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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城当年有五个门：东西南北门和一个小西门。小西门是个没有城楼没有瓮城的单纯门洞，不及东西南北门堂皇。小西门连着一条名叫提法寺的街。提法寺街虽然也是青石子铺路，也有店铺，但比东西南北门连着的东西南北街上的店铺要稀少，直到临近市中心的钟鼓楼时，店铺才逐渐稠密起来，店铺和店铺之间还夹杂着住家小门。住家男女从门里出入着，似维系着这城市的生气。
当年，我们从小西门进b城。堂皇的正门留了攻城有功的正规部队，后勤机关和未的党政机关干部入城时，则显出了有分寸的谦让。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走在地方党委剧社的序列里，我们衣帽整齐，挎着腰鼓，在提法寺街的青石路面上跳着虎步。也许就是因了这腰鼓队，提法寺街上看热闹的人照样踊跃，临近钟鼓楼时，甚至把我们拥戴得寸步难行了。第二天，入城式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我们的位置也很显赫。照片上有我和我的腰鼓，有我身后的街市和一些举胳膊欢笑的人脸。很久，我才从这张已变成旧报纸的旧照片上，发现了冯掌柜和他的妻子冯太太。
其实我并不是腰鼓队的正式队员，我的正式职务是剧社服装股的股长，做着演出服装的筹划（借和还）、管理。在根据地演出，能借得一台大戏的服装是要花些力气和口舌的。股长并没有进入领导层次，尚属一般干部。剧社除服装股，尚有化妆、装置、灯光各股。各股根据需要，人员数额不等。服装股两人，我是专职，还有一名常跑群众的女演员是兼职。
b城解放前夕，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剧社各部门都学腰鼓。我打腰鼓很快打到中上水平，教练说我胳膊甩得开，腿抬得高，符合打腰鼓的基本要领。当我在提法寺街跳着虎步时，竟能发现队友们腿脚上的毛病了。我一面红头涨脸地前进，一面东张西望，忙里偷闲地研究队友们的腿脚身段，还研究着b城的风土人情。b城人的穿着乍看和乡村没什么两样，细看那些缝制精细的布衣却很是有别于乡下的粗针大线。我从b城人的穿着上猜测着他们的职业，也许这和我的职业有关。剧社委我股长时，领导就我，由于业务的需要，我必须学会观察生活（当然偏重于服饰）。于是我锻炼得能从相距十几里的两个村落中发现人们穿着上的不同。现在想来当年我是多么大可不必，其实不用说是相距十里八里的两个村落，就是相邻的两县、两省，百姓的穿着难道会有多大区别么？然而那时，我却总是意识到我职业的神圣。现在我发现，同是b城人，同是布衣，店铺伙计都高挽着干净的袖口；再普通些的劳动者，不干净的袖口都遮着手。同是穿旗袍的年轻女子，袖子短宽者大约是女学生；袖子偏瘦且齐腕者大约是少出家门的闺中淑女。那天我一路走着、跳着，记住了许多种服装款式，许多张笑着的脸。在诸多笑脸里，有两张脸格外清晰，便是冯掌柜和冯太太。我记住了他们的脸，还记住了悬在他们头上的那块“新丽成衣局”的招牌。那招牌三尺长短，竖挂着，招牌下飘着一块褪色许久的大红洋布。后来我曾多次从那块缀着红洋布的招牌下走过。
剧社进了b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各部门工作都有变化：服装股之于服装不再是单纯的“借”“还”我还得学会设计、采购、定制。说到设计，那时我尚不知西装的领带是怎样系在脖子上的，领花就更神秘。竹布大褂到底是一种什么材料？国民党军阶里的“星”和“花”的关系原来都属服装设计。一次剧社排练苏联的马车舞，导演定要让两个女演员的白纱短裙奓起来，令我大伤脑筋。末了，我没有能力使裙子奓起来，引得人们对我的工作议论纷纷。现在我的任务是为腰鼓队设计、制作三十套真正的腰鼓服。那天进b城时，我们没有腰鼓服，穿的都是自己的。这将是我第一次和裁缝打交道，于是我想起提法寺街钟鼓楼下的那个招牌和那两张笑脸，我决定去找冯掌柜。
在提法寺街，我很顺利地找到了那个竖挂着的木招牌。原来新丽成衣局并没有临街的门市，这招牌挂在一个窄小简单的街门上。b城这类街门有许多：两面侧立着的小墙顶着一个象征性门楼，门楼没有任何砖木雕刻作装饰，屋顶或扣几排灰瓦，或用麦秸泥抹出两边的小斜面，斜面上不约而同地都滋生着星星草；两扇单薄小门或白茬儿或涂着潦草的黑色；门也狭窄，两人并排便不易走过。新丽成衣局的门楼上是扣着几行灰瓦的。
我迈上两级青石台阶，走进冯掌柜的街门，转过一个青灰影壁，便看见冯掌柜那三间车间兼卧室的正房了。房前一架眉豆长得很旺，一串串紫色眉豆角正悬挂在架下。我站在眉豆架前喊：“屋里有人吗？”“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屋内飘出来，声音拖得很长也很和气，这声音立刻给我增添了几分对这店的信任感。随着声音的飘出，走出屋来的是个中年男人，白净的方脸，留着寸头，身上是一套剪裁得体的灰中式裤褂，和我进城那天看到的许多人一样，干净的袖口也是高卷着。他打量着我不知怎样称呼，一定也弄不清我的来意。我知道，这一切都和我那十五岁的年龄有关。后来我和许多店家打交道，他们对我都要如此这般地打量一番。我说明了身份和来意，冯掌柜才把我让进屋，但仍旧不放心地问：“贵姓？”“姓李。”我说。“剧团的？”“我们叫剧社。”冯掌柜了我第二次确切的回答，又注意研究了我身上穿的吊兜马裤，才放下心来。吊兜马裤，在正规部队里营以上干部才穿，惟我们剧社特殊。这时我的年龄显然已不再重要。“坐吧，李同志。”冯掌柜引我至迎门桌前，把我让到上手的位置，接着便吩咐惟一的伙计二小为我沏茶了。二小是个更小于我的少年，十二三岁吧，在新丽店除做些买菜、打杂的活计，便是站在一个煤球炉前把烧热的烙铁一次次地递到冯掌柜手中。冯掌柜的煤球炉上，常烧着三五把烙铁，方头的和尖头的。现在沏茶的并不是二小，却是冯掌柜的太太。冯太太是从一架靠床的缝纫机前站起来的，后来我注意到，这架缝纫机是“飞人”牌。自此，每次我来新丽店，冯太大都是从这架飞人牌缝纫机前站起来。
冯太太站起来亲自为我彻茶，显然是对二小沏茶的不放心。在一张桌面镶着花瓷砖的茶几上，一排放着几个茶筒，冯太太拣出的这只茶筒里放着香片，香片在新丽店是待客的上品了。之后，凡是我来，摆在我眼前的总是冯太太亲手沏下的香片。
现在冯大太把两只衬着茶托的茶碗摆在我和冯掌柜面前，先斟满我的碗，又给冯掌柜满上，便斯斯文文地站到冯掌柜一边去了。她差不多是依住冯掌柜而立，并习惯地把一只手轻搭在冯掌柜肩上，笑容可掬地静观着眼前将要发生的一切。那时我想，冯太太的笑容里既有对我这位陌生顾客的友好欢迎，也有对丈夫的无限信赖和爱戴。显然她已预感到，在我和冯掌柜之间展开的将是持久的友好合作。这预感里一定还包括了她自己将要为此做出的一切。
不能用好看来形容冯太太，从长相和衣着，乃至行为举止评断，她属于那种不显山水的女人。然而这确是一位贤惠美丽的女人，也许冯太太的贤惠和美丽，都融在了她这不显山水的仪态之中。
冯掌柜先和我聊了那天进城时剧社给人留下的印象，又问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特点，我有原则地回答着冯掌柜的问题。我发现冯掌柜同我谈话时，不时把自己的手抬起来，又搭在冯太太的手上。他们这种有分寸的爱抚并不顾忌我和二小的存在，这有分寸的爱抚也没有使我这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觉出什么难为情。我体味到的竟是我初涉的一种城市文明，他们的举止使我想到了许多对于美满家庭、恩爱夫妻的形容。
果然，冯掌柜和冯太太的恩爱在提法寺街是出了名的，人们都说，有了冯太太的贤惠，在旧时的b城，冯掌柜不仅没有染上男子们很容易染上的恶习，他甚至连烟酒都不再去沾了，只知一心敬业，一心和冯太太恩爱。眼前站的纵然再是如花似玉的女子（裁缝面前是常有女性站立的），冯掌柜显出的也只是些职业眼光。他只用职业的眼光打量女人的身体，用皮尺为女人有分寸地具职业特点地量着“三围”这时冯太太坐在缝纫机上不再关注冯掌柜眼前是美人或天仙，缝纫机飞转着。
我进一步说明我的意。冯掌柜说：“李同志，这样吧，我给你参谋参谋吧。”他说得简洁、恳切... -->>
b城当年有五个门：东西南北门和一个小西门。小西门是个没有城楼没有瓮城的单纯门洞，不及东西南北门堂皇。小西门连着一条名叫提法寺的街。提法寺街虽然也是青石子铺路，也有店铺，但比东西南北门连着的东西南北街上的店铺要稀少，直到临近市中心的钟鼓楼时，店铺才逐渐稠密起来，店铺和店铺之间还夹杂着住家小门。住家男女从门里出入着，似维系着这城市的生气。
当年，我们从小西门进b城。堂皇的正门留了攻城有功的正规部队，后勤机关和未的党政机关干部入城时，则显出了有分寸的谦让。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走在地方党委剧社的序列里，我们衣帽整齐，挎着腰鼓，在提法寺街的青石路面上跳着虎步。也许就是因了这腰鼓队，提法寺街上看热闹的人照样踊跃，临近钟鼓楼时，甚至把我们拥戴得寸步难行了。第二天，入城式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我们的位置也很显赫。照片上有我和我的腰鼓，有我身后的街市和一些举胳膊欢笑的人脸。很久，我才从这张已变成旧报纸的旧照片上，发现了冯掌柜和他的妻子冯太太。
其实我并不是腰鼓队的正式队员，我的正式职务是剧社服装股的股长，做着演出服装的筹划（借和还）、管理。在根据地演出，能借得一台大戏的服装是要花些力气和口舌的。股长并没有进入领导层次，尚属一般干部。剧社除服装股，尚有化妆、装置、灯光各股。各股根据需要，人员数额不等。服装股两人，我是专职，还有一名常跑群众的女演员是兼职。
b城解放前夕，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剧社各部门都学腰鼓。我打腰鼓很快打到中上水平，教练说我胳膊甩得开，腿抬得高，符合打腰鼓的基本要领。当我在提法寺街跳着虎步时，竟能发现队友们腿脚上的毛病了。我一面红头涨脸地前进，一面东张西望，忙里偷闲地研究队友们的腿脚身段，还研究着b城的风土人情。b城人的穿着乍看和乡村没什么两样，细看那些缝制精细的布衣却很是有别于乡下的粗针大线。我从b城人的穿着上猜测着他们的职业，也许这和我的职业有关。剧社委我股长时，领导就我，由于业务的需要，我必须学会观察生活（当然偏重于服饰）。于是我锻炼得能从相距十几里的两个村落中发现人们穿着上的不同。现在想来当年我是多么大可不必，其实不用说是相距十里八里的两个村落，就是相邻的两县、两省，百姓的穿着难道会有多大区别么？然而那时，我却总是意识到我职业的神圣。现在我发现，同是b城人，同是布衣，店铺伙计都高挽着干净的袖口；再普通些的劳动者，不干净的袖口都遮着手。同是穿旗袍的年轻女子，袖子短宽者大约是女学生；袖子偏瘦且齐腕者大约是少出家门的闺中淑女。那天我一路走着、跳着，记住了许多种服装款式，许多张笑着的脸。在诸多笑脸里，有两张脸格外清晰，便是冯掌柜和冯太太。我记住了他们的脸，还记住了悬在他们头上的那块“新丽成衣局”的招牌。那招牌三尺长短，竖挂着，招牌下飘着一块褪色许久的大红洋布。后来我曾多次从那块缀着红洋布的招牌下走过。
剧社进了b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各部门工作都有变化：服装股之于服装不再是单纯的“借”“还”我还得学会设计、采购、定制。说到设计，那时我尚不知西装的领带是怎样系在脖子上的，领花就更神秘。竹布大褂到底是一种什么材料？国民党军阶里的“星”和“花”的关系原来都属服装设计。一次剧社排练苏联的马车舞，导演定要让两个女演员的白纱短裙奓起来，令我大伤脑筋。末了，我没有能力使裙子奓起来，引得人们对我的工作议论纷纷。现在我的任务是为腰鼓队设计、制作三十套真正的腰鼓服。那天进b城时，我们没有腰鼓服，穿的都是自己的。这将是我第一次和裁缝打交道，于是我想起提法寺街钟鼓楼下的那个招牌和那两张笑脸，我决定去找冯掌柜。
在提法寺街，我很顺利地找到了那个竖挂着的木招牌。原来新丽成衣局并没有临街的门市，这招牌挂在一个窄小简单的街门上。b城这类街门有许多：两面侧立着的小墙顶着一个象征性门楼，门楼没有任何砖木雕刻作装饰，屋顶或扣几排灰瓦，或用麦秸泥抹出两边的小斜面，斜面上不约而同地都滋生着星星草；两扇单薄小门或白茬儿或涂着潦草的黑色；门也狭窄，两人并排便不易走过。新丽成衣局的门楼上是扣着几行灰瓦的。
我迈上两级青石台阶，走进冯掌柜的街门，转过一个青灰影壁，便看见冯掌柜那三间车间兼卧室的正房了。房前一架眉豆长得很旺，一串串紫色眉豆角正悬挂在架下。我站在眉豆架前喊：“屋里有人吗？”“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屋内飘出来，声音拖得很长也很和气，这声音立刻给我增添了几分对这店的信任感。随着声音的飘出，走出屋来的是个中年男人，白净的方脸，留着寸头，身上是一套剪裁得体的灰中式裤褂，和我进城那天看到的许多人一样，干净的袖口也是高卷着。他打量着我不知怎样称呼，一定也弄不清我的来意。我知道，这一切都和我那十五岁的年龄有关。后来我和许多店家打交道，他们对我都要如此这般地打量一番。我说明了身份和来意，冯掌柜才把我让进屋，但仍旧不放心地问：“贵姓？”“姓李。”我说。“剧团的？”“我们叫剧社。”冯掌柜了我第二次确切的回答，又注意研究了我身上穿的吊兜马裤，才放下心来。吊兜马裤，在正规部队里营以上干部才穿，惟我们剧社特殊。这时我的年龄显然已不再重要。“坐吧，李同志。”冯掌柜引我至迎门桌前，把我让到上手的位置，接着便吩咐惟一的伙计二小为我沏茶了。二小是个更小于我的少年，十二三岁吧，在新丽店除做些买菜、打杂的活计，便是站在一个煤球炉前把烧热的烙铁一次次地递到冯掌柜手中。冯掌柜的煤球炉上，常烧着三五把烙铁，方头的和尖头的。现在沏茶的并不是二小，却是冯掌柜的太太。冯太太是从一架靠床的缝纫机前站起来的，后来我注意到，这架缝纫机是“飞人”牌。自此，每次我来新丽店，冯太大都是从这架飞人牌缝纫机前站起来。
冯太太站起来亲自为我彻茶，显然是对二小沏茶的不放心。在一张桌面镶着花瓷砖的茶几上，一排放着几个茶筒，冯太太拣出的这只茶筒里放着香片，香片在新丽店是待客的上品了。之后，凡是我来，摆在我眼前的总是冯太太亲手沏下的香片。
现在冯大太把两只衬着茶托的茶碗摆在我和冯掌柜面前，先斟满我的碗，又给冯掌柜满上，便斯斯文文地站到冯掌柜一边去了。她差不多是依住冯掌柜而立，并习惯地把一只手轻搭在冯掌柜肩上，笑容可掬地静观着眼前将要发生的一切。那时我想，冯太太的笑容里既有对我这位陌生顾客的友好欢迎，也有对丈夫的无限信赖和爱戴。显然她已预感到，在我和冯掌柜之间展开的将是持久的友好合作。这预感里一定还包括了她自己将要为此做出的一切。
不能用好看来形容冯太太，从长相和衣着，乃至行为举止评断，她属于那种不显山水的女人。然而这确是一位贤惠美丽的女人，也许冯太太的贤惠和美丽，都融在了她这不显山水的仪态之中。
冯掌柜先和我聊了那天进城时剧社给人留下的印象，又问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特点，我有原则地回答着冯掌柜的问题。我发现冯掌柜同我谈话时，不时把自己的手抬起来，又搭在冯太太的手上。他们这种有分寸的爱抚并不顾忌我和二小的存在，这有分寸的爱抚也没有使我这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觉出什么难为情。我体味到的竟是我初涉的一种城市文明，他们的举止使我想到了许多对于美满家庭、恩爱夫妻的形容。
果然，冯掌柜和冯太太的恩爱在提法寺街是出了名的，人们都说，有了冯太太的贤惠，在旧时的b城，冯掌柜不仅没有染上男子们很容易染上的恶习，他甚至连烟酒都不再去沾了，只知一心敬业，一心和冯太太恩爱。眼前站的纵然再是如花似玉的女子（裁缝面前是常有女性站立的），冯掌柜显出的也只是些职业眼光。他只用职业的眼光打量女人的身体，用皮尺为女人有分寸地具职业特点地量着“三围”这时冯太太坐在缝纫机上不再关注冯掌柜眼前是美人或天仙，缝纫机飞转着。
我进一步说明我的意。冯掌柜说：“李同志，这样吧，我给你参谋参谋吧。”他说得简洁、恳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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