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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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蒋经国和宣铁吾还办了以下这些和杜月笙多少有关的事:一、严格按金圆券实行限价。蒋经国规定,凡一切商品的零售价格,全部冻结;商店不得转移,不得拒售,必须开门应市。但这确是个非常不彻底的治标办法。奸商囤积居奇,可说无孔不入,光靠军警力量,查不胜查,抄不胜抄,而门市商品则立即被抢购一空。未及一月,全上海开着的几乎全部是空店。资本家、店老板和老百姓都怨声载道,这个限价政策也就只好告一段落。
二、在扣押杜维屏的同时,蒋经国和宣铁吾也对兴风作浪的证券大楼和金钞黑市实行镇压,其中有名的一件就是逮捕“杨家将”。所谓“杨家将”,是指控制场外股票金钞黑市交易的杨长和、杨长仙和杨长庚三人,他们的绰号叫做“场外亨鼠牌”,意思是一群机警精明的“大亨老鼠”。“杨家将”也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杜月笙的控制和影响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对杜的打击。但不到一月,随着限价政策的失败,蒋经国自认倒霉,就将“杨家将”交保释放。一场大公案,就此不了了之。
三、蒋经国和宣铁吾还曾集中力量,打击过孔氏豪门的“扬子公司”。宣铁吾利用他控制的《大众夜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揭露“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但孔令侃毕竟不是杜维屏,蒋经国只是虚张声势,未敢下手。
金圆券,是货币史上最短命的货币之一。金圆券的欺骗性和掠夺性之强,历史上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金圆券发行、流通和崩溃的全过程,至今仍历历在目。为了了解金圆券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欺骗性和掠夺性表现在哪里?同时,也想引起加强研究中国近代货币史、金融史的必要性。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这与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注定了必然要失败的命运。1948年上半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连连失败,损失惨重,统治区日益缩小。政治上危机四伏,大有朝不保夕之势。
财政上收入不及支出的十分之一,国内、国外负债累累,信用全失,举债无门,只有靠发行货币来弥补差额,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使整个工商业濒于破产的地步。农村凋敝不堪,整个社会民怨沸腾,南京国民政府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国民党并不甘心于失败,遂作出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的决定。其目的:
一、把票面骤然缩小三百万分之一,缓和一下人民群众对恶性通货膨胀的厌恶情绪;
二、定金圆券与法币的比率为一比三百万,等于发行更大面额的钞票,缓解一下现钞短缺的危机;
三、金、银、银元、外币禁止人民持有,并限期强行收兑,企图在逃离大陆前,彻底搜刮一次。
金圆券虽然规定有含金量,但是不能兑现,与法币无异,仍然是一个空头的价值符号。第一批发行的金圆券,就是库存中无法进入流通的小面额法币。金圆券的金属辅币除一分铜币外,其余都是旧铸法币的辅币,所谓之金圆不过是一场骗局。
金圆券的发行准备,名义上是五亿美元,但绝大部分是空的,同样也是一场骗局。通过金圆券发行,各阶层人民金、银、银币、外币损失约二亿美元,间接的经济损失就无法计算了。
由于国民政府崩溃迅速,人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才幸免于难。国民党逃离大陆前,将库存的金、银和发行准备秘密运往台湾,据不完全统计,有黄金96万余两,白银69000余两,银币500余万元,外汇全部。
金圆券于1948年8月0日开始发行,8月日正式进入流通,七十多天后的11月11日,宣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其他三个办法也作了相应的修改,金圆券贬值百分之八十,实质上就是宣告金圆政策的失败。
1949年月,市场上开始出现拒用金圆券,并迅速蔓延,4月份各地已普遍拒用(包括国营铁路、邮政、电业、交通运输、税务等部门),代之以银元、外币、铜元以及米、棉布等实物,也就是金圆券在事实上已彻底垮台。
金圆券从发行到垮台,时间并不长,却在货币史上留下不能忘记的一幕。
国民党政府的法币空前跌落,迅速滑向崩溃边缘。为挽救因法币破产而可能导致的国民经济崩溃,国民党政府推行币制改革方案,发行金圆券。
上海《大公报》记者季崇威在报上披露,一神秘人士于币制改革宣布前夕,连夜从南京乘车抵达上海,一个上午就向市场抛售1000万股永纱股票,照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获利高达一千六百多亿元。这条消息犹如重镑炸弹,引起轩然大波,各界沸腾,血本无归的股民们更是团团围住交易所和市政府,大骂社会黑暗,政府腐败,眼看一场轩然大波就要发生。
国民政府监察院签发通知,派监委唐鸿烈、孙玉琳二委员火速赴上海追查"隐名人"真相。唐鸿烈、宋玉琳抵沪后,直奔京沪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蒋经国办公室。蒋经国眉头紧锁,在房中踱来踱去,一旁坐着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见唐、孙二人到来,蒋经国连忙把他们引入座,寒暄一番后,蒋经国单刀直入:"泄密案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这几天股市连续狂跌,情形极为严重,此案不破,金圆券改革难以继续执行下去,不知二位监委对此案有何眉目。"
唐鸿烈欠了欠身,极为自信地说道:"督导员,您不用太担心,这则消息最初来源于《大公报》,我们不妨首先从这里入手,追根溯源,说不定能查出蛛丝马迹……"
一旁的林崇墉打断唐鸿烈的话:"我和督导员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大公报》不肯合作,守口如瓶的话,我们有什么对策方法。”(未完待续)
此外,蒋经国和宣铁吾还办了以下这些和杜月笙多少有关的事:一、严格按金圆券实行限价。蒋经国规定,凡一切商品的零售价格,全部冻结;商店不得转移,不得拒售,必须开门应市。但这确是个非常不彻底的治标办法。奸商囤积居奇,可说无孔不入,光靠军警力量,查不胜查,抄不胜抄,而门市商品则立即被抢购一空。未及一月,全上海开着的几乎全部是空店。资本家、店老板和老百姓都怨声载道,这个限价政策也就只好告一段落。
二、在扣押杜维屏的同时,蒋经国和宣铁吾也对兴风作浪的证券大楼和金钞黑市实行镇压,其中有名的一件就是逮捕“杨家将”。所谓“杨家将”,是指控制场外股票金钞黑市交易的杨长和、杨长仙和杨长庚三人,他们的绰号叫做“场外亨鼠牌”,意思是一群机警精明的“大亨老鼠”。“杨家将”也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杜月笙的控制和影响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对杜的打击。但不到一月,随着限价政策的失败,蒋经国自认倒霉,就将“杨家将”交保释放。一场大公案,就此不了了之。
三、蒋经国和宣铁吾还曾集中力量,打击过孔氏豪门的“扬子公司”。宣铁吾利用他控制的《大众夜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揭露“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但孔令侃毕竟不是杜维屏,蒋经国只是虚张声势,未敢下手。
金圆券,是货币史上最短命的货币之一。金圆券的欺骗性和掠夺性之强,历史上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金圆券发行、流通和崩溃的全过程,至今仍历历在目。为了了解金圆券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欺骗性和掠夺性表现在哪里?同时,也想引起加强研究中国近代货币史、金融史的必要性。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这与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注定了必然要失败的命运。1948年上半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连连失败,损失惨重,统治区日益缩小。政治上危机四伏,大有朝不保夕之势。
财政上收入不及支出的十分之一,国内、国外负债累累,信用全失,举债无门,只有靠发行货币来弥补差额,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使整个工商业濒于破产的地步。农村凋敝不堪,整个社会民怨沸腾,南京国民政府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国民党并不甘心于失败,遂作出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的决定。其目的:
一、把票面骤然缩小三百万分之一,缓和一下人民群众对恶性通货膨胀的厌恶情绪;
二、定金圆券与法币的比率为一比三百万,等于发行更大面额的钞票,缓解一下现钞短缺的危机;
三、金、银、银元、外币禁止人民持有,并限期强行收兑,企图在逃离大陆前,彻底搜刮一次。
金圆券虽然规定有含金量,但是不能兑现,与法币无异,仍然是一个空头的价值符号。第一批发行的金圆券,就是库存中无法进入流通的小面额法币。金圆券的金属辅币除一分铜币外,其余都是旧铸法币的辅币,所谓之金圆不过是一场骗局。
金圆券的发行准备,名义上是五亿美元,但绝大部分是空的,同样也是一场骗局。通过金圆券发行,各阶层人民金、银、银币、外币损失约二亿美元,间接的经济损失就无法计算了。
由于国民政府崩溃迅速,人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才幸免于难。国民党逃离大陆前,将库存的金、银和发行准备秘密运往台湾,据不完全统计,有黄金96万余两,白银69000余两,银币500余万元,外汇全部。
金圆券于1948年8月0日开始发行,8月日正式进入流通,七十多天后的11月11日,宣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其他三个办法也作了相应的修改,金圆券贬值百分之八十,实质上就是宣告金圆政策的失败。
1949年月,市场上开始出现拒用金圆券,并迅速蔓延,4月份各地已普遍拒用(包括国营铁路、邮政、电业、交通运输、税务等部门),代之以银元、外币、铜元以及米、棉布等实物,也就是金圆券在事实上已彻底垮台。
金圆券从发行到垮台,时间并不长,却在货币史上留下不能忘记的一幕。
国民党政府的法币空前跌落,迅速滑向崩溃边缘。为挽救因法币破产而可能导致的国民经济崩溃,国民党政府推行币制改革方案,发行金圆券。
上海《大公报》记者季崇威在报上披露,一神秘人士于币制改革宣布前夕,连夜从南京乘车抵达上海,一个上午就向市场抛售1000万股永纱股票,照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获利高达一千六百多亿元。这条消息犹如重镑炸弹,引起轩然大波,各界沸腾,血本无归的股民们更是团团围住交易所和市政府,大骂社会黑暗,政府腐败,眼看一场轩然大波就要发生。
国民政府监察院签发通知,派监委唐鸿烈、孙玉琳二委员火速赴上海追查"隐名人"真相。唐鸿烈、宋玉琳抵沪后,直奔京沪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蒋经国办公室。蒋经国眉头紧锁,在房中踱来踱去,一旁坐着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见唐、孙二人到来,蒋经国连忙把他们引入座,寒暄一番后,蒋经国单刀直入:"泄密案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这几天股市连续狂跌,情形极为严重,此案不破,金圆券改革难以继续执行下去,不知二位监委对此案有何眉目。"
唐鸿烈欠了欠身,极为自信地说道:"督导员,您不用太担心,这则消息最初来源于《大公报》,我们不妨首先从这里入手,追根溯源,说不定能查出蛛丝马迹……"
一旁的林崇墉打断唐鸿烈的话:"我和督导员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大公报》不肯合作,守口如瓶的话,我们有什么对策方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