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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艾略特所谓的“荒原”出现了,余杰作为群体的一分子自然在所难免,而且由于思想者的角色体验得更加强烈、直接。此外,余杰的“孤独意识”还来自于他的成长经历。余杰回忆自己的成长道路时说“我出奇地孤独,不喜欢与同龄的孩子玩”极其明了地描述了他对“孤独意识”的先天自发与后天自觉。长此以往,它牢牢地控制了余杰的精神家园而成了他的生命标签,最终沉淀为孤独的沉思者气质,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本创作。在他的文本中,孤独无所不在,使他仿佛是一个世事洞明的隐者,为众人所称道,却又使众人觉得有点凉冰冰的。

    余杰本人对孤独的态度是暧昧的,既勇敢又层懦,既欢迎又逃避。如此态度直接衍生了他的爱情观:他一边对爱情进行怀疑,把它钉在苦难的十字架上;一边向爱情投诚,热烈地梦想理想的爱人。个中酸楚难以让人一言道尽。看到这里,我们就不会再惊讶余杰在涉及到青春话题时,十分矛盾,忽而凉透心骨,发泄的全为悲哀与痛苦;忽而倾情歌唱,流露的尽是美好与纯真。但不管怎样,孤独是无法克服的。

    开放的民间写作

    也许,在世纪之交这个使人文知识分子愤慨、失落、迷惘的时代,我们不仅仅只需要考虑市场。我们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这是一个可怕的瞬间时代“纷乱的现实扰乱了批判者的眼光,并且快速而有效地消解着批判者的立场。”6大批的知识分子陷在自己的书斋,或者忙于保护自己的那份清高与安逸。而余杰这只初生牛犊,凭着自己那份固执,完全以一种开放性的大气承担着知识分子的责任。

    “封闭的书斋”不可能拯救世界,这是自然而然的。余杰对此深有所感:“人文科学,如果不把触角深深地伸向当下的生存和现实政治状况,那么它便是纸上的学问,死的学问,背弃了它自身责任的学问。”他才思敏捷,笔墨广泛,除“深深地指向当下的生存和现实政治状况”外,他还时刻关注历史的镜头所没有捕捉到的东西。他已完全走出了学院派那种慵懒与做作,为文方式及语言追求通俗与明晰。他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呐喊,呼唤“文以载道”呼唤“资治通鉴”呼唤应有的及可能有的所有美好的事物。甚至还以他温柔细致的另一面,使用深情与悠扬的语句构造出诗歌一样的情怀:

    “这一刻,水近,天回,橄榄枝飘到我们的身边。这一刻,花开,云飞,橄榄树在茂盛地生长。这一刻,雪消,冰融,流浪者与流浪者相遇。”(火与冰“欲望与诗歌”)

    你从遥远的地方来看我

    我准备了枕头

    让你在群山的怀抱中轻轻地呼吸(想飞的翅膀“眼泪的味道”)

    诗意阑珊,余杰,让我们的心灵温暖、安逸。

    余杰的这种“开放气质”决定了他的作品繁杂而多,也决定了他的声音始终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在阅读中时常会为他精辟的见解、丰富的知识、大胆的言论所倾倒。

    浓郁的“孤独意识”培养出爆炸性的倾诉意向。余杰的倾诉策略是坚持“民间立场”摆出一种“边缘姿态”边缘是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的全新状态,是伴随知识分子旁观者、私语者的角色而生的。布罗茨认为“边缘并非世界终结的地方,而正是世界开始阐明自身的地方”蕴含的是积极介入与参与。所以,余杰“为抽屉而写作”却又说“作品能走出狭小的抽屉,当然是一件好事”他一直企图通过写作进入社会,最终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五四”精神。但是,现实的边缘使他的诗人“大地乌托邦”倍受打击。沉重的失落让他思慕文字激荡的80年代,渴望“搭上80年代的末班车”但这显然是幻想。退一步说,即使中心地位下的轰动效应尚能找回,他也缺乏鲁迅那样的生活体验,思想,理论,文学品味都有尚欠火候,也只能落入俗套,通过媒体的包装炒作获得读者的承认(我在此并无贬低余杰的意思,他现在被读者所接受还是归功于他自身的确优良功力)。

    余杰称自己的东西为“抽屉文学”虽然不乏做作的成份,却又确实有几分道理。抽屉代表着一种寂寞和自我放逐,其实就是一种边缘。在此我要特别谈谈余杰“边缘姿态”的根基:民间立场。余杰的“抽屉文学”始终针对大众,不佯作高深,坚持着一种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是“民间立场”的具体表现。他说“为抽屉而写作,也就是在极度的不自由中为自由写作”“在抽屉之外的写作,是我无法认同的写作——它们让人们服从于向上的重重束缚,让人们在恐惧的面包之前低下头颅”正是这种“民间立场”使余杰拥有了“边缘姿态”使他那孤独中的呐喊光芒四射,产生了那么强的穿透力,获得了相当多的读者。但韩东说得好“真正的民间是永恒而持久的”随着抽屉的打开,鲜花和掌声的芳原展开了,余杰,这匹孤独的黑马,还能保持“民间”的血液吗?还能平静地面对书桌吗?“抽屉文学”正走在悬崖的边缘,继续或丧失都在一念之间。

    反思与启示

    经过上面的一系列探讨,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认识:“抽屉文学”其实是一种孤独的“青春写作”是一种开放的“民间写作”众多的光荣与优异已不需我们再次伤叙述。它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在欠冷静的“青春期”中进行开放的人文反思,一个是妄图在民间的边缘获得中心效应。它们无疑是一下子无法克服的,不管是余杰还是非余杰。这界定了“抽屉文学”远离经典的宿命。余杰要想有所突破,前者需要他更深沉的内省,逐步从情绪化的心态中突围,既不急功近利,又不自我放逐;后者需要他苦练内功,在继续坚持“民间立场”的同时,不断扩充自己,为自己的“否定性写作”注入一种大气。总之,余杰(包括余杰的类似者)要认识到,既然自己认清了社会与时代的特质,既然把自己的文学定位于抽屉,就不要一味沉浸在市场包装和媒体炒作所带来的虚荣里,而应当明白自己的真实位置及相关性责任,继续自己最有力度的内涵,丢掉自己浮躁的部分,对自己进行全面的扬弃,才能保持既有的读者,并获得更多。

    但是,不管怎样,在文学持续低迷的现在,余杰的“抽屉文学”迅速打开了市场,并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都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尤应看到的是,余杰的这些随笔大都短而精,都有因为某一个点而有所悟、有所叹,并且都发人深省。虽然余杰称这只是在“捍卫自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力”但实际上凸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在这个浮躁的、商业化的时代,一个完美的大构思已不可能,文学的光辉已如浩瀚背景之下的流星,小而短暂,红楼梦、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重现已遥不可及,因为时代只给我们短暂的宁静,只给我们迷失的读者,只给我们浮躁的生活。于是,我们说“小巧才美”我们说“瞬间万岁”一道热闹的大门打开了,各流源纷呈纷消,各作家花开花谢,各“小”体裁(如小小说、小幽默等)日增日长,文学进入了令人迷惘的“流星时代”

    这对文学而言,是一种悲哀呢,还是一种幸福?

    注释:

    1香港亚洲周刊1999。5。24-5。30

    2南方周未1998。10。22

    3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北京文学1999年第1期

    4今日先锋1999年第七期

    5当代文坛2000年第1期

    6覃里雯:啄木鸟、白痴、诗人——读余杰的,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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