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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不随意品评别人的家庭。安德烈却还是从姚秀芬那不期而至的眼泪里发现了一种关切。这使他感到陌生，又有点不安。多年来他好像已经成了一个不需要被关切的人，他更是一个不需要让异性为他落泪的人。当时他很想抬起手为她擦擦眼泪，犹豫之间，却见姚秀芬自己很快地把泪擦干，并努力对他笑笑。他们的眼光碰在一起，安德烈发现姚秀芬那端正的鼻子让泪水冲洗得很晶莹。
后市场上出现了速冻饺子。有一天安德烈带来一盒速冻饺子，以此阻止姚秀芬再为他包饺子。姚秀芬却对安德烈的饺子嗤之以鼻：贵，她说。也不香，她说。她撇着嘴，像一个家庭妇女在家庭利益受到侵犯时表现出的那样。
安德烈，包饺子太麻烦。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就不嫌麻烦。
安德烈说我挺高兴。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就高兴。
安德烈说你高兴我也高兴。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更高兴。
安德烈说你高兴我更更高兴。
至此，他们突然打住不再说话，就像被彼此这畅如流水的对答吓住了。
这样的日子，安德烈和姚秀芬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有一天，封盖车间闲散的聊天气氛没有了，人们都在急躁地激烈地讨论着怎样才能离开这半死不活的罐头厂。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闭口不谈这个话题，虽然他们知道，这话题于他们也是万分紧要的：物价在涨，医疗没有保证，堆在家里权作工资的水果罐头没法处理——眼下谁也怕一日三餐拿罐头当饭吃，安德烈念初中的女儿又因病休了学他们却不谈这个话题，仿佛要共同坚守住他们持续了二十几年的闲聊，或是深怕因此谁会比谁先离开一步。这时候李金刚到安德烈家去找安德烈了。
李金刚最近也一直在为离开纺织厂奔走。时代的发展使棉农们越来越不愿意种棉花，他们或是捡着好伺候的种，或是干脆离开土地外出去做生意：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吸引力。这城市的纺织厂原料就奇缺了，工厂的工资也是有了上月没下月。李金刚在为自己找出路的时候，看见报纸上有一则广播电台招聘播音员的广告，他立刻想到了安德烈，便撺掇安德烈去试试。他鼓励安德烈说在小学你朗诵就比别人好，说不定能考上。从实际出发，离开罐头厂生活才有希望。
是啊，从实际出发，离开罐头厂生活才有希望。安德烈也这么想。他觉得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希望”这个概念了，他又觉得广播电台对他是太遥远了，是李金刚的提醒才使他回忆起小时候他的确酷爱过朗诵。他还在这时想起了姚秀芬。他想着，又竭力打断着这想念，姚秀芬是他的什么人啊。就在他怀疑、畏缩、自卑的时候，李金刚又自作主张为他报了名，并陪他去应试。结果安德烈被广播电台选中。
安德烈是封盖车间第一个找到新职业的人，并且这新职业是如此地让大家觉得不可企及。他们要他请客，在一个青工的提议下，他们还“揍”了安德烈一顿。“不打你一顿真是咽不下我们心里这口气啊！”他们嘻嘻哈哈地把安德烈推来掇去，他们的话又热乎又知己。姚秀芬和两个女工在一边看着，笑得比别人更厉害，她有些夸张地拍着手，把腰弯得很低。安德烈从来没她这么高声地笑过，他觉得他的心都要碎了。
姚秀芬的笑声还使安德烈忽然有一种久违了的冲动，他非常希望能有一个清静的地方，能有一个单独的时间和姚秀芬在一起。他奇怪为什么二十多年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单独在一起那么一次，二十多年他们就像两根平行的铁轨那样，距离是如此迫近，却永远平行着伸向不知去处的远方。就在这天下班前，他叫住了姚秀芬，问她打算怎么办。她知道他是问她的以后，就告诉他说，她和丈夫可能去乡下给承包了果园的一个亲戚打工，辛苦是辛苦，钱比罐头厂有保证。他仍不放她走，断断续续地说着词不达意的意思，那是一个幽会的意思，是一个多年来始终被他们有意无意不断掩埋的意思。但是姚秀芬立刻领会了，她知道这将是他们的告别，而这告别不是为了再见。她没有忸怩，只问了一句：“你觉得哪天好？”他告诉她，他打算去找李金刚。
晚上安德烈找了李金刚，李金刚为此作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策划：明天，晚饭以后，7点钟之前，他会把老婆孩子引到岳丈家中，空出房子给安德烈，时间是三个小时。也就是说，明晚7点至10点，李金刚家是独属于安德烈和姚秀芬的。李金刚说完当即把家门钥匙了安德烈。安德烈攥住李金刚的钥匙，就像攥住了一个暧昧而又确凿的事实，这事实让他突然糊涂了一下，也突然惊怕了一下。
第二天一上班，安德烈就把晚上的安排告诉了姚秀芬，姚秀芬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个白天，他们很少讲话，心中擂着鼓，脸上却加倍地漠然。中午，姚秀芬一反常态连午饭也不吃，说是要回趟家。她的回家使安德烈禁不住一阵阵胡思乱想，他想她是躲了我吧，他想她是后悔了吧。直到下午上班姚秀芬准时出现在车间里，安德烈才定住神。
下班了，安德烈和姚秀芬骑上自行车各走各的，他们在李金刚家附近一家电影院门前碰了头，一块儿把车存上，再步行着往李金刚家走。这是安德烈的主意，他觉得把车骑到李金刚的楼门口目标太大。
这是初春的一个晚上，乍暖还寒的气候，华灯初上的时刻，安德烈和姚秀芬向着李金刚的家，向着纺织厂那片生活区走。他们走得很急，像是怕被熟人认出来，又像是怕这宝贵的三个小时耽误在路上。他们似乎都知道他们奔了李金刚家要去干什么，这共同的知道又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有点慌张和惭愧。就这样，只半站地的路，他们却像是走了一辈子。
终于，安德烈看见了那片黑沉沉的苏式住宅区，几十幢大楼规矩而又错综地隐蔽在夜幕下。他看见了进入住宅区的大门口，从前停着冰棍车的位置，现在是一间闪着霓虹灯招牌的美容厅。他们从美容厅门前走过，拐进了楼群。他们正在接近目的地，但是安德烈忽然走不动了，因为他他忘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李金刚家究竟是哪座楼是几单元几层几号。几十年他就像出入自己家一样地出入李金刚的家，他不用也从来没打算记一记李金刚的门牌号码。他对李金刚家的熟悉是一种无需记忆的熟悉，就像一个每天吃饭的人，当他用筷子把食物送进嘴里时，他用不着提醒自己“别送进鼻子里去”可是这个晚上，这个本该独属于安德烈的晚上，他丧失了记忆。他仰望着在夜色中显得更加一模一样的笨重的楼群，仰望着那些被漠不关心的灯光照亮的窗，甚至连李金刚家那座楼的方位也找不准了。他就像掉进了一个陷阱，一个荒诞无稽的噩梦。他被急出了一身冷汗，冷汗濡湿了内衣，夜风吹得他打颤。他手握李金刚的钥匙，那钥匙几乎被他攥出水来。站在他身旁的姚秀芬默默地、无限信任地着他，更让他焦虑无比。他走进一处楼间花园，妄想以此唤起记忆。但是他发现这里的花园一模一样，站在花园里他无所收获，这里没有丝毫痕迹能让他发现李金刚的家之所在。他们出了花园，又上了楼间两路。偶尔有人打他们身边匆匆走过，安德烈几次下决心开口打听，却几次放过了眼前的人。因为他是安德烈，他觉得他无法开口。可他们不能总是在这儿转来转去，安德烈逼迫自己必须硬着头皮朝一幢可能是李金刚家的楼房走。他们走进了那楼，安德烈假装着记起了单元、楼层的房号，就算是安慰姚秀芬他也要假装。他假装着已经找到了门，伸出钥匙去捅那扇门的锁，但他没能捅开，因为这扇门里有动静。接着门哗地开了，房内传出麦克尔杰克逊的歌声，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站在门口冲安德烈说：“你干什么！”年轻人那张营养很好的脸上是公开的敌意。安德烈愣在那里，就像小时候遭到高年级同学质问时那样答不上话来。身后的姚秀芬却显出少有的镇静，她说这不是李金刚的家么，我们是李金刚的亲戚，住在他家的。年轻人说什么李金刚啊这楼里没有叫李金刚的。说完砰地关了门。
安德烈和姚秀芬逃也似的出了楼，只有再次把自己投进黑暗。钥匙仿佛握在安德烈手中，他却不敢再去试着捅一扇握的门。哪一扇门里都可能有人，哪一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问他为什么乱捅别人家的锁，必要时他们完全有可能被扭送到派出所。这想法让他们气馁，也使他们狼狈。他们没有目的，也没话要说，只沉默着在楼群之间乱走。安德烈走着，差不多把几十年他和李金刚在这里的所有事情都了一遍，每一件小事都历历在目，这历历在目的事情却没有一样能帮他记起李金刚的家。时间在奔跑，他们不敢看腕上的手表，但他们都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
时间在奔跑，10点钟就这么来到了。10点钟让安德烈做出决定，他们应该离开这里了。安德烈追随着远处的霓虹灯，朝着那间美容厅走。在一盏路灯下，他扭头看了一眼姚秀芬，他发现往日里红润健壮的姚秀芬，似是因了这楼群的折磨，一下子矮小憔悴了许多。他看着她，像是问：咱们在哪儿分手？姚秀芬看明了安德烈的意思，她只把手中的一个饭盒递给安德烈对他说：“饺子，你的。”安德烈就去接饭盒，心中想着，却原来姚秀芬连晚饭都准备好了的啊。他奇怪一个晚上他竟没看见她手中拿着一个饭盒，他也才明白了姚秀芬中午回家的缘由。他接了饭盒，但没接住，饭盒掉在地上，盖子被摔开，饺子落了一地，衬着黑夜，它们显得格外精巧、细嫩，像有着生命的活物儿。安德烈慌着蹲下捡饺子，姚秀芬说捡也吃不得了。安德烈还捡，一边说你别管你别管。姚秀芬就也蹲下帮安德烈捡。两个人张着四只手，捕捉着地上那些有着生命的活物儿。四只手时有碰撞，却终未握在一起。也许他们都已明白，这一切已经有多么不合时宜。
安德烈离开了罐头厂，去广播电台报到。他将在经过一个月的短训后，成为该台一个经济栏目的播音员。这晚他独自去了李金刚家，像要验证自己，像要考试自己。他顺利地走过了那间美容厅，顺利拐进黑沉沉的楼群。他无遮无碍地继续前进，不知不觉就走进了李金刚的楼，敲响了李金刚的门。门开了，李金刚站在门口，迫不及待地告诉安德烈，今天他闲得无聊，在街上花四块钱买了两张社会福利奖券，居然连中两辆自行车！安德烈似听非听，只自言自语般地说着：“我以为我再也找不到这儿了。”
这晚他没有走进李金刚的家，他向他的挚友道了别，下了楼，又独自在楼房的阴影中站了一会儿，听着不远处职工俱乐部里传来的节奏激烈的音乐声，说不清心中是安静还是疼痛。他已经出人意料地逃离了那个半死不活的罐头厂，可他分明觉得，他连同他那个背时的名字——安德烈，又被一同网进了这片苏式旧楼。他和这些旧楼有着一种相似的背时，所以他和它们格外容易相互愚弄。他想起连李金刚也要离开这些旧楼了，李金刚准备辞职开一间家用电器修理部。安德烈家的冰箱已经坏了两个月，他打算过几天让李金刚帮他修修冰箱。这才是他的生活。
他骑上车往家，车把前的车筐里摆着姚秀芬那只边角坑洼的旧铝饭盒。安德烈准备继续用它装以后的午饭。他觉得生活里若是再没了这只旧饭盒，或许他就被这个城市彻底抛弃了。
她从不随意品评别人的家庭。安德烈却还是从姚秀芬那不期而至的眼泪里发现了一种关切。这使他感到陌生，又有点不安。多年来他好像已经成了一个不需要被关切的人，他更是一个不需要让异性为他落泪的人。当时他很想抬起手为她擦擦眼泪，犹豫之间，却见姚秀芬自己很快地把泪擦干，并努力对他笑笑。他们的眼光碰在一起，安德烈发现姚秀芬那端正的鼻子让泪水冲洗得很晶莹。
后市场上出现了速冻饺子。有一天安德烈带来一盒速冻饺子，以此阻止姚秀芬再为他包饺子。姚秀芬却对安德烈的饺子嗤之以鼻：贵，她说。也不香，她说。她撇着嘴，像一个家庭妇女在家庭利益受到侵犯时表现出的那样。
安德烈，包饺子太麻烦。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就不嫌麻烦。
安德烈说我挺高兴。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就高兴。
安德烈说你高兴我也高兴。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更高兴。
安德烈说你高兴我更更高兴。
至此，他们突然打住不再说话，就像被彼此这畅如流水的对答吓住了。
这样的日子，安德烈和姚秀芬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有一天，封盖车间闲散的聊天气氛没有了，人们都在急躁地激烈地讨论着怎样才能离开这半死不活的罐头厂。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闭口不谈这个话题，虽然他们知道，这话题于他们也是万分紧要的：物价在涨，医疗没有保证，堆在家里权作工资的水果罐头没法处理——眼下谁也怕一日三餐拿罐头当饭吃，安德烈念初中的女儿又因病休了学他们却不谈这个话题，仿佛要共同坚守住他们持续了二十几年的闲聊，或是深怕因此谁会比谁先离开一步。这时候李金刚到安德烈家去找安德烈了。
李金刚最近也一直在为离开纺织厂奔走。时代的发展使棉农们越来越不愿意种棉花，他们或是捡着好伺候的种，或是干脆离开土地外出去做生意：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吸引力。这城市的纺织厂原料就奇缺了，工厂的工资也是有了上月没下月。李金刚在为自己找出路的时候，看见报纸上有一则广播电台招聘播音员的广告，他立刻想到了安德烈，便撺掇安德烈去试试。他鼓励安德烈说在小学你朗诵就比别人好，说不定能考上。从实际出发，离开罐头厂生活才有希望。
是啊，从实际出发，离开罐头厂生活才有希望。安德烈也这么想。他觉得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希望”这个概念了，他又觉得广播电台对他是太遥远了，是李金刚的提醒才使他回忆起小时候他的确酷爱过朗诵。他还在这时想起了姚秀芬。他想着，又竭力打断着这想念，姚秀芬是他的什么人啊。就在他怀疑、畏缩、自卑的时候，李金刚又自作主张为他报了名，并陪他去应试。结果安德烈被广播电台选中。
安德烈是封盖车间第一个找到新职业的人，并且这新职业是如此地让大家觉得不可企及。他们要他请客，在一个青工的提议下，他们还“揍”了安德烈一顿。“不打你一顿真是咽不下我们心里这口气啊！”他们嘻嘻哈哈地把安德烈推来掇去，他们的话又热乎又知己。姚秀芬和两个女工在一边看着，笑得比别人更厉害，她有些夸张地拍着手，把腰弯得很低。安德烈从来没她这么高声地笑过，他觉得他的心都要碎了。
姚秀芬的笑声还使安德烈忽然有一种久违了的冲动，他非常希望能有一个清静的地方，能有一个单独的时间和姚秀芬在一起。他奇怪为什么二十多年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单独在一起那么一次，二十多年他们就像两根平行的铁轨那样，距离是如此迫近，却永远平行着伸向不知去处的远方。就在这天下班前，他叫住了姚秀芬，问她打算怎么办。她知道他是问她的以后，就告诉他说，她和丈夫可能去乡下给承包了果园的一个亲戚打工，辛苦是辛苦，钱比罐头厂有保证。他仍不放她走，断断续续地说着词不达意的意思，那是一个幽会的意思，是一个多年来始终被他们有意无意不断掩埋的意思。但是姚秀芬立刻领会了，她知道这将是他们的告别，而这告别不是为了再见。她没有忸怩，只问了一句：“你觉得哪天好？”他告诉她，他打算去找李金刚。
晚上安德烈找了李金刚，李金刚为此作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策划：明天，晚饭以后，7点钟之前，他会把老婆孩子引到岳丈家中，空出房子给安德烈，时间是三个小时。也就是说，明晚7点至10点，李金刚家是独属于安德烈和姚秀芬的。李金刚说完当即把家门钥匙了安德烈。安德烈攥住李金刚的钥匙，就像攥住了一个暧昧而又确凿的事实，这事实让他突然糊涂了一下，也突然惊怕了一下。
第二天一上班，安德烈就把晚上的安排告诉了姚秀芬，姚秀芬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个白天，他们很少讲话，心中擂着鼓，脸上却加倍地漠然。中午，姚秀芬一反常态连午饭也不吃，说是要回趟家。她的回家使安德烈禁不住一阵阵胡思乱想，他想她是躲了我吧，他想她是后悔了吧。直到下午上班姚秀芬准时出现在车间里，安德烈才定住神。
下班了，安德烈和姚秀芬骑上自行车各走各的，他们在李金刚家附近一家电影院门前碰了头，一块儿把车存上，再步行着往李金刚家走。这是安德烈的主意，他觉得把车骑到李金刚的楼门口目标太大。
这是初春的一个晚上，乍暖还寒的气候，华灯初上的时刻，安德烈和姚秀芬向着李金刚的家，向着纺织厂那片生活区走。他们走得很急，像是怕被熟人认出来，又像是怕这宝贵的三个小时耽误在路上。他们似乎都知道他们奔了李金刚家要去干什么，这共同的知道又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有点慌张和惭愧。就这样，只半站地的路，他们却像是走了一辈子。
终于，安德烈看见了那片黑沉沉的苏式住宅区，几十幢大楼规矩而又错综地隐蔽在夜幕下。他看见了进入住宅区的大门口，从前停着冰棍车的位置，现在是一间闪着霓虹灯招牌的美容厅。他们从美容厅门前走过，拐进了楼群。他们正在接近目的地，但是安德烈忽然走不动了，因为他他忘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李金刚家究竟是哪座楼是几单元几层几号。几十年他就像出入自己家一样地出入李金刚的家，他不用也从来没打算记一记李金刚的门牌号码。他对李金刚家的熟悉是一种无需记忆的熟悉，就像一个每天吃饭的人，当他用筷子把食物送进嘴里时，他用不着提醒自己“别送进鼻子里去”可是这个晚上，这个本该独属于安德烈的晚上，他丧失了记忆。他仰望着在夜色中显得更加一模一样的笨重的楼群，仰望着那些被漠不关心的灯光照亮的窗，甚至连李金刚家那座楼的方位也找不准了。他就像掉进了一个陷阱，一个荒诞无稽的噩梦。他被急出了一身冷汗，冷汗濡湿了内衣，夜风吹得他打颤。他手握李金刚的钥匙，那钥匙几乎被他攥出水来。站在他身旁的姚秀芬默默地、无限信任地着他，更让他焦虑无比。他走进一处楼间花园，妄想以此唤起记忆。但是他发现这里的花园一模一样，站在花园里他无所收获，这里没有丝毫痕迹能让他发现李金刚的家之所在。他们出了花园，又上了楼间两路。偶尔有人打他们身边匆匆走过，安德烈几次下决心开口打听，却几次放过了眼前的人。因为他是安德烈，他觉得他无法开口。可他们不能总是在这儿转来转去，安德烈逼迫自己必须硬着头皮朝一幢可能是李金刚家的楼房走。他们走进了那楼，安德烈假装着记起了单元、楼层的房号，就算是安慰姚秀芬他也要假装。他假装着已经找到了门，伸出钥匙去捅那扇门的锁，但他没能捅开，因为这扇门里有动静。接着门哗地开了，房内传出麦克尔杰克逊的歌声，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站在门口冲安德烈说：“你干什么！”年轻人那张营养很好的脸上是公开的敌意。安德烈愣在那里，就像小时候遭到高年级同学质问时那样答不上话来。身后的姚秀芬却显出少有的镇静，她说这不是李金刚的家么，我们是李金刚的亲戚，住在他家的。年轻人说什么李金刚啊这楼里没有叫李金刚的。说完砰地关了门。
安德烈和姚秀芬逃也似的出了楼，只有再次把自己投进黑暗。钥匙仿佛握在安德烈手中，他却不敢再去试着捅一扇握的门。哪一扇门里都可能有人，哪一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问他为什么乱捅别人家的锁，必要时他们完全有可能被扭送到派出所。这想法让他们气馁，也使他们狼狈。他们没有目的，也没话要说，只沉默着在楼群之间乱走。安德烈走着，差不多把几十年他和李金刚在这里的所有事情都了一遍，每一件小事都历历在目，这历历在目的事情却没有一样能帮他记起李金刚的家。时间在奔跑，他们不敢看腕上的手表，但他们都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
时间在奔跑，10点钟就这么来到了。10点钟让安德烈做出决定，他们应该离开这里了。安德烈追随着远处的霓虹灯，朝着那间美容厅走。在一盏路灯下，他扭头看了一眼姚秀芬，他发现往日里红润健壮的姚秀芬，似是因了这楼群的折磨，一下子矮小憔悴了许多。他看着她，像是问：咱们在哪儿分手？姚秀芬看明了安德烈的意思，她只把手中的一个饭盒递给安德烈对他说：“饺子，你的。”安德烈就去接饭盒，心中想着，却原来姚秀芬连晚饭都准备好了的啊。他奇怪一个晚上他竟没看见她手中拿着一个饭盒，他也才明白了姚秀芬中午回家的缘由。他接了饭盒，但没接住，饭盒掉在地上，盖子被摔开，饺子落了一地，衬着黑夜，它们显得格外精巧、细嫩，像有着生命的活物儿。安德烈慌着蹲下捡饺子，姚秀芬说捡也吃不得了。安德烈还捡，一边说你别管你别管。姚秀芬就也蹲下帮安德烈捡。两个人张着四只手，捕捉着地上那些有着生命的活物儿。四只手时有碰撞，却终未握在一起。也许他们都已明白，这一切已经有多么不合时宜。
安德烈离开了罐头厂，去广播电台报到。他将在经过一个月的短训后，成为该台一个经济栏目的播音员。这晚他独自去了李金刚家，像要验证自己，像要考试自己。他顺利地走过了那间美容厅，顺利拐进黑沉沉的楼群。他无遮无碍地继续前进，不知不觉就走进了李金刚的楼，敲响了李金刚的门。门开了，李金刚站在门口，迫不及待地告诉安德烈，今天他闲得无聊，在街上花四块钱买了两张社会福利奖券，居然连中两辆自行车！安德烈似听非听，只自言自语般地说着：“我以为我再也找不到这儿了。”
这晚他没有走进李金刚的家，他向他的挚友道了别，下了楼，又独自在楼房的阴影中站了一会儿，听着不远处职工俱乐部里传来的节奏激烈的音乐声，说不清心中是安静还是疼痛。他已经出人意料地逃离了那个半死不活的罐头厂，可他分明觉得，他连同他那个背时的名字——安德烈，又被一同网进了这片苏式旧楼。他和这些旧楼有着一种相似的背时，所以他和它们格外容易相互愚弄。他想起连李金刚也要离开这些旧楼了，李金刚准备辞职开一间家用电器修理部。安德烈家的冰箱已经坏了两个月，他打算过几天让李金刚帮他修修冰箱。这才是他的生活。
他骑上车往家，车把前的车筐里摆着姚秀芬那只边角坑洼的旧铝饭盒。安德烈准备继续用它装以后的午饭。他觉得生活里若是再没了这只旧饭盒，或许他就被这个城市彻底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