变，奴隶英勇地起来推翻了主人。接下来的发展，我们闭着眼也能想象：奴隶成了新的主人之后，开始暴虐地压迫新的奴隶；因为他们从不曾经验过与别人平等地往来，他们只能遵循过去的弱肉强食的模式，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后果？德国人是知道的。凡尔赛和约使战败的德国人觉得屈辱。这种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来平衡。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强的德国“凌驾一切”的德国，有它的群众基础。但是当德国不再自觉屈辱，富而强起时，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二次大战结束，德国被四国瓜分占领，历史最恶质的循环又回到可悲的原点。
我不喜欢这本1903年写“中国人都是坏人”的书，我也不喜欢北京五十五日这部表现西方人无知却又屈尊的电影。那么我喜欢什么呢？做儿童的时候，教育我的人告诉我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历史也告诉我，在追求“富强”的路上，多少国家从屈辱中走出，向横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创伤下颓然倒下。不，我宁可向往一个“富而有礼”的国家：我们受过长时的欺凌，却不愿老背着“被害者”的包袱做满眼血丝的复仇者；我们曾经是那被压在船底的奴隶，做了主人却不愿再压迫别人做我们的奴隶。当世界文化的强势和弱势，边缘和中心在重新组合时，我们一方面大声批判别人的霸权，一方面不忘记警惕自己不成为另一种霸权，不论是对外国人，或者是对自己人。
“富而有礼”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强”
我当然没跟孩子说这么多；许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发现。我们闲扯了一会儿，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却又在门边回头轻轻问道：“有一天，中国和德国打仗了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你才怎么办呢！”我心里想着，可是嘴里说“那我就写一本书，用两个中国小孩的眼光写德国人吧！”
（原载1996年10月18日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