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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永远都有传说
说天津破，编排一个段子：有一个才从京城回来的天津人的儿子，说什么都是京城的好。
一天晚上月色皎洁，儿子就说：“这个月亮有什么好？京城的要比这个好得多哩！”
父亲生气他说：“天上月亮就是一个，有什么好坏？”说完，就照着儿子的面孔一拳打过去。儿子被打了一拳，一边哭，一边说：“谁希罕你这拳头，京城的拳头要比你这个好得多哩！”
“以天津的名义”谴责编排这段子的人的阴暗心理，但如果从城市直观印象，这厮说得真有点道理。
“以天津的名义”谴责编排这段子的人的阴暗心理，但如果从城市直观印象，这厮说得真有点形象。
从天津火车站出来，穿过长长的租界区，仿佛行走于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或某个废弃采石厂，突然涌现的大堆出租车司机像热情的“强盗”几乎把你五马分尸，然后裹胁你驶往不知名的地方。这个城市永远都是灰色，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机器局”的老式机器还在运转，喧哗、混乱、守旧、笨重，两百年来的殖民与反殖民，在这个港口顽固僵持，像一个刚刚放了小脚的“解放妇女”或刚下班的“贫嘴张大民”
天津和天津人用自成系统的哲学来生活，你很难理解这座城市离北京就一百多公里，口音却差这么远，其实差这么远的不只是口音，还有观念，但他们活得快乐自足，大麻花、大炸糕、狗不理包子是胃肠，更是理想。
“妈妈，他偷咱家被窝啦”
“京油子、卫嘴子”据说天津马上要成北京的卫星城了，这让人有些伤感，这座在语言上极具天赋的城市给予我们如此之多的快乐，海河的水是咸的，但这咸水却滋润了无数天才的嗓子，关牧村、刘欢、杜宪，马三立、刘宝瑞、侯宝林，在前孙楠、赵本山时代，只有天津能给我们这么多关于生活的快乐。
霍元甲一脚就把石狮子踢到两丈开外“迷踪拳”一出手就晃花洋人的眼睛，但他被砒霜这种下三滥的药毒杀了，留下传说中的陈真四处寻仇；林黑儿可以刀枪不入，把辫子咬在嘴里把大刀捏在手里，聚众力敌洋枪队两月有余，但老佛爷把长指甲修好后心念大变，说了句“杀”义和团勇就变成了义和团匪，人头像西瓜一样落地。
这样的传说出现在我们生长是非观念的关键时代，像喉结一样难以消除。
天津并不是“北方城市”能完全定义的，它不像沈阳也不像石家庄；天津并不是“殖民”能够完全定义的，它不像大连也不像上海；天津并不是港口或码头能够完全定义的，它不是重庆也不是青岛。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在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在三教九流的“三不管”地带，蝇营狗勾、跌打损伤、摆摊设局、大力金刚丸，与孙中山讲演、工人暴动、五四爱国运动共存。
甚至在老字号“利顺德”的咖啡馆，流传着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蔡锷与小凤仙浪漫的爱情故事，远甚现代电影中的“东京爱情故事”或“台北爱情故事”从地理位置，那时候天津很适合“私奔”
我们爱天津。可能可以找出一万条理由不喜欢天津，但只需要一条你就可以喜欢天津——它的确是一个适合“厮混”的地方，不要太多理想，不要太多责无旁贷，不要太多像近邻北京人那样自以为是，生活是一碗够数的混吨，或马三立先生发达后吃的“大炸糕”就行了，何况我们还可以从俯地便拾的“包袱”中寻找乐趣。
这座钢铁城市的核心居然是极度人文的东西，是在机器重压下出现的一滴润滑油。
否则，蔡将军怎么会爱上小凤仙，霍师傅怎么会爱上赵倩男呢？传说本身就让人快乐。
这里永远都有传说
说天津破，编排一个段子：有一个才从京城回来的天津人的儿子，说什么都是京城的好。
一天晚上月色皎洁，儿子就说：“这个月亮有什么好？京城的要比这个好得多哩！”
父亲生气他说：“天上月亮就是一个，有什么好坏？”说完，就照着儿子的面孔一拳打过去。儿子被打了一拳，一边哭，一边说：“谁希罕你这拳头，京城的拳头要比你这个好得多哩！”
“以天津的名义”谴责编排这段子的人的阴暗心理，但如果从城市直观印象，这厮说得真有点道理。
“以天津的名义”谴责编排这段子的人的阴暗心理，但如果从城市直观印象，这厮说得真有点形象。
从天津火车站出来，穿过长长的租界区，仿佛行走于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或某个废弃采石厂，突然涌现的大堆出租车司机像热情的“强盗”几乎把你五马分尸，然后裹胁你驶往不知名的地方。这个城市永远都是灰色，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机器局”的老式机器还在运转，喧哗、混乱、守旧、笨重，两百年来的殖民与反殖民，在这个港口顽固僵持，像一个刚刚放了小脚的“解放妇女”或刚下班的“贫嘴张大民”
天津和天津人用自成系统的哲学来生活，你很难理解这座城市离北京就一百多公里，口音却差这么远，其实差这么远的不只是口音，还有观念，但他们活得快乐自足，大麻花、大炸糕、狗不理包子是胃肠，更是理想。
“妈妈，他偷咱家被窝啦”
“京油子、卫嘴子”据说天津马上要成北京的卫星城了，这让人有些伤感，这座在语言上极具天赋的城市给予我们如此之多的快乐，海河的水是咸的，但这咸水却滋润了无数天才的嗓子，关牧村、刘欢、杜宪，马三立、刘宝瑞、侯宝林，在前孙楠、赵本山时代，只有天津能给我们这么多关于生活的快乐。
霍元甲一脚就把石狮子踢到两丈开外“迷踪拳”一出手就晃花洋人的眼睛，但他被砒霜这种下三滥的药毒杀了，留下传说中的陈真四处寻仇；林黑儿可以刀枪不入，把辫子咬在嘴里把大刀捏在手里，聚众力敌洋枪队两月有余，但老佛爷把长指甲修好后心念大变，说了句“杀”义和团勇就变成了义和团匪，人头像西瓜一样落地。
这样的传说出现在我们生长是非观念的关键时代，像喉结一样难以消除。
天津并不是“北方城市”能完全定义的，它不像沈阳也不像石家庄；天津并不是“殖民”能够完全定义的，它不像大连也不像上海；天津并不是港口或码头能够完全定义的，它不是重庆也不是青岛。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在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在三教九流的“三不管”地带，蝇营狗勾、跌打损伤、摆摊设局、大力金刚丸，与孙中山讲演、工人暴动、五四爱国运动共存。
甚至在老字号“利顺德”的咖啡馆，流传着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蔡锷与小凤仙浪漫的爱情故事，远甚现代电影中的“东京爱情故事”或“台北爱情故事”从地理位置，那时候天津很适合“私奔”
我们爱天津。可能可以找出一万条理由不喜欢天津，但只需要一条你就可以喜欢天津——它的确是一个适合“厮混”的地方，不要太多理想，不要太多责无旁贷，不要太多像近邻北京人那样自以为是，生活是一碗够数的混吨，或马三立先生发达后吃的“大炸糕”就行了，何况我们还可以从俯地便拾的“包袱”中寻找乐趣。
这座钢铁城市的核心居然是极度人文的东西，是在机器重压下出现的一滴润滑油。
否则，蔡将军怎么会爱上小凤仙，霍师傅怎么会爱上赵倩男呢？传说本身就让人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