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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他们之间的谈话多起来了——他们的下床几乎在同时交了女朋友了。
下床有了女朋友，可喜可贺。当然了，不关他们的事。可是，两个下床却做出了一项惊人的举动，几乎就在同时，他们把女朋友留下来过夜了。他们扯来了几块布，再用图钉把几块布摁在了床框上，这一来三面都挡严实了，隔出了一个封闭的、私有的空间。天地良心，在那个封闭的空间里头，他们绝对是自律的、克制的，通宵都没有发出不确当的声音。真是难为他们了。然而，当事人忽略了，无论他们怎样努力，他们所能克制的只是声音，他们不可能克制身体的基本运动。他们在动，床也在动。这一动上铺也就跟着动，比下床的幅度还要大。沙复明躺在上铺，张宗琪也躺在上铺，他们的身体凭空出现了一种节奏。这节奏无声，均衡，无所事事却又干系重大，足以要人的命。他们只能躺着，若无其事，却欲火焚身。
沙复明和张宗琪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他们在私下里开骂了，也骂娘，也抱怨。同病相怜了。他们没病，他们就是硬邦邦地同病柑冷了。这个罪不是谁都可以忍受的。别人不了解，他们了解。他们感同身受。他们的痛苦是相同的，怨恨是相同的，煎熬是相同的，郁闷是相同的，自我解嘲也是相同的。他们只能相互安慰。他们很快找到了相同的理想，能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多好啊！怎么才能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呢？答案只有一个，唯一的一个，做老板。
沙复明和张宗琪绝对算得上患难之交了。一起从“火海”里熬出来，不是出生入死又是什么？不夸张的。他们对“打工”恨死了，换句话说，他们想做“老板”想死了。因为有了这样共同的和热切的愿望，两个人决计把资金合起来，提前加入到老板的行列。沙复明说：“你一半我一半，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沙宗琪’推拿中心。”上海的门面太贵，那又怎么样？回南京去！——哪里的生意不是生意。
沙复明当机立断，他把张宗琪带到了南京。为什么要说沙复明把张宗琪“带”到南京呢？原因很简单，南京是沙复明的半个老家，是他的大本营。张宗琪却和南京没有任何关系，他的老家在中原的一个小镇上。总不能把“推拿中心”开到偏僻的小镇上去吧。
“沙宗琪推拿中心”的建立是一个标志，这标志不是沙复明和张宗琪由打工仔变成了老板，不是。这标志是沙复明和张宗琪由两个毫不相干的打工仔变成了患难兄弟。他们的友谊建立起来了，到了巅峰。其实，从骨子里说，沙复明和张宗琪都是不甘心的。沙复明原先的理想是开一家“沙复明推拿中心”张宗琪呢？一样，他的心思是“张宗琪推拿中心”但是，既然是患难之交，生死之交“沙复明”和“张宗琪”哪里有“沙宗琪”好？沙复明就是沙复明，有沙复明的父母。张宗琪就是张宗琪，也有张宗琪的父母。“沙宗琪”就不一样了“沙宗琪”没有父母，沙复明就是“沙宗琪”的父亲，张宗琪也是“沙宗琪”的父亲。他们不只是当上了老板，他们还是一个人了。他们是进取的，勤勉的，他们更是礼让的，尽一切可能来维护他们的友谊。他们为自己的友谊感动，也为自己的胸怀感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当以同怀、同胞视之。
严格地说，沙复明和张宗琪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矛盾。当然，这句话也是不对的。一起做老板，矛盾是有的。小小的，鸡毛蒜皮的——那又能算是什么矛盾呢。为了友谊，弟兄两个一起恪守着同一个原则，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不要说。一说就小气了，谁说谁小气。兄弟嘛，双方都让一让，一让就过去了。要说没有矛盾，怎么可能呢？毕竟是两个人，毕竟是一个企业，毕竟要面对同一个集体。再有矛盾，只要双方都不说，双方都显得很大气，不计较。这样多好。
嘴上不说，心里头当然有不痛快。沙复明的不痛快是张宗琪从来不管事，得罪人的事他从来不做，钱还比沙复明挣得多。过于精明了。张宗琪的不痛快正好相反，他到底也是掏了八万块钱的人，也是老板，忙过来忙过去，推拿中心似乎是沙复明一个人的了，一天到晚就看见他一个人吆三喝四。沙老兄太过虚荣。
沙复明虚荣。他特别看重老板的身份，其实也看重钱；张宗琪看重钱，骨子里也看重老板的身份。因为合股的缘故，他们其实只是得到了一半，总有那么一点不满足。日子真是一个经不起过的东西，它日复一日，再日复一日，又日复一日。积怨到底来了。“怨”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积”怨。积怨是翅膀。翅膀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张开来，朝着黑咕隆咚的方向振翅飞翔。
不过，友谊到底重要。两个老板私底下再怨，到了面对面的时候，都尽力做出不在乎的样子。没事。这是一种努力。是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也是无用的、可笑的努力。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最坏最坏的一样东西就是努力。努力是毒药。它是慢性的毒药。每一天都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怕就怕有什么意外。在意外来临的时候，慢性的毒药一定会得到发作的机会。强烈的敌意不仅能吓别人一跳，同样能吓自己一跳。当初要是多吵几次嘴就好了。
但这些还不是最致命的。重要的是，作为老板，两个人都是盲人。可是，既然是推拿中心的老板，他们的关系里头就不仅仅是盲人，还有和健全人的日常交往。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盲人自有盲人的一套。他们的那一套是独特的，行之有效的。健全人一掺和进来，麻烦了。说到底盲人总是弱势，他们对自己的那一套在骨子里并没有自信，只要和健全人相处在一起，他们会本能地放弃自己的那一套，本能地用健全人的“另一套”来替代自己的“那一套”道理很简单，他们看不见“真相”以及“事实”不在他们的这一边。他们必须借助于“眼睛”来判断，来行事。最终，不知不觉地，盲人把自己的人际纳入到健全人的范畴里去了。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自己的判断其实是别人的判断。但他们疑惑。一疑惑他们就必须同时面对两个世界。这一来要了命。怎么办呢？他们有办法。他们十分自尊、十分果断地把自己的内心撕成了两块：一半将信，另一半将疑。
沙复明和张宗琪在处理推拿中心的事务中正是采取了这样一种科学的态度，一半将信，一半将疑。严格地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区别于健全人世界的盲人世界。盲人的世界里始终闪烁着健全人浩瀚的目光。这目光锐利，坚硬，无所不在，诡异而又妖魅。当盲人们浩浩荡荡地扑向健全人的社会的时候，他们脚下永远有两块石头，一块是自己的“心眼”一块是别人的“眼睛”他们只能摸着石头，步履维艰。
说到底，沙复明是可信的，张宗琪也是可信的。唯一可疑的只能是“沙宗琪”
沙复明从茶馆里回到宿舍已经深夜两点多钟了。他后回来的。他们是一起出去的，却没有一起回来。对于没有入睡的员工们来说，这一前一后的脚步声是个问题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张宗琪已经上网了。他的键盘被拍得噼噼啪啪，很响。说起上网，张宗琪其实是有点过分的，有时候上到凌晨的三点多钟。盲人的电脑毕竟不同，他们的电脑拥有一套特殊的软件系统，说白了，就是把所有的信息转换成声音。这一来盲人的电脑就不再是电脑，还是音响。你张宗琪一直把音响开着，对其他的员工终究是一个骚扰。碍着脸面，不好说罢了。
沙复明一到家就进了卫生间。马桶上却传过来一声咳嗽，是王大夫。王大夫咳嗽过了，却再不出声，微微地在哈气。听上去鬼祟了。不会是爬杆(手淫)了吧？沙复明想离开，但掉头就走似乎也有些不合适。不会的吧。沙复明侧过脸，小声问：“老王，怎么了？”王大夫说：“没事。”口气不像。沙复明就站在那里等。等了一会儿，沙复明又问：“你到底怎么了？”王大夫说：“没事。”沙复明说：“没事你在弄什么？”王大夫说：“快好了。我有数。没事。”这一来沙复明就不能不狐疑了，他在捣鼓什么呢？沙复明拧起眉头，说：“什么快好了？”
王大夫笑笑，说：“没事。”
终于有一天，他们之间的谈话多起来了——他们的下床几乎在同时交了女朋友了。
下床有了女朋友，可喜可贺。当然了，不关他们的事。可是，两个下床却做出了一项惊人的举动，几乎就在同时，他们把女朋友留下来过夜了。他们扯来了几块布，再用图钉把几块布摁在了床框上，这一来三面都挡严实了，隔出了一个封闭的、私有的空间。天地良心，在那个封闭的空间里头，他们绝对是自律的、克制的，通宵都没有发出不确当的声音。真是难为他们了。然而，当事人忽略了，无论他们怎样努力，他们所能克制的只是声音，他们不可能克制身体的基本运动。他们在动，床也在动。这一动上铺也就跟着动，比下床的幅度还要大。沙复明躺在上铺，张宗琪也躺在上铺，他们的身体凭空出现了一种节奏。这节奏无声，均衡，无所事事却又干系重大，足以要人的命。他们只能躺着，若无其事，却欲火焚身。
沙复明和张宗琪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他们在私下里开骂了，也骂娘，也抱怨。同病相怜了。他们没病，他们就是硬邦邦地同病柑冷了。这个罪不是谁都可以忍受的。别人不了解，他们了解。他们感同身受。他们的痛苦是相同的，怨恨是相同的，煎熬是相同的，郁闷是相同的，自我解嘲也是相同的。他们只能相互安慰。他们很快找到了相同的理想，能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多好啊！怎么才能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呢？答案只有一个，唯一的一个，做老板。
沙复明和张宗琪绝对算得上患难之交了。一起从“火海”里熬出来，不是出生入死又是什么？不夸张的。他们对“打工”恨死了，换句话说，他们想做“老板”想死了。因为有了这样共同的和热切的愿望，两个人决计把资金合起来，提前加入到老板的行列。沙复明说：“你一半我一半，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沙宗琪’推拿中心。”上海的门面太贵，那又怎么样？回南京去！——哪里的生意不是生意。
沙复明当机立断，他把张宗琪带到了南京。为什么要说沙复明把张宗琪“带”到南京呢？原因很简单，南京是沙复明的半个老家，是他的大本营。张宗琪却和南京没有任何关系，他的老家在中原的一个小镇上。总不能把“推拿中心”开到偏僻的小镇上去吧。
“沙宗琪推拿中心”的建立是一个标志，这标志不是沙复明和张宗琪由打工仔变成了老板，不是。这标志是沙复明和张宗琪由两个毫不相干的打工仔变成了患难兄弟。他们的友谊建立起来了，到了巅峰。其实，从骨子里说，沙复明和张宗琪都是不甘心的。沙复明原先的理想是开一家“沙复明推拿中心”张宗琪呢？一样，他的心思是“张宗琪推拿中心”但是，既然是患难之交，生死之交“沙复明”和“张宗琪”哪里有“沙宗琪”好？沙复明就是沙复明，有沙复明的父母。张宗琪就是张宗琪，也有张宗琪的父母。“沙宗琪”就不一样了“沙宗琪”没有父母，沙复明就是“沙宗琪”的父亲，张宗琪也是“沙宗琪”的父亲。他们不只是当上了老板，他们还是一个人了。他们是进取的，勤勉的，他们更是礼让的，尽一切可能来维护他们的友谊。他们为自己的友谊感动，也为自己的胸怀感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当以同怀、同胞视之。
严格地说，沙复明和张宗琪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矛盾。当然，这句话也是不对的。一起做老板，矛盾是有的。小小的，鸡毛蒜皮的——那又能算是什么矛盾呢。为了友谊，弟兄两个一起恪守着同一个原则，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不要说。一说就小气了，谁说谁小气。兄弟嘛，双方都让一让，一让就过去了。要说没有矛盾，怎么可能呢？毕竟是两个人，毕竟是一个企业，毕竟要面对同一个集体。再有矛盾，只要双方都不说，双方都显得很大气，不计较。这样多好。
嘴上不说，心里头当然有不痛快。沙复明的不痛快是张宗琪从来不管事，得罪人的事他从来不做，钱还比沙复明挣得多。过于精明了。张宗琪的不痛快正好相反，他到底也是掏了八万块钱的人，也是老板，忙过来忙过去，推拿中心似乎是沙复明一个人的了，一天到晚就看见他一个人吆三喝四。沙老兄太过虚荣。
沙复明虚荣。他特别看重老板的身份，其实也看重钱；张宗琪看重钱，骨子里也看重老板的身份。因为合股的缘故，他们其实只是得到了一半，总有那么一点不满足。日子真是一个经不起过的东西，它日复一日，再日复一日，又日复一日。积怨到底来了。“怨”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积”怨。积怨是翅膀。翅膀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张开来，朝着黑咕隆咚的方向振翅飞翔。
不过，友谊到底重要。两个老板私底下再怨，到了面对面的时候，都尽力做出不在乎的样子。没事。这是一种努力。是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也是无用的、可笑的努力。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最坏最坏的一样东西就是努力。努力是毒药。它是慢性的毒药。每一天都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怕就怕有什么意外。在意外来临的时候，慢性的毒药一定会得到发作的机会。强烈的敌意不仅能吓别人一跳，同样能吓自己一跳。当初要是多吵几次嘴就好了。
但这些还不是最致命的。重要的是，作为老板，两个人都是盲人。可是，既然是推拿中心的老板，他们的关系里头就不仅仅是盲人，还有和健全人的日常交往。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盲人自有盲人的一套。他们的那一套是独特的，行之有效的。健全人一掺和进来，麻烦了。说到底盲人总是弱势，他们对自己的那一套在骨子里并没有自信，只要和健全人相处在一起，他们会本能地放弃自己的那一套，本能地用健全人的“另一套”来替代自己的“那一套”道理很简单，他们看不见“真相”以及“事实”不在他们的这一边。他们必须借助于“眼睛”来判断，来行事。最终，不知不觉地，盲人把自己的人际纳入到健全人的范畴里去了。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自己的判断其实是别人的判断。但他们疑惑。一疑惑他们就必须同时面对两个世界。这一来要了命。怎么办呢？他们有办法。他们十分自尊、十分果断地把自己的内心撕成了两块：一半将信，另一半将疑。
沙复明和张宗琪在处理推拿中心的事务中正是采取了这样一种科学的态度，一半将信，一半将疑。严格地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区别于健全人世界的盲人世界。盲人的世界里始终闪烁着健全人浩瀚的目光。这目光锐利，坚硬，无所不在，诡异而又妖魅。当盲人们浩浩荡荡地扑向健全人的社会的时候，他们脚下永远有两块石头，一块是自己的“心眼”一块是别人的“眼睛”他们只能摸着石头，步履维艰。
说到底，沙复明是可信的，张宗琪也是可信的。唯一可疑的只能是“沙宗琪”
沙复明从茶馆里回到宿舍已经深夜两点多钟了。他后回来的。他们是一起出去的，却没有一起回来。对于没有入睡的员工们来说，这一前一后的脚步声是个问题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张宗琪已经上网了。他的键盘被拍得噼噼啪啪，很响。说起上网，张宗琪其实是有点过分的，有时候上到凌晨的三点多钟。盲人的电脑毕竟不同，他们的电脑拥有一套特殊的软件系统，说白了，就是把所有的信息转换成声音。这一来盲人的电脑就不再是电脑，还是音响。你张宗琪一直把音响开着，对其他的员工终究是一个骚扰。碍着脸面，不好说罢了。
沙复明一到家就进了卫生间。马桶上却传过来一声咳嗽，是王大夫。王大夫咳嗽过了，却再不出声，微微地在哈气。听上去鬼祟了。不会是爬杆(手淫)了吧？沙复明想离开，但掉头就走似乎也有些不合适。不会的吧。沙复明侧过脸，小声问：“老王，怎么了？”王大夫说：“没事。”口气不像。沙复明就站在那里等。等了一会儿，沙复明又问：“你到底怎么了？”王大夫说：“没事。”沙复明说：“没事你在弄什么？”王大夫说：“快好了。我有数。没事。”这一来沙复明就不能不狐疑了，他在捣鼓什么呢？沙复明拧起眉头，说：“什么快好了？”
王大夫笑笑，说：“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