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十四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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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我绕过街角，往南走过一个街区，来到第十大道一家让人很难描述的酒馆。我记不住它的名字，也无法肯定它确实有个名字。人们可以称之为“通往戒酒所的最后一站”
吧台前两个身穿二手西服的老人在默默对饮。一个四十多岁的西班牙裔男人站在吧台另一头一边看报，一边呷着八盎司酒杯里的红酒。酒保瘦骨嶙峋，身着t恤和牛仔裤，正盯着一台小黑白电视看，音量开得极小。
德金和我找了张桌子，我去吧台拿我们的饮料。他的是双份伏特加酒，我的是姜汁汽水。我把它们端回我们的桌子，他瞅瞅我的姜汁汽水没作声。这汽水看起来很像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颜色差不多。
他喝了些伏特加酒，说：“哇，上帝，真管用。它确实管用。”
我没吭声。
“你之前问什么来着。我们下一步做什么？你自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吗？”
“也许能。”
“我让我姐新买一台电视机和打字机，再在门上多加几把锁，不必费事去报警。达基嫩的案子我们下一步做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猜到了。”
“我们知道是谁杀了她。”
“钱斯吗？”
他点点头。—棒槌学堂e书小组—
“我觉得他的不在场证据看上去无懈可击。”
“哦，就像金边证券一样可靠，跟被海关扣存的酒一样稳妥。那又怎样？他仍有可能作案。给他提供不在场证明的那些人都能为他撒谎。”
“你认为他们在说谎？”
“那倒不是，但我也不敢保证他们没说谎。不管怎样，他还可以买凶杀人。我们谈过这一点。”
“没错。”
“如果是他干的，他已经脱罪了。因为我们找不出他那些不在场证据的漏洞。如果他买凶杀人，我们也找不出他雇的那个人。除非我们走运。你知道，有时事情真会如此。运气从天而降。有人在酒吧漏了口风，某个跟他结怨的人把话传了出去，忽然之间，我们掌握了以前不知道的情况。可即便如此，离把案子整合起来去起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况且，我们也不打算在这个案子上花太多精力。”
听他这么说我并不惊奇，但不免心里一沉。我拿起姜汁汽水，呆望着它。
他说：“我这一行一半是要看成功概率。只办有机会成功的案子，其余的放到一边凉快去。你知道这座城里谋杀率有多高吗？”
“我知道越来越高。”
“这还用说吗。逐年增长。各类案件都在逐年攀升，除非我们把一些不那么严重的案件忽略不计，因为人们懒得报案。就像我姐的入室盗窃案。有个无赖跑进你家，结果你只丢失一些钱财。哦，妈的，何必大惊小怪呢，是不是？你还活着就万幸了。回家祈祷感恩去吧。”
“那金达基嫩——”
“去他的金达基嫩吧，”他说“这么个愚蠢的小婊子大老远地跑一千五百英里来卖身，把钱交给黑鬼皮条客，谁在乎是否有人把她大卸八块？我是说，她为什么不待在该死的明尼苏达州？”
“是威斯康星州。”
“我是说威斯康星。但她们大部分都来自明尼苏达州。”
“我知道。”
“谋杀案过去大约是一年一千起，每个区每天三起。那似乎已经很高了。”
“够高的了。”
“可现在是那时的两倍。”他身子前倾“但那没什么，马修。大部分谋杀案是夫妻间出了问题，或是两个朋友一起喝酒，其中一个把另一个射死，第二天却忘得一干二净。这种案子的比例一直没变，跟以前一样。有所改变的是谋杀陌生人的案件，凶手和被害者互不相识。那种案件的比率表明你的家居环境是否危险。如果只看谋杀陌生人的案件，把其他案件撇到一边，把谋杀陌生人的案件画出一个表格，那比例像火箭一样往上直冲。”
“皇后区有一个拿弓箭的人，”我说“隔壁的邻居用点三八手枪把他射死。”
“我看到那条新闻了。跟一条选错草坪屙屎的狗有关？”
“差不多是这样。”
“哦，图表上不会有它的。那两个家伙相互认识。”
“没错。”
“但都是一回事。人们总是相互残杀。他们甚至都不停下来考虑考虑，就贸然动手。你离开警界多久了，两三年？我跟你说，现在比那时要糟得多。”
“我相信。”
“我是说真的。外面简直就是原始森林，所有的野兽都全副武装。人人有枪。你知道外面走路的人里有多少人带枪吗？那些诚实居民，他们现在必须带枪防身，所以他们都买了一把，不知道哪一天就用它自杀，或杀死老婆、邻居。”
“还有个家伙用弓箭。”
“什么都一样。但谁会告诉他不要买枪呢？”
他拍拍肚子上插了一把左轮手枪的武装带。
“我必须带这个，”他说“这是规定。但我告诉你，我不会不带枪就到处走动的，我会觉得像没穿衣服。”
“我过去也跟你一样。你慢慢会习惯的。”
“你什么武器都不带？”
“对。”
“一点都不害怕？”
我走到吧台拿饮料，伏特加给他，姜汁汽水给自己。
我端着饮料回座位后，德金把酒一饮而尽，然后就像漏气的轮胎一样叹气。他拢起双手，点燃一根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又像急于摆脱它似的喷了出去。
“这个该死的城市，”他说。它无可救药，他说，然后开始告诉我到底有多无可救药。他历数整个司法系统的变化，从警察到法庭再到监狱，说它们如何一无是处，如何日渐衰退。你无法逮捕犯人，无法给他定罪，最后也无法把那个狗娘养的关在牢里。
“监狱满员了，”他说“所以法官不愿判刑太久，假释部门又提前放人。地区检察官拿减刑作为交换条件让犯人认罪，然后辩护律师又把这些罪行辩成无罪。因为法庭日程表排得过满，而法律又小心翼翼地保护被告权益，就连你拿犯案者的照片让人辨认都会被反咬一口，因为你没得到他的许可便使用了他的照片，侵犯了他的公民权。与此同时，警察也日渐减少。警界比十二年前少了一万人。街上少了一万名警察！”
“我知道。”
“贼多了一倍，警力少了三分之一，你还会奇怪上街为什么这么不安全吗。你知道吗？这个城市崩溃了。没钱付给警察，没钱让地铁继续运营，没钱做任何事。整个国家正在漏钱，钱都落在那些该死的阿拉伯人手里。那些可恶的家伙用石油换走了卡迪拉克，我们这个国家全毁了。”他站了起来“轮到我买了。”
“不，我来买。我可以报帐。”
“对了，你有了一个客户。”
他坐下来。我端着同样的饮料回来，他问：“你到底喝的什么东西？”
“姜汁汽水。”
“啊，我看也像。怎么不来点真的？”
“最近我在戒酒。”
“哦，真的？”
听到这句话，他的灰眼睛盯着我。他拿起杯子，喝掉了一半，砰地一声把杯子放回到破旧的木桌上。
“你的主意不错，”他说，我以为他指的是姜汁汽水，哪知他的话题已转“辞职。退出。你知道我想怎样？我只想再干六年。”
“然后就干满二十年了？”
“然后就满二十年了，”他说“我就能拿到养老金了，然后我就他妈的一走了之。离开这个工作，离开这座该死的城市。佛罗里达，得克萨斯，新墨西哥，找个温暖、干燥、清洁的地方。噢，佛罗里达不行，我听说那儿到处是该死的古巴人，那儿的犯罪率跟这儿不相上下。再说那儿又是毒品转运站。还有那些疯狂的哥伦比亚人。你知道他们吧？”
我想起了罗亚尔沃尔登。
“我认识的一个家伙说他们还好，”我说“他说你不骗他们就行。”
“你肯定不敢骗他们。你看到长岛那两个女孩的新闻了吗？应该是六个月、或八个月之前的事了。姐妹俩，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四岁，人们在一家废弃加油站的储藏室里发现了她们，双手反绑，头部各中两枪，用的是小口径手枪，我想是点二二口径的，但谁在乎呢？”
他把余下的酒喝光：“嗯，案子很离奇。没有强暴，什么都没有。像是私刑，但谁会处决两个十来岁的姐妹呢？嗯，结果案子不查自明，因为一个星期之后，有人闯进她们家杀死她俩的妈妈。我们在厨房发现她，晚餐还在炉子上呢。知道吗，这一家是哥伦比亚人，父亲从事毒品买卖，那是当地除走私翡翠以外最主要的营生了——”
“我还以为他们种了很多咖啡呢。”
“那也许只是幌子而已。我说到哪儿了？关键是，一个月之后，那个父亲死在哥伦比亚的首都。他骗了某人后逃之夭夭，最后他们在哥伦比亚逮到他，但他们先杀了他的老婆孩子。瞧，哥伦比亚人，他们另有一套规则。你耍他们，他们杀的不只是你。他们灭你满门。孩子，无论几岁，都难逃一死。就连你养的小猫、小狗，热带鱼也不放过。”
“上帝。”
“黑手党一向顾及家人。杀掉你时，他们甚至精心安排以确保不让你的家人看到惨状。现在，我们的这些罪犯专杀全家。不错吧？”
“上帝呀。”
他双手撑着桌子站了起来。
“这一轮我付钱，”他宣布“我不用皮条客的钱给我买酒。”
回来后，他说：“他是你的客户，对吧？钱斯？”
我没答话，他说：“嗯，妈的，你昨晚见了他。他想要见你，而你现在有了一个客户，你不想说出他的名字。二加二等于四，对不对？”
“我不能告诉你怎么去加。”
“假设我是对的，他就是你的客户。这只是为了便于讨论。你也不算透露内情。”
“好吧。”
他探着身子。—棒槌学堂e书小组—
“他杀了她，”他说“那他为什么还要雇你调查呢？”
“也许他没杀她。”
“噢，肯定是他干的。”
他摆摆手，挥掉了钱斯无辜的可能性。
“她说她要离开他，他说可以，第二天她就死了。算了吧，马修。那是确定无疑的。”
“那我们回到你的问题上来。他为什么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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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我绕过街角，往南走过一个街区，来到第十大道一家让人很难描述的酒馆。我记不住它的名字，也无法肯定它确实有个名字。人们可以称之为“通往戒酒所的最后一站”
吧台前两个身穿二手西服的老人在默默对饮。一个四十多岁的西班牙裔男人站在吧台另一头一边看报，一边呷着八盎司酒杯里的红酒。酒保瘦骨嶙峋，身着t恤和牛仔裤，正盯着一台小黑白电视看，音量开得极小。
德金和我找了张桌子，我去吧台拿我们的饮料。他的是双份伏特加酒，我的是姜汁汽水。我把它们端回我们的桌子，他瞅瞅我的姜汁汽水没作声。这汽水看起来很像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颜色差不多。
他喝了些伏特加酒，说：“哇，上帝，真管用。它确实管用。”
我没吭声。
“你之前问什么来着。我们下一步做什么？你自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吗？”
“也许能。”
“我让我姐新买一台电视机和打字机，再在门上多加几把锁，不必费事去报警。达基嫩的案子我们下一步做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猜到了。”
“我们知道是谁杀了她。”
“钱斯吗？”
他点点头。—棒槌学堂e书小组—
“我觉得他的不在场证据看上去无懈可击。”
“哦，就像金边证券一样可靠，跟被海关扣存的酒一样稳妥。那又怎样？他仍有可能作案。给他提供不在场证明的那些人都能为他撒谎。”
“你认为他们在说谎？”
“那倒不是，但我也不敢保证他们没说谎。不管怎样，他还可以买凶杀人。我们谈过这一点。”
“没错。”
“如果是他干的，他已经脱罪了。因为我们找不出他那些不在场证据的漏洞。如果他买凶杀人，我们也找不出他雇的那个人。除非我们走运。你知道，有时事情真会如此。运气从天而降。有人在酒吧漏了口风，某个跟他结怨的人把话传了出去，忽然之间，我们掌握了以前不知道的情况。可即便如此，离把案子整合起来去起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况且，我们也不打算在这个案子上花太多精力。”
听他这么说我并不惊奇，但不免心里一沉。我拿起姜汁汽水，呆望着它。
他说：“我这一行一半是要看成功概率。只办有机会成功的案子，其余的放到一边凉快去。你知道这座城里谋杀率有多高吗？”
“我知道越来越高。”
“这还用说吗。逐年增长。各类案件都在逐年攀升，除非我们把一些不那么严重的案件忽略不计，因为人们懒得报案。就像我姐的入室盗窃案。有个无赖跑进你家，结果你只丢失一些钱财。哦，妈的，何必大惊小怪呢，是不是？你还活着就万幸了。回家祈祷感恩去吧。”
“那金达基嫩——”
“去他的金达基嫩吧，”他说“这么个愚蠢的小婊子大老远地跑一千五百英里来卖身，把钱交给黑鬼皮条客，谁在乎是否有人把她大卸八块？我是说，她为什么不待在该死的明尼苏达州？”
“是威斯康星州。”
“我是说威斯康星。但她们大部分都来自明尼苏达州。”
“我知道。”
“谋杀案过去大约是一年一千起，每个区每天三起。那似乎已经很高了。”
“够高的了。”
“可现在是那时的两倍。”他身子前倾“但那没什么，马修。大部分谋杀案是夫妻间出了问题，或是两个朋友一起喝酒，其中一个把另一个射死，第二天却忘得一干二净。这种案子的比例一直没变，跟以前一样。有所改变的是谋杀陌生人的案件，凶手和被害者互不相识。那种案件的比率表明你的家居环境是否危险。如果只看谋杀陌生人的案件，把其他案件撇到一边，把谋杀陌生人的案件画出一个表格，那比例像火箭一样往上直冲。”
“皇后区有一个拿弓箭的人，”我说“隔壁的邻居用点三八手枪把他射死。”
“我看到那条新闻了。跟一条选错草坪屙屎的狗有关？”
“差不多是这样。”
“哦，图表上不会有它的。那两个家伙相互认识。”
“没错。”
“但都是一回事。人们总是相互残杀。他们甚至都不停下来考虑考虑，就贸然动手。你离开警界多久了，两三年？我跟你说，现在比那时要糟得多。”
“我相信。”
“我是说真的。外面简直就是原始森林，所有的野兽都全副武装。人人有枪。你知道外面走路的人里有多少人带枪吗？那些诚实居民，他们现在必须带枪防身，所以他们都买了一把，不知道哪一天就用它自杀，或杀死老婆、邻居。”
“还有个家伙用弓箭。”
“什么都一样。但谁会告诉他不要买枪呢？”
他拍拍肚子上插了一把左轮手枪的武装带。
“我必须带这个，”他说“这是规定。但我告诉你，我不会不带枪就到处走动的，我会觉得像没穿衣服。”
“我过去也跟你一样。你慢慢会习惯的。”
“你什么武器都不带？”
“对。”
“一点都不害怕？”
我走到吧台拿饮料，伏特加给他，姜汁汽水给自己。
我端着饮料回座位后，德金把酒一饮而尽，然后就像漏气的轮胎一样叹气。他拢起双手，点燃一根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又像急于摆脱它似的喷了出去。
“这个该死的城市，”他说。它无可救药，他说，然后开始告诉我到底有多无可救药。他历数整个司法系统的变化，从警察到法庭再到监狱，说它们如何一无是处，如何日渐衰退。你无法逮捕犯人，无法给他定罪，最后也无法把那个狗娘养的关在牢里。
“监狱满员了，”他说“所以法官不愿判刑太久，假释部门又提前放人。地区检察官拿减刑作为交换条件让犯人认罪，然后辩护律师又把这些罪行辩成无罪。因为法庭日程表排得过满，而法律又小心翼翼地保护被告权益，就连你拿犯案者的照片让人辨认都会被反咬一口，因为你没得到他的许可便使用了他的照片，侵犯了他的公民权。与此同时，警察也日渐减少。警界比十二年前少了一万人。街上少了一万名警察！”
“我知道。”
“贼多了一倍，警力少了三分之一，你还会奇怪上街为什么这么不安全吗。你知道吗？这个城市崩溃了。没钱付给警察，没钱让地铁继续运营，没钱做任何事。整个国家正在漏钱，钱都落在那些该死的阿拉伯人手里。那些可恶的家伙用石油换走了卡迪拉克，我们这个国家全毁了。”他站了起来“轮到我买了。”
“不，我来买。我可以报帐。”
“对了，你有了一个客户。”
他坐下来。我端着同样的饮料回来，他问：“你到底喝的什么东西？”
“姜汁汽水。”
“啊，我看也像。怎么不来点真的？”
“最近我在戒酒。”
“哦，真的？”
听到这句话，他的灰眼睛盯着我。他拿起杯子，喝掉了一半，砰地一声把杯子放回到破旧的木桌上。
“你的主意不错，”他说，我以为他指的是姜汁汽水，哪知他的话题已转“辞职。退出。你知道我想怎样？我只想再干六年。”
“然后就干满二十年了？”
“然后就满二十年了，”他说“我就能拿到养老金了，然后我就他妈的一走了之。离开这个工作，离开这座该死的城市。佛罗里达，得克萨斯，新墨西哥，找个温暖、干燥、清洁的地方。噢，佛罗里达不行，我听说那儿到处是该死的古巴人，那儿的犯罪率跟这儿不相上下。再说那儿又是毒品转运站。还有那些疯狂的哥伦比亚人。你知道他们吧？”
我想起了罗亚尔沃尔登。
“我认识的一个家伙说他们还好，”我说“他说你不骗他们就行。”
“你肯定不敢骗他们。你看到长岛那两个女孩的新闻了吗？应该是六个月、或八个月之前的事了。姐妹俩，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四岁，人们在一家废弃加油站的储藏室里发现了她们，双手反绑，头部各中两枪，用的是小口径手枪，我想是点二二口径的，但谁在乎呢？”
他把余下的酒喝光：“嗯，案子很离奇。没有强暴，什么都没有。像是私刑，但谁会处决两个十来岁的姐妹呢？嗯，结果案子不查自明，因为一个星期之后，有人闯进她们家杀死她俩的妈妈。我们在厨房发现她，晚餐还在炉子上呢。知道吗，这一家是哥伦比亚人，父亲从事毒品买卖，那是当地除走私翡翠以外最主要的营生了——”
“我还以为他们种了很多咖啡呢。”
“那也许只是幌子而已。我说到哪儿了？关键是，一个月之后，那个父亲死在哥伦比亚的首都。他骗了某人后逃之夭夭，最后他们在哥伦比亚逮到他，但他们先杀了他的老婆孩子。瞧，哥伦比亚人，他们另有一套规则。你耍他们，他们杀的不只是你。他们灭你满门。孩子，无论几岁，都难逃一死。就连你养的小猫、小狗，热带鱼也不放过。”
“上帝。”
“黑手党一向顾及家人。杀掉你时，他们甚至精心安排以确保不让你的家人看到惨状。现在，我们的这些罪犯专杀全家。不错吧？”
“上帝呀。”
他双手撑着桌子站了起来。
“这一轮我付钱，”他宣布“我不用皮条客的钱给我买酒。”
回来后，他说：“他是你的客户，对吧？钱斯？”
我没答话，他说：“嗯，妈的，你昨晚见了他。他想要见你，而你现在有了一个客户，你不想说出他的名字。二加二等于四，对不对？”
“我不能告诉你怎么去加。”
“假设我是对的，他就是你的客户。这只是为了便于讨论。你也不算透露内情。”
“好吧。”
他探着身子。—棒槌学堂e书小组—
“他杀了她，”他说“那他为什么还要雇你调查呢？”
“也许他没杀她。”
“噢，肯定是他干的。”
他摆摆手，挥掉了钱斯无辜的可能性。
“她说她要离开他，他说可以，第二天她就死了。算了吧，马修。那是确定无疑的。”
“那我们回到你的问题上来。他为什么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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