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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次军法审判的时候，我虽一言不发，但却留了一张书面的意见，可以显示我采取“缄默权”的根源，全文如下：
审判长先生：
我只要花一分钟就可以把话说完，我的话共分五点：
第一点：关于本案内容部分——我没有话可说，我用法律里面的缄默权。我想我也不必说明我为什么不说话，一千九百四十六年以前，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也不说话。
第二点：关于判决的部分——过去我不上诉，以后也不上诉。虽然我是无辜的，虽然我没有罪，我仍愿引用印度独立的伟大领袖甘地在法庭上的两句话：“我不愿浪费法庭的时间，我承认有罪。”
第三点：关于我的态度部分——我现在声明，我自被捕后，因被刑求而来的一切我写和我签字的东西，全部无效。也许我信心不够，无法抵抗现代科学方法的刑求，但我知道五百四十四年以前，最有信心的圣女贞德在被捕以后，也犯过跟我同样的无可奈何的错误。
第四点：关于所谓爆炸案部分——虽然跟我无关，但我愿为李政一、刘辰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五个小朋友做他们“人品的证人”这就是说，我相信他们不是做这种事的人，他们的诬服，是被刑求的结果。我请求审判长先生给他们做无罪的判决（附带声明一声、，在进这军法处大门以前，我跟他们并不认识，所以我的请求，可以说是客观的，值得审判长先生参考的）。
第五点：关于我个人的刑期部分——我不要求做减刑的判决，也不对加重不满。美国民间领袖尤金戴布兹（就是坐在牢里还有一百万人投票选他做总统的尤金戴布兹）1918年在法庭上的三段话就是我的话：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只要我在这岛上，不论我在牢里也好，在牢外也罢；不论我是“名不副实”的“大作家”也好，或是“名实相副”的“大坐牢家”也罢，我都不会有自由的感觉。因此关于我个人这部分，我不请求减轻。
李敖9月15日
从这一书面陈述中，可以看出我四年多坐牢下来，心灵上所显示的平静与苍茫，这一平静与苍茫，使我对刑期多少或出不出狱并不沾滞，但对我放眼的方向，却别有洞天。1975年9月22日判决确定后，我写了一封秘密的信给吴俊才老师，吴俊才在台大教我“近代印度史”那时是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是当权派，我信中说：
俊才老师：
以十八年师生之谊，请老师先听我一句——“李敖实非台独分子！”
我十四岁到台湾，现已四十，但我至今不会说台湾话。不会听台湾话。我二十七岁“暴得大名”贵党报纸骂我是“反派小生。”台湾人有政治野心者想“统战”我这外省人，不足为奇。但我对政治乏味，因此，我拒绝了高玉树。
台独分子拿我做对象，我想至少有三派——（一）“台湾青年”派（他们不断拿我在他们机关刊物上做主题）；（二）散发传单派（散发“欢迎李敖参加我们的行列”等传单）；（三）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一）（二）两派我根本不认识。第（三）派认识都在他们变成叛乱犯之前。他们出狱后，跟我有来往，我不相信他们会再做书呆子式的政治活动，所以不以为意，不避瓜李之嫌，现在证明了我比他们还书呆。
我在谢、魏被捕后三周被捕，他们把我说成“五分之一”（谢说“五委员”之一，魏说“两个半”之半），说我同意加入组织，我完全莫名其妙。这时候正是火车站出现“欢迎李敖参加我们的行列”等传单的时候当然构成了办案联合小组（各单位组成）对我的合理怀疑，由于我多年做“反派小生”的纪录太坏，使我无法取信于人。大概十几天后，我感到不遥为配合这“五分之一”的说法，恐怕不得了结。我出于无奈，编了一套说辞，我说我们开过加入的玩笑。我当时想，这一说辞，既可遥为配合加入的意思，又可因开玩笑而大事化小，既无法在“有无上”澄清，只好在“轻重上”取信于一时。
半年以后，调查局的刘科长来看我说：“好消息告诉你，查清楚了，我们知道冤枉你了。”后来我听说台独分子终于承认对我诬攀。一年后开庭，台独分子当庭承认对我诬攀“被迫咬李敖”云云。其实这时候，台独分子的宣传目的已达，他们终于号召成功他们有了一个金字招牌的外省同志，并且让贵党背害贤之名。
我自己坐牢，我没话说；但陪台独分子坐牢多年而不能自明，我为之茫然。
接着我提到：
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上，我和贵党任何“爱国者”并无二致，虽然我被目为敌人。
我被目为敌人。我的书被禁了，杂志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门了，牛肉面都卖不成了。我沦为荒货小贩，靠老面子推销古书和旧货（即纽约时报说我的在卖旧电器）。当李翰祥太太看我满身大汗同小工一起抬冰箱朝她厨房搬，问我：“一代大作家为何沦落至此？”我只有苦笑。
最后十四个月软禁到来，使我朋友吓光，生意垮尽。我没想到我放弃笔杆已六年，可是仍不见容于人。
我又冲动了，我认为贵党不许我做拿笔杆的人，又不许我做不拿笔杆的人。我开始报复。这些报复都开始在沉默六年以后，都开始在软禁发生以后。我依稀看到悲剧的后果，我看到两败俱伤。
我又写道：
从软禁起算，我失掉身体的自由已近六年。六年前是书被禁了，杂志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门了六年来，是荒货小贩做不成了，朋友吓跑了，女人嫁人了，房子抵押了，亲人变了，甚至弟弟也因债坐牢了。一切已凋零褪色，面目全非。内在的自己已由绚烂趋于平淡，外在的关系已由平淡归于虚无，六年烟云，可使内外有如此奇变，我仿佛觉得我不是重生一回，而是死了九次。
自1949年到台湾，我在穷苦中长大，从写蜡板到送报，到饿着早饭省钱买书，逐渐建立我的一点尚不寻常的“成绩”我做过钱穆写信称许的中学生，老师赏识的大学生，胡适限时信送钱赎当的研究生。我最后在极短的时间里纯用文字的力量平步青云，所向披靡，使想用笔杆压伏我的人为之失色，转而以笔杆以外的方法染我身上的颜色。“才如江海命如丝”我从大作家降为大坐牢家，一切都似前定。孤灯黯淡，子夜独思，李鸿章说这岛是“伤心之地”对我更有多重的感伤。
我自动申请斗室独居，终年做宗教式的闭关隐遁。细读老师的新作甘地与现代印度。在灵修方面，得益尤多。日远的哲人星期一静默，我已多年每天都是星期一。静默使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达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初判十年，我不上诉，我认为，我该在“伤心之地”坐牢，我愿用长年坐牢，偿付我做的和我没做的。我认为一切都已太迟。这次更审，在法庭上我一片缄默！我只向法官引了一句老师书中的话——“我不愿浪费法庭时间，我承认有罪。”
老师收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所余刑期已不到一年。写这封信的时机，已经到来。我愿向老师表白如下：
文星被停刊在1965年，今年已1975年，我支付了十年的青春与困境——每况愈下的困境——偿还我早年的短期的同室操戈，如今已将两清。二十六年前；我跟贵党同来这“伤心之地”同样的“爱国”、同样的胼手胝足，虽然不是同志，但也不该是敌人。天下没有不解的怨仇，何况我们同一血液，一切宜解不宜结。在这即将两清的尾声中，我愿透过老师，站在“国家”利益的观点，权衡我在这岛上的去留。我们的敌国，经过权衡已算出放逐作家比留下好，宽大本身就是雄辩，抵消出境后作家的“马后炮”而有余，在这一公算下，大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好，小作家马克西莫夫也罢，都被放逐。我在此只就作家去留利害立论，当然是借喻，不是拿苏联来比喻。因为我们不是放逐，而是欢送，是双方在和谐气氛下协议出我的好处，就是台湾的好处。我在这岛上对台湾是多余，对我是浪费。
在以低姿态建言，提议出狱后放我去外国，我并告诉吴俊才老师，在我这政治案本案以外，还有一件“明明是政治案本案引出的案中案”在“司法法庭”以所谓诈欺罪判我半年“我不能坐这种被诬的不名誉的牢，我请求老师代我政治解决。”全文最神来之笔是我向吴俊才老师提出的奇想，我说我去外国，可以协助彭明敏问题的解决“我认为他回来非不可能。”这当然是我的一个饵，诱他们放我出去，我再徐图后计，跟国民党算总账。君子报仇“出国”不晚。果然这封秘密的信奏了效，1976年7月23日，我正在“仁爱庄”被洗脑，所方忽然通知我，说保安处派车来，接我去台北一趟。上车后直驶基隆路警备总部招待所客厅，未几吴俊才老师出现，他说他收到我的信很感动，为“国家”为学生他都愿出面处理。问我有什么困难，都可跟他说。我说我入狱后，我弟弟吃了我的钱，把我在他名下（我不把财产放我名下，是怕被“政府”没收）的水晶大厦房子给押在华侨银行，又不缴利息，以致房子落在银行之手，盼能代为解决。后来吴俊才老师再和我见一次面，他说水晶大厦房子部分，他帮忙解决；去外国部分，等我出狱后再说；案中案的司法冤狱部分，查明确是冤狱，乃透过协调，以“不执行”解决。吴俊才老师相对要求我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以表示大家不再敌对，并且解决我的生活问题，我以叛乱案的褫夺公权六年也可就此不了了之，可证明所谓国民党法治，不过乃尔！乃同意。
我是1976年11月19日服刑五年八个月期满，无保出狱的。出狱后第十一天（12月1日），就有了生平第一个正式职业。那天“国关中心”主任蔡维屏约我见面，说目前研究大楼的研究室已满，把我安排到总务大楼，用总务主任办公厅对面的房间做研究室，我心知他们要“隔离”我，我笑而受之。“国关中心”图书馆“敌情资料”甚多，我去借书，我一到，安全室江主任就到，并向女职员们调查我所借何书，我心里有数，一本书也不借。我去“国关中心”根本的心态就是应付吴俊才老师的。到了第二年，吴俊才老师去萨尔瓦多做“大使”去了，我趁机坚辞“国关中心”职务，主任蔡维屏不肯放人。我感觉是：“那次短暂的‘副研究员’，就好像一个人上街买菜，突然被抓去当兵，他一有机会，必然要开小差，还回去买菜一样。”最后“在中心我待了十三个月，但是全部上班的时间，不到十三个小时。不但拒绝研究，也拒绝讨论、拒绝听演讲会、拒绝签到、拒绝请领书报，最后拒绝领薪水。”我决心走人。1978年，我甚至有存证信给蔡维屏：
一、本人已早于1月22日以挂号信辞职，同时退回薪水，附还证件，并请寄下离职证明。
二、不料等了四个多月，一直没收到离职证明，反到收到“国研”政人二九号和四号来件，视同本人仍在任职，显与事实不符。
三、并随信退回来件，并请将离职证明寄下。
只是蔡维屏做不了主，坚不准辞。后来吴俊才老师自萨尔瓦多返台，亲到我家，同意我辞职，但邀我去中央日报任主笔，再准备接任总主笔，我笑着说：“我不会给国民党做打手的，谢谢老师啦！”1978年8月20日，我终于收到蔡维屏签发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离职证明书”“离职原因”栏填的是“辞职”“离职日期”栏填的是“1978年3月1日”但证明书签发日期却是“1978年8月18日”可见这一辞职，是经过好几个月的折腾才成功的。合理的推测是：官方想以“粥马温”之职羁縻我，并显示双方关系没恶化，但是这种“优遇”对李敖是无效的，李敖还是干方百计地跑了。离开“国关中心”显示了我的两点风格：第一，我不爱钱，薪水是副教授待遇，纯领干薪，每年也不少钱，如老老实实，可领二十多年，为数可观；第二，我爱惜羽毛和自由，主动求去，不像陈鼓应他们贪领薪水，最后因竞选被扫地出门了。
我要离开“国关中心”基本上是一心想过我狱中那种平静与苍茫的生活，息交绝游，谢绝人事。我的经济基础是我坐牢前留下的两户房子，但坐牢时，都被我弟弟趁火打劫，伙同溺爱他的母亲，私下予以抵押，抵押了又不缴利息，以致鱼烂河决，难以收拾。最后吴俊才老师请保安处出面，保安处转由林家祺（他是非常练达的干才，最有化敌为友的本领，后来我隐居时，一连五个半月不下楼，还是他有办法把我请出家门的）个人出面见证“逼迫”华侨银行以二百三十万买下水晶大厦房子。我还给该行一百万欠债后，所余又还了另一户房子的三十多万欠债，最后手上不过百万元，靠着这点钱，我计划东山再起。这时旧年将届，我正开门整修房子，萧孟能突然而至，抱怨说前几天在百货公司碰到我，我竟不同他说话，暗示有人跟踪，如今他决定还是来看看我，跟我恢复邦交，并说他年关需款，盼我把一百多万借他几天，我无奈，只好同意了。不料旧年过后，他告诉我他身陷出售水晶大厦困境之中，欠我的钱无法还，除非我下海帮他解决。我无奈，只好同意了。于是我日日坐镇水晶大厦，帮他从官方到私人、从私人到他小姨子，个个文书往返或个别交涉，费了好几个月，费尽力气，兼做土木包工，才算大体解决。萧孟能依诺送了一百万给我，我连同旧存，买下敦化南路金兰大厦十二楼的房子。搬进去以后，我的生活基调还是息交绝游式的，但有一笔财路，大大改进了我的经济能力，那就是辜振甫收购我的一批股票钱。原来这批股票，是辜振甫成立“中国合成橡胶公司”时送给萧同兹的，当时是二十五万元。萧同兹死后，由萧孟能继承，因五年不涨，持之乏味，就转卖给我，因此我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先是我在1976年6月，在“仁爱庄”时看报得知有所谓“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信用卡发行，只要存五万元即可自然取得，不必靠人介绍，我感于政治犯出狱后处境困难，有信用卡在手，方便许多，如今既可在不求人条件下持有此卡，乃在1976年6月10日汇去五万元，依法成为该公司五万元小股东。没想到我买下萧孟能的“中国合成橡胶公司”股票后，被我发现在“中国合成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中，信托投资公司所占股数竟超出总股数百分之五十后又多超出一三一、四一五股（即过占总股数百分之五十四）！完全违反“财政部”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的规定。规定目的本在防止“‘信托公司’利用信托资金购买其他公司大部分股权，并从事经营，无异并吞其他企业”而“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显然违法，结果形成我参加的两个公司相互之间有大吃小、左手吃右手的怪现象，因而发生复杂严重的冲突。
──────────┬───────┬─────────
│冲突公司│造成冲突之祸首│造成冲突之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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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辜振甫│信托资金委托人李敖│
├──────────┼───────┼─────────┤
│“中国合成橡胶公司”│董事长辜振甫│股东李敖│
──────────┴───────┴─────────我乃在1979年3月26日起，以股东身分三次发函“中国合成橡胶公司”质问，并在4月3日派我弟弟李放参加股东会议，三天后我有信如下：
本公司1979年股东常会，于4月3日召开，本人在保留诉讼权利下，委托舍弟李放代理出席。经李放于会后一小时内，整理开会重点，特写奉如下，做为备忘录。
一、开会通知常会“上午十时三十分”召开，同时有辜振甫先生“中午十二时，分敬备菲酌”的请帖，证明一年不见，同聚一堂，会程只安排一个半小时时间。在开会以前，一年之中，公司对股东没有寄出任何一片有助了解的资料，礼貌广本已欠缺。开会时又只安排一个半小时，实在太目中无人。如果一切虚应故事，一个半小时已多；但要认真讨论，那就绝对不够。这次常会，因为本人前后三封信，总算象征性地讨论了一下，已经拖到十二点半，无法结束。经李放提出，一切改为书面详复，这样不但准确，并且可使没出席的股东有所了解。承辜振甫先生满口答应，于是散会。整个过程，是两个小时。
二、会一开始，负责人就提到刚才十点钟收到李股东的限时挂号信，对通知开会日期异议，于是一位“王律师”出现了。他说据经济部的命令，发信日要算一天。李放说李股东根据的是法律，依法命令抵触法律者无效。但公司负责人坚持要开会，李放说此事只好等复李股东信后，依法解决。
三、会一开始，辜振甫先生请人把本人第一封和第三封信宣读一遍，本人很感谢辜振甫先生的大度与风度，他的风度一直很好。
四、公司负责人并没针对本人的信切实答复，只是挑着答，时间不够也是原因之一，他们表示了下面几点：
（一）香山土地申请的耽误，是建设厅的错误（但没能解释为何不依法告建设厅，要求政府赔偿）。
（二）林园买地是看着地图买的，没实地去看。
（三）经营方面承认错误太多、太慢。
（四）因为求功过急，难免有错误。
（五）在林园的工厂，是林园第一家，问题特多。
（六）在台湾独家生产资格，乃是负责人辛苦取得，此中创业甘苦，李股东有所未知。
（七）他们为公司节省了不少钱。
（八）中油公司的塔底油不适用，他们没能预先... -->>
在最后一次军法审判的时候，我虽一言不发，但却留了一张书面的意见，可以显示我采取“缄默权”的根源，全文如下：
审判长先生：
我只要花一分钟就可以把话说完，我的话共分五点：
第一点：关于本案内容部分——我没有话可说，我用法律里面的缄默权。我想我也不必说明我为什么不说话，一千九百四十六年以前，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也不说话。
第二点：关于判决的部分——过去我不上诉，以后也不上诉。虽然我是无辜的，虽然我没有罪，我仍愿引用印度独立的伟大领袖甘地在法庭上的两句话：“我不愿浪费法庭的时间，我承认有罪。”
第三点：关于我的态度部分——我现在声明，我自被捕后，因被刑求而来的一切我写和我签字的东西，全部无效。也许我信心不够，无法抵抗现代科学方法的刑求，但我知道五百四十四年以前，最有信心的圣女贞德在被捕以后，也犯过跟我同样的无可奈何的错误。
第四点：关于所谓爆炸案部分——虽然跟我无关，但我愿为李政一、刘辰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五个小朋友做他们“人品的证人”这就是说，我相信他们不是做这种事的人，他们的诬服，是被刑求的结果。我请求审判长先生给他们做无罪的判决（附带声明一声、，在进这军法处大门以前，我跟他们并不认识，所以我的请求，可以说是客观的，值得审判长先生参考的）。
第五点：关于我个人的刑期部分——我不要求做减刑的判决，也不对加重不满。美国民间领袖尤金戴布兹（就是坐在牢里还有一百万人投票选他做总统的尤金戴布兹）1918年在法庭上的三段话就是我的话：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只要我在这岛上，不论我在牢里也好，在牢外也罢；不论我是“名不副实”的“大作家”也好，或是“名实相副”的“大坐牢家”也罢，我都不会有自由的感觉。因此关于我个人这部分，我不请求减轻。
李敖9月15日
从这一书面陈述中，可以看出我四年多坐牢下来，心灵上所显示的平静与苍茫，这一平静与苍茫，使我对刑期多少或出不出狱并不沾滞，但对我放眼的方向，却别有洞天。1975年9月22日判决确定后，我写了一封秘密的信给吴俊才老师，吴俊才在台大教我“近代印度史”那时是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是当权派，我信中说：
俊才老师：
以十八年师生之谊，请老师先听我一句——“李敖实非台独分子！”
我十四岁到台湾，现已四十，但我至今不会说台湾话。不会听台湾话。我二十七岁“暴得大名”贵党报纸骂我是“反派小生。”台湾人有政治野心者想“统战”我这外省人，不足为奇。但我对政治乏味，因此，我拒绝了高玉树。
台独分子拿我做对象，我想至少有三派——（一）“台湾青年”派（他们不断拿我在他们机关刊物上做主题）；（二）散发传单派（散发“欢迎李敖参加我们的行列”等传单）；（三）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一）（二）两派我根本不认识。第（三）派认识都在他们变成叛乱犯之前。他们出狱后，跟我有来往，我不相信他们会再做书呆子式的政治活动，所以不以为意，不避瓜李之嫌，现在证明了我比他们还书呆。
我在谢、魏被捕后三周被捕，他们把我说成“五分之一”（谢说“五委员”之一，魏说“两个半”之半），说我同意加入组织，我完全莫名其妙。这时候正是火车站出现“欢迎李敖参加我们的行列”等传单的时候当然构成了办案联合小组（各单位组成）对我的合理怀疑，由于我多年做“反派小生”的纪录太坏，使我无法取信于人。大概十几天后，我感到不遥为配合这“五分之一”的说法，恐怕不得了结。我出于无奈，编了一套说辞，我说我们开过加入的玩笑。我当时想，这一说辞，既可遥为配合加入的意思，又可因开玩笑而大事化小，既无法在“有无上”澄清，只好在“轻重上”取信于一时。
半年以后，调查局的刘科长来看我说：“好消息告诉你，查清楚了，我们知道冤枉你了。”后来我听说台独分子终于承认对我诬攀。一年后开庭，台独分子当庭承认对我诬攀“被迫咬李敖”云云。其实这时候，台独分子的宣传目的已达，他们终于号召成功他们有了一个金字招牌的外省同志，并且让贵党背害贤之名。
我自己坐牢，我没话说；但陪台独分子坐牢多年而不能自明，我为之茫然。
接着我提到：
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上，我和贵党任何“爱国者”并无二致，虽然我被目为敌人。
我被目为敌人。我的书被禁了，杂志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门了，牛肉面都卖不成了。我沦为荒货小贩，靠老面子推销古书和旧货（即纽约时报说我的在卖旧电器）。当李翰祥太太看我满身大汗同小工一起抬冰箱朝她厨房搬，问我：“一代大作家为何沦落至此？”我只有苦笑。
最后十四个月软禁到来，使我朋友吓光，生意垮尽。我没想到我放弃笔杆已六年，可是仍不见容于人。
我又冲动了，我认为贵党不许我做拿笔杆的人，又不许我做不拿笔杆的人。我开始报复。这些报复都开始在沉默六年以后，都开始在软禁发生以后。我依稀看到悲剧的后果，我看到两败俱伤。
我又写道：
从软禁起算，我失掉身体的自由已近六年。六年前是书被禁了，杂志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门了六年来，是荒货小贩做不成了，朋友吓跑了，女人嫁人了，房子抵押了，亲人变了，甚至弟弟也因债坐牢了。一切已凋零褪色，面目全非。内在的自己已由绚烂趋于平淡，外在的关系已由平淡归于虚无，六年烟云，可使内外有如此奇变，我仿佛觉得我不是重生一回，而是死了九次。
自1949年到台湾，我在穷苦中长大，从写蜡板到送报，到饿着早饭省钱买书，逐渐建立我的一点尚不寻常的“成绩”我做过钱穆写信称许的中学生，老师赏识的大学生，胡适限时信送钱赎当的研究生。我最后在极短的时间里纯用文字的力量平步青云，所向披靡，使想用笔杆压伏我的人为之失色，转而以笔杆以外的方法染我身上的颜色。“才如江海命如丝”我从大作家降为大坐牢家，一切都似前定。孤灯黯淡，子夜独思，李鸿章说这岛是“伤心之地”对我更有多重的感伤。
我自动申请斗室独居，终年做宗教式的闭关隐遁。细读老师的新作甘地与现代印度。在灵修方面，得益尤多。日远的哲人星期一静默，我已多年每天都是星期一。静默使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达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初判十年，我不上诉，我认为，我该在“伤心之地”坐牢，我愿用长年坐牢，偿付我做的和我没做的。我认为一切都已太迟。这次更审，在法庭上我一片缄默！我只向法官引了一句老师书中的话——“我不愿浪费法庭时间，我承认有罪。”
老师收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所余刑期已不到一年。写这封信的时机，已经到来。我愿向老师表白如下：
文星被停刊在1965年，今年已1975年，我支付了十年的青春与困境——每况愈下的困境——偿还我早年的短期的同室操戈，如今已将两清。二十六年前；我跟贵党同来这“伤心之地”同样的“爱国”、同样的胼手胝足，虽然不是同志，但也不该是敌人。天下没有不解的怨仇，何况我们同一血液，一切宜解不宜结。在这即将两清的尾声中，我愿透过老师，站在“国家”利益的观点，权衡我在这岛上的去留。我们的敌国，经过权衡已算出放逐作家比留下好，宽大本身就是雄辩，抵消出境后作家的“马后炮”而有余，在这一公算下，大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好，小作家马克西莫夫也罢，都被放逐。我在此只就作家去留利害立论，当然是借喻，不是拿苏联来比喻。因为我们不是放逐，而是欢送，是双方在和谐气氛下协议出我的好处，就是台湾的好处。我在这岛上对台湾是多余，对我是浪费。
在以低姿态建言，提议出狱后放我去外国，我并告诉吴俊才老师，在我这政治案本案以外，还有一件“明明是政治案本案引出的案中案”在“司法法庭”以所谓诈欺罪判我半年“我不能坐这种被诬的不名誉的牢，我请求老师代我政治解决。”全文最神来之笔是我向吴俊才老师提出的奇想，我说我去外国，可以协助彭明敏问题的解决“我认为他回来非不可能。”这当然是我的一个饵，诱他们放我出去，我再徐图后计，跟国民党算总账。君子报仇“出国”不晚。果然这封秘密的信奏了效，1976年7月23日，我正在“仁爱庄”被洗脑，所方忽然通知我，说保安处派车来，接我去台北一趟。上车后直驶基隆路警备总部招待所客厅，未几吴俊才老师出现，他说他收到我的信很感动，为“国家”为学生他都愿出面处理。问我有什么困难，都可跟他说。我说我入狱后，我弟弟吃了我的钱，把我在他名下（我不把财产放我名下，是怕被“政府”没收）的水晶大厦房子给押在华侨银行，又不缴利息，以致房子落在银行之手，盼能代为解决。后来吴俊才老师再和我见一次面，他说水晶大厦房子部分，他帮忙解决；去外国部分，等我出狱后再说；案中案的司法冤狱部分，查明确是冤狱，乃透过协调，以“不执行”解决。吴俊才老师相对要求我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以表示大家不再敌对，并且解决我的生活问题，我以叛乱案的褫夺公权六年也可就此不了了之，可证明所谓国民党法治，不过乃尔！乃同意。
我是1976年11月19日服刑五年八个月期满，无保出狱的。出狱后第十一天（12月1日），就有了生平第一个正式职业。那天“国关中心”主任蔡维屏约我见面，说目前研究大楼的研究室已满，把我安排到总务大楼，用总务主任办公厅对面的房间做研究室，我心知他们要“隔离”我，我笑而受之。“国关中心”图书馆“敌情资料”甚多，我去借书，我一到，安全室江主任就到，并向女职员们调查我所借何书，我心里有数，一本书也不借。我去“国关中心”根本的心态就是应付吴俊才老师的。到了第二年，吴俊才老师去萨尔瓦多做“大使”去了，我趁机坚辞“国关中心”职务，主任蔡维屏不肯放人。我感觉是：“那次短暂的‘副研究员’，就好像一个人上街买菜，突然被抓去当兵，他一有机会，必然要开小差，还回去买菜一样。”最后“在中心我待了十三个月，但是全部上班的时间，不到十三个小时。不但拒绝研究，也拒绝讨论、拒绝听演讲会、拒绝签到、拒绝请领书报，最后拒绝领薪水。”我决心走人。1978年，我甚至有存证信给蔡维屏：
一、本人已早于1月22日以挂号信辞职，同时退回薪水，附还证件，并请寄下离职证明。
二、不料等了四个多月，一直没收到离职证明，反到收到“国研”政人二九号和四号来件，视同本人仍在任职，显与事实不符。
三、并随信退回来件，并请将离职证明寄下。
只是蔡维屏做不了主，坚不准辞。后来吴俊才老师自萨尔瓦多返台，亲到我家，同意我辞职，但邀我去中央日报任主笔，再准备接任总主笔，我笑着说：“我不会给国民党做打手的，谢谢老师啦！”1978年8月20日，我终于收到蔡维屏签发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离职证明书”“离职原因”栏填的是“辞职”“离职日期”栏填的是“1978年3月1日”但证明书签发日期却是“1978年8月18日”可见这一辞职，是经过好几个月的折腾才成功的。合理的推测是：官方想以“粥马温”之职羁縻我，并显示双方关系没恶化，但是这种“优遇”对李敖是无效的，李敖还是干方百计地跑了。离开“国关中心”显示了我的两点风格：第一，我不爱钱，薪水是副教授待遇，纯领干薪，每年也不少钱，如老老实实，可领二十多年，为数可观；第二，我爱惜羽毛和自由，主动求去，不像陈鼓应他们贪领薪水，最后因竞选被扫地出门了。
我要离开“国关中心”基本上是一心想过我狱中那种平静与苍茫的生活，息交绝游，谢绝人事。我的经济基础是我坐牢前留下的两户房子，但坐牢时，都被我弟弟趁火打劫，伙同溺爱他的母亲，私下予以抵押，抵押了又不缴利息，以致鱼烂河决，难以收拾。最后吴俊才老师请保安处出面，保安处转由林家祺（他是非常练达的干才，最有化敌为友的本领，后来我隐居时，一连五个半月不下楼，还是他有办法把我请出家门的）个人出面见证“逼迫”华侨银行以二百三十万买下水晶大厦房子。我还给该行一百万欠债后，所余又还了另一户房子的三十多万欠债，最后手上不过百万元，靠着这点钱，我计划东山再起。这时旧年将届，我正开门整修房子，萧孟能突然而至，抱怨说前几天在百货公司碰到我，我竟不同他说话，暗示有人跟踪，如今他决定还是来看看我，跟我恢复邦交，并说他年关需款，盼我把一百多万借他几天，我无奈，只好同意了。不料旧年过后，他告诉我他身陷出售水晶大厦困境之中，欠我的钱无法还，除非我下海帮他解决。我无奈，只好同意了。于是我日日坐镇水晶大厦，帮他从官方到私人、从私人到他小姨子，个个文书往返或个别交涉，费了好几个月，费尽力气，兼做土木包工，才算大体解决。萧孟能依诺送了一百万给我，我连同旧存，买下敦化南路金兰大厦十二楼的房子。搬进去以后，我的生活基调还是息交绝游式的，但有一笔财路，大大改进了我的经济能力，那就是辜振甫收购我的一批股票钱。原来这批股票，是辜振甫成立“中国合成橡胶公司”时送给萧同兹的，当时是二十五万元。萧同兹死后，由萧孟能继承，因五年不涨，持之乏味，就转卖给我，因此我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先是我在1976年6月，在“仁爱庄”时看报得知有所谓“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信用卡发行，只要存五万元即可自然取得，不必靠人介绍，我感于政治犯出狱后处境困难，有信用卡在手，方便许多，如今既可在不求人条件下持有此卡，乃在1976年6月10日汇去五万元，依法成为该公司五万元小股东。没想到我买下萧孟能的“中国合成橡胶公司”股票后，被我发现在“中国合成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中，信托投资公司所占股数竟超出总股数百分之五十后又多超出一三一、四一五股（即过占总股数百分之五十四）！完全违反“财政部”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的规定。规定目的本在防止“‘信托公司’利用信托资金购买其他公司大部分股权，并从事经营，无异并吞其他企业”而“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显然违法，结果形成我参加的两个公司相互之间有大吃小、左手吃右手的怪现象，因而发生复杂严重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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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公司│造成冲突之祸首│造成冲突之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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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辜振甫│信托资金委托人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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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成橡胶公司”│董事长辜振甫│股东李敖│
──────────┴───────┴─────────我乃在1979年3月26日起，以股东身分三次发函“中国合成橡胶公司”质问，并在4月3日派我弟弟李放参加股东会议，三天后我有信如下：
本公司1979年股东常会，于4月3日召开，本人在保留诉讼权利下，委托舍弟李放代理出席。经李放于会后一小时内，整理开会重点，特写奉如下，做为备忘录。
一、开会通知常会“上午十时三十分”召开，同时有辜振甫先生“中午十二时，分敬备菲酌”的请帖，证明一年不见，同聚一堂，会程只安排一个半小时时间。在开会以前，一年之中，公司对股东没有寄出任何一片有助了解的资料，礼貌广本已欠缺。开会时又只安排一个半小时，实在太目中无人。如果一切虚应故事，一个半小时已多；但要认真讨论，那就绝对不够。这次常会，因为本人前后三封信，总算象征性地讨论了一下，已经拖到十二点半，无法结束。经李放提出，一切改为书面详复，这样不但准确，并且可使没出席的股东有所了解。承辜振甫先生满口答应，于是散会。整个过程，是两个小时。
二、会一开始，负责人就提到刚才十点钟收到李股东的限时挂号信，对通知开会日期异议，于是一位“王律师”出现了。他说据经济部的命令，发信日要算一天。李放说李股东根据的是法律，依法命令抵触法律者无效。但公司负责人坚持要开会，李放说此事只好等复李股东信后，依法解决。
三、会一开始，辜振甫先生请人把本人第一封和第三封信宣读一遍，本人很感谢辜振甫先生的大度与风度，他的风度一直很好。
四、公司负责人并没针对本人的信切实答复，只是挑着答，时间不够也是原因之一，他们表示了下面几点：
（一）香山土地申请的耽误，是建设厅的错误（但没能解释为何不依法告建设厅，要求政府赔偿）。
（二）林园买地是看着地图买的，没实地去看。
（三）经营方面承认错误太多、太慢。
（四）因为求功过急，难免有错误。
（五）在林园的工厂，是林园第一家，问题特多。
（六）在台湾独家生产资格，乃是负责人辛苦取得，此中创业甘苦，李股东有所未知。
（七）他们为公司节省了不少钱。
（八）中油公司的塔底油不适用，他们没能预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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