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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小陈就把调查材料弄回来了，我们上次去甘肃，小陈当时就和省政府的有关部门协调，整个兰州铁路局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些中央驻西方的单位对于穷乡僻壤的政府根本就不放在眼里，这不仅仅是一个铁路局的问题，据说在电力系统和一些大的军工企业、有色金属等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因此可以说，中央单位和地方单位之间的不平衡和不配合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兰州铁路局是在原来分局的基础上成立的，当时主要考虑西北地域辽阔，发展铁路的空间很大，需要独立的策划和统筹安排西部的铁路建设，因此，从郑州铁路局分出来单独成立了铁路局，周小鹏就是在那个时候走马上任的。从目前看兰州铁路局所辖的路段除了兰新铁路的路基比较稳定以外，新开辟的铁路路基都不是很稳定，因此无论是火车运行速度和运载能力都打了很多折扣，进藏计划车皮每个月大约是万个，大约150万吨的运力，每趟进藏的火车都是满满的，可是往回开的大多是空车皮，这对于铁路部门来说叫“放空”，在成本上是很不划算的，原本我们的车皮计划是开拓西藏的各种资源，把在西藏的一些宝藏运出来，对于铁路的回头放空是有好处的，可是这样的计划竟然给砍了一半，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在铁路部门有两种车皮计划，一个是计划内的，按照铁道部统一规定的价格加上地区浮动差价，另一种是计划外车皮，是铁路部门通过一些代理货运公司变相的向用户提高收费的手段之一，这套方法在199年前后最盛行，后来内地的各种交通工具发展起来后，在运输成本上不占便宜的铁路的日子不好过了，除了大宗的矿产品和建筑材料以外，零星小批量的运输基本上是被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给抢去了，铁路运输不能门对门的缺点使得很多客户宁可多掏一点也不愿意转来转去的麻烦，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是这样，美国的铁路已经拆除了将近三分之一，而欧洲的铁路大多也是给高档的旅游列车使用。围绕在为铁路服务的人员设备成本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在内地，这种变相的价格调整的方法是铁路部门同其他运输行业竞争的方法之一。铁路运输在一个地区的发展阶段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建设的需要大批物资在公路还不能起到一定作用的时候都是由铁路来承担的，在青藏铁路还没有修通的时候，每年70-100万吨的进藏物资都是由汽车运进去的，铁路修通以后，一个月就可以把这些物资运完，现在西藏的开发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求运输的货量显然是很大的。
可是在西北地区，这个方法却成为铁路部门生财的主要渠道，计划外车皮往往要比计划内的价格高出一倍，一些个体和非法经营的人没有办法去搞计划内的车皮就只能去弄计划外的车皮，而原来铁道部规定的计划外车皮是有一定比例的，也就是说计划外车皮不能冲击计划内车皮，周小鹏为了增加收入竟然把计划内车皮直接转为计划外，也使得那些掌管批车皮计划的人大发横财。最近，中央公布了开发西域的新计划和西域委员会的成立，使很多内地的商家蜂拥而至，先到的已经在青海开展了业务，大批的盐矿、镁矿和其他矿石在格尔木等待装车，这就挤占了向西藏运输的车皮，加上这里的管理混乱效率低下，一般各单位申请车皮计划都是要给砍一半的。也就是说，在西域地区，怎么运，运多少不是地方计划部门所能说了算的，而是由铁路部门说了算。
鉴于这些问题，恐怕不是西域工作委员会可以协调的了，我连夜坐飞机到了北京，临行之前我给中央办公厅打了电话，希望安排面见主席汇报工作。办公厅很快就答复可以安排，不过要尽早，主席还有三天就要出国访问了。
到了北京，我当时就去了中南海，主席正在接见外宾，我等了大约半小时，秘书叫我进去。
“司徒，你找我准没好事，才走几天啊就跑回来了，说吧，要什么政策。”主席点着我的鼻子说。
我笑了笑，“还不是我管不了才找您的，主要是中央在西部的各单位与当地的关系和协调问题。”我把我在西域的所见所闻讲述了一遍，还把一些材料交给了主席。我说，
“西域有不少的国防建设部门，不少的中央派驻单位，这些单位在历史上都是受中央指挥，对于地方上的事情不管不问，也不听招呼，在原来不发达的时代和国家军事处于弱势的时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是现在，这些机构和部门本身就存在着一个生存的问题，内地高科技的发展已经或多或少的淘汰了在西北的一些部门，可是他们还在那里阻碍西域的开发，反映到具体工作上是铁路部门的制肘很厉害，当然，那个铁路部门存在的不光是体制上的问题，还有许多经济上**管理上**的问题。问题是我们看到了这些而没有办法去制约他们，他们对我们根本不买账。这就是我来北京找您要权的原因。”
说到这里主席看着我说，“你的意思是把这些部门都划给你管理？”
“我的意思是有些部门该关的关，该交的交，西域开发要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股合力，像铁路部门，原本就是一个经济动物，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由于战略运输的重要性，半军事化的管理都是必要的，可是摊子大了中央就有些顾不过来，特别是让某些个别的人在边远地区坐大，不是形成了部门的阀系？其实各地的铁路部门很多业务本来就是自己管理的，但是到现在铁路的稽查、公安、审计、监督都是自成体系，地方无法干预，这就给一些个人钻了空子。有些明明是占用的地方土地，一不是用于铁路建设，二不向地方交纳一分钱的税金使用费，这实在是不合理。如果能够把这些部门改变成双管的制度可能会好一点，我们希望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指导下，对于这些中央的派驻地方上的衙门有那么一点制约。否则西域的开发就不好搞，当地方不能得到这些部门的支持的时候，很可能要自己另找出路，那么这种出路就是自己再搞一套，说到底是在自己人内部竞争，重复建设，这是对我们有限的开发资金的极大浪费。”
听了我的话，主席陷入沉思中，这是一个大的体制的改变，不能不慎重。想了一会，主席把总理叫来了，让我又重新讲了一遍。主席等我讲完了以后说道，“司徒提出的问题我们其实早就有察觉，但是一直没有讨论怎么去处理。我看趁现在西域来汇报抓紧时间召开一个专题会议讨论一下后拿出个具体意见。在这么拖下去会影响中央在西域的开发计划。”
“好，国务院也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每次开会都是在北京这里的人说，地方是说不上多少话。这次司徒来应该是个机会。”总理也付声说道。
“会议的宗旨是围绕着中央开发西部的决心来进行，凡是与这个决心相违背的都要按现在的实际情况去定。政策是可以调整的吗，万一将来又变了，那么我们的政策也要跟着变。”主席说。
“既然这样，那么我尽快安排，主席的行程是在外后天，我看主... -->>
很快小陈就把调查材料弄回来了，我们上次去甘肃，小陈当时就和省政府的有关部门协调，整个兰州铁路局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些中央驻西方的单位对于穷乡僻壤的政府根本就不放在眼里，这不仅仅是一个铁路局的问题，据说在电力系统和一些大的军工企业、有色金属等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因此可以说，中央单位和地方单位之间的不平衡和不配合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兰州铁路局是在原来分局的基础上成立的，当时主要考虑西北地域辽阔，发展铁路的空间很大，需要独立的策划和统筹安排西部的铁路建设，因此，从郑州铁路局分出来单独成立了铁路局，周小鹏就是在那个时候走马上任的。从目前看兰州铁路局所辖的路段除了兰新铁路的路基比较稳定以外，新开辟的铁路路基都不是很稳定，因此无论是火车运行速度和运载能力都打了很多折扣，进藏计划车皮每个月大约是万个，大约150万吨的运力，每趟进藏的火车都是满满的，可是往回开的大多是空车皮，这对于铁路部门来说叫“放空”，在成本上是很不划算的，原本我们的车皮计划是开拓西藏的各种资源，把在西藏的一些宝藏运出来，对于铁路的回头放空是有好处的，可是这样的计划竟然给砍了一半，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在铁路部门有两种车皮计划，一个是计划内的，按照铁道部统一规定的价格加上地区浮动差价，另一种是计划外车皮，是铁路部门通过一些代理货运公司变相的向用户提高收费的手段之一，这套方法在199年前后最盛行，后来内地的各种交通工具发展起来后，在运输成本上不占便宜的铁路的日子不好过了，除了大宗的矿产品和建筑材料以外，零星小批量的运输基本上是被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给抢去了，铁路运输不能门对门的缺点使得很多客户宁可多掏一点也不愿意转来转去的麻烦，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是这样，美国的铁路已经拆除了将近三分之一，而欧洲的铁路大多也是给高档的旅游列车使用。围绕在为铁路服务的人员设备成本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在内地，这种变相的价格调整的方法是铁路部门同其他运输行业竞争的方法之一。铁路运输在一个地区的发展阶段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建设的需要大批物资在公路还不能起到一定作用的时候都是由铁路来承担的，在青藏铁路还没有修通的时候，每年70-100万吨的进藏物资都是由汽车运进去的，铁路修通以后，一个月就可以把这些物资运完，现在西藏的开发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求运输的货量显然是很大的。
可是在西北地区，这个方法却成为铁路部门生财的主要渠道，计划外车皮往往要比计划内的价格高出一倍，一些个体和非法经营的人没有办法去搞计划内的车皮就只能去弄计划外的车皮，而原来铁道部规定的计划外车皮是有一定比例的，也就是说计划外车皮不能冲击计划内车皮，周小鹏为了增加收入竟然把计划内车皮直接转为计划外，也使得那些掌管批车皮计划的人大发横财。最近，中央公布了开发西域的新计划和西域委员会的成立，使很多内地的商家蜂拥而至，先到的已经在青海开展了业务，大批的盐矿、镁矿和其他矿石在格尔木等待装车，这就挤占了向西藏运输的车皮，加上这里的管理混乱效率低下，一般各单位申请车皮计划都是要给砍一半的。也就是说，在西域地区，怎么运，运多少不是地方计划部门所能说了算的，而是由铁路部门说了算。
鉴于这些问题，恐怕不是西域工作委员会可以协调的了，我连夜坐飞机到了北京，临行之前我给中央办公厅打了电话，希望安排面见主席汇报工作。办公厅很快就答复可以安排，不过要尽早，主席还有三天就要出国访问了。
到了北京，我当时就去了中南海，主席正在接见外宾，我等了大约半小时，秘书叫我进去。
“司徒，你找我准没好事，才走几天啊就跑回来了，说吧，要什么政策。”主席点着我的鼻子说。
我笑了笑，“还不是我管不了才找您的，主要是中央在西部的各单位与当地的关系和协调问题。”我把我在西域的所见所闻讲述了一遍，还把一些材料交给了主席。我说，
“西域有不少的国防建设部门，不少的中央派驻单位，这些单位在历史上都是受中央指挥，对于地方上的事情不管不问，也不听招呼，在原来不发达的时代和国家军事处于弱势的时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是现在，这些机构和部门本身就存在着一个生存的问题，内地高科技的发展已经或多或少的淘汰了在西北的一些部门，可是他们还在那里阻碍西域的开发，反映到具体工作上是铁路部门的制肘很厉害，当然，那个铁路部门存在的不光是体制上的问题，还有许多经济上**管理上**的问题。问题是我们看到了这些而没有办法去制约他们，他们对我们根本不买账。这就是我来北京找您要权的原因。”
说到这里主席看着我说，“你的意思是把这些部门都划给你管理？”
“我的意思是有些部门该关的关，该交的交，西域开发要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股合力，像铁路部门，原本就是一个经济动物，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由于战略运输的重要性，半军事化的管理都是必要的，可是摊子大了中央就有些顾不过来，特别是让某些个别的人在边远地区坐大，不是形成了部门的阀系？其实各地的铁路部门很多业务本来就是自己管理的，但是到现在铁路的稽查、公安、审计、监督都是自成体系，地方无法干预，这就给一些个人钻了空子。有些明明是占用的地方土地，一不是用于铁路建设，二不向地方交纳一分钱的税金使用费，这实在是不合理。如果能够把这些部门改变成双管的制度可能会好一点，我们希望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指导下，对于这些中央的派驻地方上的衙门有那么一点制约。否则西域的开发就不好搞，当地方不能得到这些部门的支持的时候，很可能要自己另找出路，那么这种出路就是自己再搞一套，说到底是在自己人内部竞争，重复建设，这是对我们有限的开发资金的极大浪费。”
听了我的话，主席陷入沉思中，这是一个大的体制的改变，不能不慎重。想了一会，主席把总理叫来了，让我又重新讲了一遍。主席等我讲完了以后说道，“司徒提出的问题我们其实早就有察觉，但是一直没有讨论怎么去处理。我看趁现在西域来汇报抓紧时间召开一个专题会议讨论一下后拿出个具体意见。在这么拖下去会影响中央在西域的开发计划。”
“好，国务院也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每次开会都是在北京这里的人说，地方是说不上多少话。这次司徒来应该是个机会。”总理也付声说道。
“会议的宗旨是围绕着中央开发西部的决心来进行，凡是与这个决心相违背的都要按现在的实际情况去定。政策是可以调整的吗，万一将来又变了，那么我们的政策也要跟着变。”主席说。
“既然这样，那么我尽快安排，主席的行程是在外后天，我看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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