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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吃有些东西一样，没法下嘴。这次我在哥本哈根看了不少博物馆，也看了不少画廊。在一家画廊我看见一幅叫鸡的愤怒的油画，倒是色彩斑驳。但我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请教画廊老板，老板说这张画是鸡画出来的。艺术家把颜料滚在鸡身上，让鸡在画布上拍动翅膀作画，还有鸡的爪子，鸡的嘴。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想起了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您站在小格拉西莫夫的画前也遇到了“鸡的愤怒”么？我问。
齐叔说，不能这么说，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形象，有人手塑造的痕迹，不是鸡刨出来的。哪儿是山，哪儿是树，房子，石头都能看出来。颜色堆积得很厚，有的作品，厚得鞋底子一般。可见他追求之虔诚、执着。对这样一个农村孩子，我实在不愿轻易给他泼冷水，油画又不是他们的祖传。他父亲、祖父都是种地、赶毡、卖柿子的。
他的画要是挂在哥本哈根，没准儿真能轰动。我说。
齐叔说，有时氛围很重要。作品与氛围的关系，永远是艺术家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可当时，小格拉西莫夫的画不是挂在哥本哈根画廊，而是可怜巴巴地掴在老闷儿家的土墙上，旁边衬着杈、耙、扫帚和干萝卜片儿。
可以想象，这氛围对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是不利的。我说。
齐叔说，当时小格拉西莫夫非让我立刻评价他的画不可，我说咱们还是先洗脸，吃饭，上山。画么，还是你先谈，谈谈你作画的体会。小格拉西莫夫说，也行。他说得很爽快，也很自信。但这时我们却研究起他的画箱了。小格拉西莫夫忙把画箱的三条腿拉开，打开箱盖，抠出调色板。画箱里，颜料、画笔、刮刀排列有序，该有的都有。看得出，这是一只典型的苏式画箱，是我早就梦寐以求的。在列宁格勒学画时，眼馋得不得了，买不起。现在我那个只能“摊”在地上的画箱显然就相形见绌了。小三又：“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自己做的？”小格拉西莫夫说：“完篡（全）是自个儿鼓捣的。”
我们吃完派饭，三人结伴上山。小格拉西莫夫背着他的苏式画箱在前头引路，画箱的金属饰件被早晨的太阳照得一闪一闪。有了小格拉西莫夫的引路，我们就少走许多冤枉路。在路上，小格拉西莫夫又让我谈他的画。我说，你还没有谈体会呀。这时小三插话：“小格拉西莫夫，你为什么不先把形象画具体？连个比例也不讲，鸡和狗都一样大。还有你画的那门，狗能进吗？”
小三的议论使小格拉西莫夫突然停住脚，他和小三站了个脸对脸说：“小三兄弟，就艺术的整体而言，你的话是有道理的；就艺术的阶段性而言，你的话是错的。”
“俺们错在哪儿？”小三问。
小格拉西莫夫说：“错就错在你忽视了艺术的阶段性，也就是作画的目的性。你画一张画，就为了让狗能进门儿？这再简单不过。可你忘了，现在我们画箱里装的是什么，是颜色呀。也就是说，现阶段你要摆弄颜色。有一次小格拉西莫夫指导学生画写生——我说的是苏联的那位，不是我。他们眼前除了白桦和塔松，还有一座建筑，这建筑有12个台阶，啊，听准了，台阶是12个。有个学生多画了一个，也就是说把台阶画成了13个。小格拉西莫夫给他打了5分。相反，有个学生不多不少画了12个台阶，小格拉西莫夫反倒给他打了3分。”
“这是为什么？”小三问。
“为什么？艺术的阶段性。”小格拉西莫夫说“目前，小格拉西莫夫给学生讲的是色彩，就不必去计较一个台阶的得失。此时此刻老师打分的根据是学生对色彩的观察能力。颜色这玩意儿，神秘呀。它打动人又难为人。你要摆弄它，必得先了解其规律。齐老懂。为什么一上午画不完两棵树，是比例问题吗？显然不是。比例在齐老手下还不是如同探囊取物？他是为颜色问题而苦恼。齐老，你说对吗？我的话有不当之处，也请齐老指正。我，一个深山老峪的人。”
我对齐叔说，我很想知道，小格拉西莫夫说这番道理时，是不是又用了普通话？
齐叔望着杯中的马提尼说，是用普通话呀。走吧，咱们回去躺着说。
我们站起来，路过“小格拉西莫夫”的座位时，他面前又换了吃喝。他看见我欠欠身，笑着，很讪。
我们回到房间，展开卧具。我躺下，齐叔也躺下。夜深了，才感到卡特加斯海峡的凉意。我把毯子拉到下巴，把自己团起来，听齐叔接着讲小格拉西莫夫。
从理论上讲，小格拉西莫夫的话无可挑剔，这是苏俄画家从谢洛夫开始对绘画色彩理论研究的核心之核心。他们主张绘画应该放弃固有色，大胆认识条件色。怎么认识？就是土坨那个小格拉西莫夫讲的，从改变习惯的观察方法入手。比如你眼前有个熟透了的苹果，我问你苹果是什么颜色，你准说是红的。可是如果我在苹果后面挂一块红布呢？你再看那苹果就不红了。认为天一定是蓝的，土一定是黄的都是“固有色”在作怪。当时我们对这个理论迷得不得了。其实，这不是绘画色彩的惟一理论。有专门用固有色画画的画家：马蒂斯，布洛克，还有拉丁美洲的万徒勒里，还有专画黑白画的画家，你能说他们不伟大？可当时苏派画家的色彩理论，确实让我们神魂颠倒。土坨的这个青年认准了小格拉西莫夫，其实，c格拉西莫夫并不是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
那天我们三个人在山上，我记得画得很顺手。作画，有时得有人给你提个醒儿，小格拉西莫夫对我就是个提醒。
那天小格拉西莫夫画得如何？我问。
嗬，猛藐我们。胆子大，画笔在纸上好一阵层厾打。齐叔说。
齐叔用了个“厾打”来形容小格拉西莫夫作画，我有几分明白了，就又问齐叔，小格拉西莫夫的自我感觉如何。
好，好得不得了。齐叔说。画着画着腾地站起来说：“齐老，我给你翻个跟头吧！”翻了几个跟头又唱起当地的老调梆子。唱青衣，唱花脸，唱潘杨讼，唱秦雪梅吊孝。艺术这东西有时候是能把人弄得五迷三道，忘乎所以。
我说，我还是想先知道是谁非要把小格拉西莫夫传小格拉西莫夫不可。
齐叔说，应该是王某某，我师姐。两年前王某某先生来西县画画，住土坨，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么就迷上了油画，也不出工了，柿子也不卖了，一天天摽着王某某，还净给王某某找鸡蛋吃。王某某爱吃鸡蛋，一天吃12个，你说一个女同志。那时候鸡蛋不好买，养鸡也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小格拉西莫夫就给她串着村子找。我想，谁传给他的这不是关键，再说也不是王某某一定要把油画播种到土坨。关键是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么就迷上了它，还管王某某叫干娘。走火入魔，你懂吧。面对那些高深理论，你不能说他完全是死记硬背，那的确是油画让他的灵魂不安分了。有了油画，他就成了一个生活中的胜利者。每次画画回来，他把新作别在麻绳上，唱着“我们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老调梆子又改苏联歌曲了。我们在他眼里反倒总像个失败者。
小三不甘失败，晚上在被窝里向小格拉西莫夫挑战：“哎，小格拉西莫夫，请再给俺们讲讲水怎么画，怎么画水？”
小格拉西莫夫把烟抽得很旺，露出光着脊梁的肩膀子说：“你问的是画水？水嘛，水就是一面镜子。”
“那山呢？”小三又问。
“山，一个沉默着的人。”小格拉西莫夫又胜利了。
不过有时候他也会很沮丧。不是为了他的画，是为了别的事。我们在土坨的房东叫老木，老闷儿是他的儿子。老闷儿的新媳妇很漂亮，我和小三想为她画张像。晚上跟小格拉西莫夫商量，让小格拉西莫夫去请。小格拉西莫夫不屑地说：“她长得不行，太敦实，脖子短，肉眼泡。这样吧，明天我把我嫂子领来吧，娜塔丽娅一般，你们一看便知。”你知道，娜塔丽娅是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里葛利高里的妻子。第二天小格拉西莫夫真去领他嫂子去了。我和小三一天没出去，支开画具，等着，却没等。
原来，小格拉西莫夫的嫂子死活不来，说是要“粉麦子”就是磨麦子之前先用搌布把麦子擦湿，当地人叫粉麦子。没领来娜塔丽娅，对我们倒没什么，小格拉西莫夫却吃不住劲儿了，就像在我们跟前丢了人现了眼。他进门一头扎在门后，抱住膝盖蹲下，很是显出狼狈和羞惭。嘴里叨叨着：“哼，非要今儿个粉麦子，今儿个粉哪门子麦子”
一连几天小格拉西莫夫都很沉闷，晚上躺在炕上不再提“水是一面镜子，山是沉默的人”只是冷不丁来一句：“齐老，等着的，等秋后山药下来，我背筐山药竟（进）城看你去。俺们的山药是‘大红袍’，小薄拼（皮）儿。”我安慰他说，娜塔丽娅的事不算什么，我们经常碰钉子。你看得上人家，人家不一定看得上我们。再说我们也有个画像画不像的问题。画不像人家，又耽误了社员挣工分，就觉得很对不起人家。
有一天，我们真到小格拉西莫夫家吃馏山药去了，还见了“娜塔丽娅”娜塔丽娅收工回来，知道屋里是我们，故意不进屋，在院里闪来闪去。有一种农村的年轻女人遇见生人就是这样：又怕你看她，又愿意你看她。娜塔丽娅大概属于这类人。也是为那天画像的事“圆场儿”她背朝着我们冲另一间屋子喊：“娘，今儿后晌还粉麦子不？”小格拉西莫夫就自言自语着骂：“个x的，这家里要是粉得起麦子，还能让俺老师吃山药。”我和小三暗笑着观察娜塔丽娅，和电影里那位还真有点像。是比老闷儿的媳妇苗条，胸是胸，腰是腰，圆脑门儿，高鼻梁，像有西亚人血统似的。我们吃完山药出门时，她还故意站在门口让我们看，看来她知道她在土坨是出众的。小格拉西莫夫从嫂子身边走过，又骂着：“个x的。”
几天之后小格拉西莫夫才缓过来。但对小三的画他却始终不屑一顾。小三请他看画，他头也不抬地说：“艺术嘛，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儿。”小三说：“这也是小格拉西莫夫说的？”小格拉西莫夫说：“这是电影地道战里说的。画吧啊，你不是还没有出师吗？”小三说：“你出师了吗？”小格拉西莫夫唱起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冰川”号继续航行在卡特加斯海峡。本来很安静的走廊突然传来一阵纷乱的脚步声，一些人议论着什么正往一个方向走。我看看表“冰川”号还不到靠岸的时间。我和齐叔不约而同坐起来，披衣走出房问。原来人们正往酒吧走，好像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跟了上去。果然，酒吧里已聚集起不少人，他们正传递着一个消息：据路透社刚才的广播说，在莫斯科，叶利钦的坦克终于占领了“白宫”这意味着苏联即将解体。聚集在这里的大多是苏联人和东欧人，有人兴奋着举起酒杯，碰着。有人很沉闷。我那位同路人“小格拉西莫夫”还坐在他的位子上，只对我耸了耸肩，摊了摊手。我想这是一个无所谓的姿态。
我和齐叔参与酒吧里的议论，回到房间，躺下。齐叔突然沉默了，一连抽了几支烟。我说，您怎么了？齐叔说，那不就是老、小格拉西莫夫的国家吗？当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唱着“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时候，我也感到过呼吸的阵阵自由。你就不一定。
说不定叶利钦能给人一些呼吸的自由。我。
齐叔说，这是一部正在写着的历史，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每天都在不知不觉地写着自己的历史。
我说，我还是想着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他的历史是怎么写下去的？
齐叔说，我们在土坨相处了差不多一个月，都画了不少画。告别前，我们在老闷儿家布置了一个三人联展。临走，小格拉西莫夫家真粉了麦子，白面饼烙了半尺厚一摞，还煎了腊肉——过年时腌下的。枣酒、山药酒弄了好几瓶子。娜塔丽娅跑进跑出，把饼卷肉亲自送到我手里，像是弥补那天的过失。
那么，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长进吗？我问齐叔。
怎么说呢，齐叔说，经我一再建议，狗倒是能进门了。我说，小格拉西莫夫，让狗进门还是不可忽视的，小三的话你得重视一下。
就算是狗能进门了，油画之于他，他之于油画，意义到底又在哪里呢？我问。
这是我留给你的问题，你是作家。齐叔说。我们吃了白面饼卷腊肉，喝足了枣酒，就和小格拉西莫夫告别。他推个小车把我们送上长途汽车，最后还是说：“齐老，等着的，等秋后我背筐山药去看你。”
秋后，小格拉西莫夫去了吗，还有他的山药——大红袍，小薄皮儿？我问。
齐叔说，没有。没等秋后我又出了事，干校查出了我的病假条。我又被揪了回去。我再次见到小格拉西莫夫，那是三年以后的事。
三年后，我专程去土坨找小格拉西莫夫，没想到在西县县城碰见了他。他没有画画，他在卖葱，正和一个买葱的老太太争执。老太太买了一把葱，交了钱，拿了葱，又去揪小格拉西莫夫的葱叶，小格拉西莫夫说：“干什么也不容易，这买葱的也不容易，这卖葱的也不容易。”老太太还揪，小格拉西莫夫便举起秤杆去梆老太太的头。可想而知，眼前的情景对于我们是个不方便的时刻。世界上的人都有个不方便的时候。我错过了小格拉西莫夫。
可我总是惦着这个青年，这个肩背粪筐的青年的艺术生涯。我四处打听——你知道，这几年我不断担任各类画展评委，每次都注意有没有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一次真碰见一位西县来省里送画的同志，我问他小格拉西莫夫的情况，他说不知道这个人。我说，土坨的，画油画。他说，你说的是二旦吧（小格拉西莫夫叫二旦，姓秦）。对对，秦二旦。我说。他告诉我，前几年二旦在县城开了个画廊。农民们觉得很新鲜，进去看看说，怎么画的都是些迷魂阵呀。小格拉西莫夫的画廊没有支撑下。那你们对他的画怎么评价呢？我对西县那位同志说。西县的同志笑了，说，在大都市兴许可以，可在我们深山老峪，人们的素质上不去。
我还是想见见小格拉西莫夫，索性专程去了趟土坨。娜塔丽娅迎的我。50来岁的人了，骑辆本田摩托，带着一手金戒指。她立刻就认出了我，大大方方地说，快来画吧，画个骑摩托的。我说，我是来看二旦的。她说，我知道你是来找你徒弟的。他呀，正在后山烧窑呢。我说，烧砖？她说不是。我说，烧瓦？她不是。我说，烧花盆？她说不是，他烧的是艺术品，专烧小课（裸）体儿。“这回可行啦，生是让小课体儿救了他，销路可好哩。”她说。
我马不停蹄地爬上后山，看见一个乱石小院，院里有个小土窑正在冒烟，我直奔小土窑而去。
“有人吗？”我推开栅栏门说。
从一间乱石小屋里走出一个年轻人，瓜子脸油红，蓬乱的头发竖着，穿件假警服，腰里系根绳子。他站在门口，打量着我说：“找谁呀？”
我说：“找你呀。”
年轻人又把我打量一阵说：“认不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唱起来。
年轻人更显懵懵懂懂。我说：“秦二旦你怎么了？”
年轻人说：“二旦是我爹。”
我这才明白过来。屈指算算，我和小格拉西莫夫相识是20多年前的事了。“你爹呢？”我问年轻人。
“送火（货）却（去）啦。”
“到哪儿送货去啦？”
“太原。快屋吧。”
我跟年轻人进了屋。当屋支块铺板，上面有红泥、青泥和石膏。四周地下摆放的都是“货”：泥质的，石膏的，烧过的和未烧过的。全裸的和半裸的“小课体儿”；扇着翅膀的小天使；歪头读书的小爱弥儿。
我打量着眼前的货问年轻人：“都是你和你爹做的？”
年轻人说：“我翻模子，我爹挂彩。生是让我撺掇的他，先前他还不愿干。”
我这才注意到，原来石膏人都点着红嘴唇，有的奶头上也挂着“彩”我问年轻人他爹哪天回来，他说得五六天。又说：“我你做饭吧，准是约（远）道来的朋友，有其席（吃食）。”
我早就发现在一个墙角码着好几个粮食口袋，口袋上都印着字：“雪花牌特一粉”“免淘小站米”米面口袋们大都敞着口。山药也有，和东倒西歪的“小课体儿”搅和在一起。
“那，你妈呢——你娘？”我问。
年轻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自有不方便之处吧。这时我发现这房子还有间里屋。我往里看看，有条小炕，炕上并排卷着两个小铺盖卷儿。
我没有等小格拉西莫夫回来，也没有吃他家的“特一粉”和“免淘小站米”年轻人也没有执意留我。
“冰川”号的走廊里又传来纷乱的脚步声，这次预示着我们已入挪威湾，船就要靠岸了。
“起床吧，小姐。”齐叔对我说。他已站在房间中央又踢腿又弯腰。
你看到小格拉西莫夫的油画了吗？在那个乱石小屋。我问齐叔。
齐叔说，让他儿子给烧了。据他儿子形容，烧的时候烟冒得很大，很呛人。连画箱都被他儿子烧了，他儿子手舞足蹈地形容：“嘎巴嘎巴”
挪威湾被初冬的太阳照得金光灿灿。我和齐叔随着人流走下“冰川”号的舷梯，走出港口。我又见到了与我同行的那位“小格拉西莫夫”又一次与我面，他格外热情，放下手提行李就过来同我握手。我和他握着手，用我掌握的那几个俄文单词对他说：“格拉西莫夫同志，祝你好运。”
他说：“我不姓格拉西莫夫。”
我说：“对不起，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他说：“我姓科林，谢尔盖科林。也祝你好运。”
我和科林分了手。齐叔说，你的俄文发音有毛病，有些单词字头的元音应该“软化”比如咱们说了一路格拉西莫夫，实际“格”在此应该读“盖”小格拉西莫夫就应该读小盖拉西莫夫。
你吃有些东西一样，没法下嘴。这次我在哥本哈根看了不少博物馆，也看了不少画廊。在一家画廊我看见一幅叫鸡的愤怒的油画，倒是色彩斑驳。但我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请教画廊老板，老板说这张画是鸡画出来的。艺术家把颜料滚在鸡身上，让鸡在画布上拍动翅膀作画，还有鸡的爪子，鸡的嘴。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想起了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您站在小格拉西莫夫的画前也遇到了“鸡的愤怒”么？我问。
齐叔说，不能这么说，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形象，有人手塑造的痕迹，不是鸡刨出来的。哪儿是山，哪儿是树，房子，石头都能看出来。颜色堆积得很厚，有的作品，厚得鞋底子一般。可见他追求之虔诚、执着。对这样一个农村孩子，我实在不愿轻易给他泼冷水，油画又不是他们的祖传。他父亲、祖父都是种地、赶毡、卖柿子的。
他的画要是挂在哥本哈根，没准儿真能轰动。我说。
齐叔说，有时氛围很重要。作品与氛围的关系，永远是艺术家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可当时，小格拉西莫夫的画不是挂在哥本哈根画廊，而是可怜巴巴地掴在老闷儿家的土墙上，旁边衬着杈、耙、扫帚和干萝卜片儿。
可以想象，这氛围对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是不利的。我说。
齐叔说，当时小格拉西莫夫非让我立刻评价他的画不可，我说咱们还是先洗脸，吃饭，上山。画么，还是你先谈，谈谈你作画的体会。小格拉西莫夫说，也行。他说得很爽快，也很自信。但这时我们却研究起他的画箱了。小格拉西莫夫忙把画箱的三条腿拉开，打开箱盖，抠出调色板。画箱里，颜料、画笔、刮刀排列有序，该有的都有。看得出，这是一只典型的苏式画箱，是我早就梦寐以求的。在列宁格勒学画时，眼馋得不得了，买不起。现在我那个只能“摊”在地上的画箱显然就相形见绌了。小三又：“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自己做的？”小格拉西莫夫说：“完篡（全）是自个儿鼓捣的。”
我们吃完派饭，三人结伴上山。小格拉西莫夫背着他的苏式画箱在前头引路，画箱的金属饰件被早晨的太阳照得一闪一闪。有了小格拉西莫夫的引路，我们就少走许多冤枉路。在路上，小格拉西莫夫又让我谈他的画。我说，你还没有谈体会呀。这时小三插话：“小格拉西莫夫，你为什么不先把形象画具体？连个比例也不讲，鸡和狗都一样大。还有你画的那门，狗能进吗？”
小三的议论使小格拉西莫夫突然停住脚，他和小三站了个脸对脸说：“小三兄弟，就艺术的整体而言，你的话是有道理的；就艺术的阶段性而言，你的话是错的。”
“俺们错在哪儿？”小三问。
小格拉西莫夫说：“错就错在你忽视了艺术的阶段性，也就是作画的目的性。你画一张画，就为了让狗能进门儿？这再简单不过。可你忘了，现在我们画箱里装的是什么，是颜色呀。也就是说，现阶段你要摆弄颜色。有一次小格拉西莫夫指导学生画写生——我说的是苏联的那位，不是我。他们眼前除了白桦和塔松，还有一座建筑，这建筑有12个台阶，啊，听准了，台阶是12个。有个学生多画了一个，也就是说把台阶画成了13个。小格拉西莫夫给他打了5分。相反，有个学生不多不少画了12个台阶，小格拉西莫夫反倒给他打了3分。”
“这是为什么？”小三问。
“为什么？艺术的阶段性。”小格拉西莫夫说“目前，小格拉西莫夫给学生讲的是色彩，就不必去计较一个台阶的得失。此时此刻老师打分的根据是学生对色彩的观察能力。颜色这玩意儿，神秘呀。它打动人又难为人。你要摆弄它，必得先了解其规律。齐老懂。为什么一上午画不完两棵树，是比例问题吗？显然不是。比例在齐老手下还不是如同探囊取物？他是为颜色问题而苦恼。齐老，你说对吗？我的话有不当之处，也请齐老指正。我，一个深山老峪的人。”
我对齐叔说，我很想知道，小格拉西莫夫说这番道理时，是不是又用了普通话？
齐叔望着杯中的马提尼说，是用普通话呀。走吧，咱们回去躺着说。
我们站起来，路过“小格拉西莫夫”的座位时，他面前又换了吃喝。他看见我欠欠身，笑着，很讪。
我们回到房间，展开卧具。我躺下，齐叔也躺下。夜深了，才感到卡特加斯海峡的凉意。我把毯子拉到下巴，把自己团起来，听齐叔接着讲小格拉西莫夫。
从理论上讲，小格拉西莫夫的话无可挑剔，这是苏俄画家从谢洛夫开始对绘画色彩理论研究的核心之核心。他们主张绘画应该放弃固有色，大胆认识条件色。怎么认识？就是土坨那个小格拉西莫夫讲的，从改变习惯的观察方法入手。比如你眼前有个熟透了的苹果，我问你苹果是什么颜色，你准说是红的。可是如果我在苹果后面挂一块红布呢？你再看那苹果就不红了。认为天一定是蓝的，土一定是黄的都是“固有色”在作怪。当时我们对这个理论迷得不得了。其实，这不是绘画色彩的惟一理论。有专门用固有色画画的画家：马蒂斯，布洛克，还有拉丁美洲的万徒勒里，还有专画黑白画的画家，你能说他们不伟大？可当时苏派画家的色彩理论，确实让我们神魂颠倒。土坨的这个青年认准了小格拉西莫夫，其实，c格拉西莫夫并不是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
那天我们三个人在山上，我记得画得很顺手。作画，有时得有人给你提个醒儿，小格拉西莫夫对我就是个提醒。
那天小格拉西莫夫画得如何？我问。
嗬，猛藐我们。胆子大，画笔在纸上好一阵层厾打。齐叔说。
齐叔用了个“厾打”来形容小格拉西莫夫作画，我有几分明白了，就又问齐叔，小格拉西莫夫的自我感觉如何。
好，好得不得了。齐叔说。画着画着腾地站起来说：“齐老，我给你翻个跟头吧！”翻了几个跟头又唱起当地的老调梆子。唱青衣，唱花脸，唱潘杨讼，唱秦雪梅吊孝。艺术这东西有时候是能把人弄得五迷三道，忘乎所以。
我说，我还是想先知道是谁非要把小格拉西莫夫传小格拉西莫夫不可。
齐叔说，应该是王某某，我师姐。两年前王某某先生来西县画画，住土坨，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么就迷上了油画，也不出工了，柿子也不卖了，一天天摽着王某某，还净给王某某找鸡蛋吃。王某某爱吃鸡蛋，一天吃12个，你说一个女同志。那时候鸡蛋不好买，养鸡也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小格拉西莫夫就给她串着村子找。我想，谁传给他的这不是关键，再说也不是王某某一定要把油画播种到土坨。关键是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么就迷上了它，还管王某某叫干娘。走火入魔，你懂吧。面对那些高深理论，你不能说他完全是死记硬背，那的确是油画让他的灵魂不安分了。有了油画，他就成了一个生活中的胜利者。每次画画回来，他把新作别在麻绳上，唱着“我们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老调梆子又改苏联歌曲了。我们在他眼里反倒总像个失败者。
小三不甘失败，晚上在被窝里向小格拉西莫夫挑战：“哎，小格拉西莫夫，请再给俺们讲讲水怎么画，怎么画水？”
小格拉西莫夫把烟抽得很旺，露出光着脊梁的肩膀子说：“你问的是画水？水嘛，水就是一面镜子。”
“那山呢？”小三又问。
“山，一个沉默着的人。”小格拉西莫夫又胜利了。
不过有时候他也会很沮丧。不是为了他的画，是为了别的事。我们在土坨的房东叫老木，老闷儿是他的儿子。老闷儿的新媳妇很漂亮，我和小三想为她画张像。晚上跟小格拉西莫夫商量，让小格拉西莫夫去请。小格拉西莫夫不屑地说：“她长得不行，太敦实，脖子短，肉眼泡。这样吧，明天我把我嫂子领来吧，娜塔丽娅一般，你们一看便知。”你知道，娜塔丽娅是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里葛利高里的妻子。第二天小格拉西莫夫真去领他嫂子去了。我和小三一天没出去，支开画具，等着，却没等。
原来，小格拉西莫夫的嫂子死活不来，说是要“粉麦子”就是磨麦子之前先用搌布把麦子擦湿，当地人叫粉麦子。没领来娜塔丽娅，对我们倒没什么，小格拉西莫夫却吃不住劲儿了，就像在我们跟前丢了人现了眼。他进门一头扎在门后，抱住膝盖蹲下，很是显出狼狈和羞惭。嘴里叨叨着：“哼，非要今儿个粉麦子，今儿个粉哪门子麦子”
一连几天小格拉西莫夫都很沉闷，晚上躺在炕上不再提“水是一面镜子，山是沉默的人”只是冷不丁来一句：“齐老，等着的，等秋后山药下来，我背筐山药竟（进）城看你去。俺们的山药是‘大红袍’，小薄拼（皮）儿。”我安慰他说，娜塔丽娅的事不算什么，我们经常碰钉子。你看得上人家，人家不一定看得上我们。再说我们也有个画像画不像的问题。画不像人家，又耽误了社员挣工分，就觉得很对不起人家。
有一天，我们真到小格拉西莫夫家吃馏山药去了，还见了“娜塔丽娅”娜塔丽娅收工回来，知道屋里是我们，故意不进屋，在院里闪来闪去。有一种农村的年轻女人遇见生人就是这样：又怕你看她，又愿意你看她。娜塔丽娅大概属于这类人。也是为那天画像的事“圆场儿”她背朝着我们冲另一间屋子喊：“娘，今儿后晌还粉麦子不？”小格拉西莫夫就自言自语着骂：“个x的，这家里要是粉得起麦子，还能让俺老师吃山药。”我和小三暗笑着观察娜塔丽娅，和电影里那位还真有点像。是比老闷儿的媳妇苗条，胸是胸，腰是腰，圆脑门儿，高鼻梁，像有西亚人血统似的。我们吃完山药出门时，她还故意站在门口让我们看，看来她知道她在土坨是出众的。小格拉西莫夫从嫂子身边走过，又骂着：“个x的。”
几天之后小格拉西莫夫才缓过来。但对小三的画他却始终不屑一顾。小三请他看画，他头也不抬地说：“艺术嘛，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儿。”小三说：“这也是小格拉西莫夫说的？”小格拉西莫夫说：“这是电影地道战里说的。画吧啊，你不是还没有出师吗？”小三说：“你出师了吗？”小格拉西莫夫唱起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冰川”号继续航行在卡特加斯海峡。本来很安静的走廊突然传来一阵纷乱的脚步声，一些人议论着什么正往一个方向走。我看看表“冰川”号还不到靠岸的时间。我和齐叔不约而同坐起来，披衣走出房问。原来人们正往酒吧走，好像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跟了上去。果然，酒吧里已聚集起不少人，他们正传递着一个消息：据路透社刚才的广播说，在莫斯科，叶利钦的坦克终于占领了“白宫”这意味着苏联即将解体。聚集在这里的大多是苏联人和东欧人，有人兴奋着举起酒杯，碰着。有人很沉闷。我那位同路人“小格拉西莫夫”还坐在他的位子上，只对我耸了耸肩，摊了摊手。我想这是一个无所谓的姿态。
我和齐叔参与酒吧里的议论，回到房间，躺下。齐叔突然沉默了，一连抽了几支烟。我说，您怎么了？齐叔说，那不就是老、小格拉西莫夫的国家吗？当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唱着“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时候，我也感到过呼吸的阵阵自由。你就不一定。
说不定叶利钦能给人一些呼吸的自由。我。
齐叔说，这是一部正在写着的历史，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每天都在不知不觉地写着自己的历史。
我说，我还是想着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他的历史是怎么写下去的？
齐叔说，我们在土坨相处了差不多一个月，都画了不少画。告别前，我们在老闷儿家布置了一个三人联展。临走，小格拉西莫夫家真粉了麦子，白面饼烙了半尺厚一摞，还煎了腊肉——过年时腌下的。枣酒、山药酒弄了好几瓶子。娜塔丽娅跑进跑出，把饼卷肉亲自送到我手里，像是弥补那天的过失。
那么，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长进吗？我问齐叔。
怎么说呢，齐叔说，经我一再建议，狗倒是能进门了。我说，小格拉西莫夫，让狗进门还是不可忽视的，小三的话你得重视一下。
就算是狗能进门了，油画之于他，他之于油画，意义到底又在哪里呢？我问。
这是我留给你的问题，你是作家。齐叔说。我们吃了白面饼卷腊肉，喝足了枣酒，就和小格拉西莫夫告别。他推个小车把我们送上长途汽车，最后还是说：“齐老，等着的，等秋后我背筐山药去看你。”
秋后，小格拉西莫夫去了吗，还有他的山药——大红袍，小薄皮儿？我问。
齐叔说，没有。没等秋后我又出了事，干校查出了我的病假条。我又被揪了回去。我再次见到小格拉西莫夫，那是三年以后的事。
三年后，我专程去土坨找小格拉西莫夫，没想到在西县县城碰见了他。他没有画画，他在卖葱，正和一个买葱的老太太争执。老太太买了一把葱，交了钱，拿了葱，又去揪小格拉西莫夫的葱叶，小格拉西莫夫说：“干什么也不容易，这买葱的也不容易，这卖葱的也不容易。”老太太还揪，小格拉西莫夫便举起秤杆去梆老太太的头。可想而知，眼前的情景对于我们是个不方便的时刻。世界上的人都有个不方便的时候。我错过了小格拉西莫夫。
可我总是惦着这个青年，这个肩背粪筐的青年的艺术生涯。我四处打听——你知道，这几年我不断担任各类画展评委，每次都注意有没有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一次真碰见一位西县来省里送画的同志，我问他小格拉西莫夫的情况，他说不知道这个人。我说，土坨的，画油画。他说，你说的是二旦吧（小格拉西莫夫叫二旦，姓秦）。对对，秦二旦。我说。他告诉我，前几年二旦在县城开了个画廊。农民们觉得很新鲜，进去看看说，怎么画的都是些迷魂阵呀。小格拉西莫夫的画廊没有支撑下。那你们对他的画怎么评价呢？我对西县那位同志说。西县的同志笑了，说，在大都市兴许可以，可在我们深山老峪，人们的素质上不去。
我还是想见见小格拉西莫夫，索性专程去了趟土坨。娜塔丽娅迎的我。50来岁的人了，骑辆本田摩托，带着一手金戒指。她立刻就认出了我，大大方方地说，快来画吧，画个骑摩托的。我说，我是来看二旦的。她说，我知道你是来找你徒弟的。他呀，正在后山烧窑呢。我说，烧砖？她说不是。我说，烧瓦？她不是。我说，烧花盆？她说不是，他烧的是艺术品，专烧小课（裸）体儿。“这回可行啦，生是让小课体儿救了他，销路可好哩。”她说。
我马不停蹄地爬上后山，看见一个乱石小院，院里有个小土窑正在冒烟，我直奔小土窑而去。
“有人吗？”我推开栅栏门说。
从一间乱石小屋里走出一个年轻人，瓜子脸油红，蓬乱的头发竖着，穿件假警服，腰里系根绳子。他站在门口，打量着我说：“找谁呀？”
我说：“找你呀。”
年轻人又把我打量一阵说：“认不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唱起来。
年轻人更显懵懵懂懂。我说：“秦二旦你怎么了？”
年轻人说：“二旦是我爹。”
我这才明白过来。屈指算算，我和小格拉西莫夫相识是20多年前的事了。“你爹呢？”我问年轻人。
“送火（货）却（去）啦。”
“到哪儿送货去啦？”
“太原。快屋吧。”
我跟年轻人进了屋。当屋支块铺板，上面有红泥、青泥和石膏。四周地下摆放的都是“货”：泥质的，石膏的，烧过的和未烧过的。全裸的和半裸的“小课体儿”；扇着翅膀的小天使；歪头读书的小爱弥儿。
我打量着眼前的货问年轻人：“都是你和你爹做的？”
年轻人说：“我翻模子，我爹挂彩。生是让我撺掇的他，先前他还不愿干。”
我这才注意到，原来石膏人都点着红嘴唇，有的奶头上也挂着“彩”我问年轻人他爹哪天回来，他说得五六天。又说：“我你做饭吧，准是约（远）道来的朋友，有其席（吃食）。”
我早就发现在一个墙角码着好几个粮食口袋，口袋上都印着字：“雪花牌特一粉”“免淘小站米”米面口袋们大都敞着口。山药也有，和东倒西歪的“小课体儿”搅和在一起。
“那，你妈呢——你娘？”我问。
年轻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自有不方便之处吧。这时我发现这房子还有间里屋。我往里看看，有条小炕，炕上并排卷着两个小铺盖卷儿。
我没有等小格拉西莫夫回来，也没有吃他家的“特一粉”和“免淘小站米”年轻人也没有执意留我。
“冰川”号的走廊里又传来纷乱的脚步声，这次预示着我们已入挪威湾，船就要靠岸了。
“起床吧，小姐。”齐叔对我说。他已站在房间中央又踢腿又弯腰。
你看到小格拉西莫夫的油画了吗？在那个乱石小屋。我问齐叔。
齐叔说，让他儿子给烧了。据他儿子形容，烧的时候烟冒得很大，很呛人。连画箱都被他儿子烧了，他儿子手舞足蹈地形容：“嘎巴嘎巴”
挪威湾被初冬的太阳照得金光灿灿。我和齐叔随着人流走下“冰川”号的舷梯，走出港口。我又见到了与我同行的那位“小格拉西莫夫”又一次与我面，他格外热情，放下手提行李就过来同我握手。我和他握着手，用我掌握的那几个俄文单词对他说：“格拉西莫夫同志，祝你好运。”
他说：“我不姓格拉西莫夫。”
我说：“对不起，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他说：“我姓科林，谢尔盖科林。也祝你好运。”
我和科林分了手。齐叔说，你的俄文发音有毛病，有些单词字头的元音应该“软化”比如咱们说了一路格拉西莫夫，实际“格”在此应该读“盖”小格拉西莫夫就应该读小盖拉西莫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