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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铁红，是铁山的女儿，伊利亚是我的母亲，后来她改名叫陈莉雅。1950年的那一天，按公历是1950的1月1日，按旧历则还是1949年11月，我出生在从安徽往上海的行军途中。我的母亲骑在马上，我就从她的两腿间滚了下来，所以，我是在马背上出生的人。
父亲看着马背上鲜红的血，说，就叫铁红吧，革命要流血，共产主义的前景也是红色的，红比黑好，比白好，红让人兴奋。
我的父母就抱着我参加了土改，这场发生在江苏接近上海的农村土地改革，使我母亲的信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自从和我父亲结婚后，母亲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父亲的事业中。她先是参加了父亲所在的抗日队伍，经历了重夺滇缅公路的战役，她把对纳粹的仇恨都发泄到了日本人头上。随后她支持丈夫投身共产党，因为这是丈夫的理想，是他所有“主义”的总结以及惟一可能实践的地方。对于母亲来说，她的信仰已经转化成一种马上可以实施的行为，而不再是阿尔伯特那种对迟迟不来的弥赛亚的盼望。所以，她非常支持丈夫投奔共产党。
1945年抗战胜利后，铁山开始为这个计划作准备，他调到了北平，任装甲团团长。1945年的一个冬夜，铁山率领他的装甲团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东北，成为抗战后第一支起义的国民党队伍。铁山的起义行为日后在性质认定中引起争议，因为其性质不像是一次起义，后来发生的起义事件大半都是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情形下发生，而铁山面临的不是这种情形，他没有受到威胁，没有处境危机，甚至可以说前途一片大好，他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起义呢？惟一的解释是，铁山可能早就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但资料显示，中共并没有所谓铁山这个地下党员，解放后铁山也没有被当作地下党的功臣对待，他的党龄也没有从1945年之前算起，反而是从他起义不久后算起，因为履历上很清楚地写着，他的入党日期是1945年12月3日，就是他率部起义后的一个月。
由此可见，只有一种解释是说得通的:铁山在起义前早就是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这才是事实的真相。他比那些从闽西农村为了吃饱饭而参加红军的将领们更明白什么叫共产主义，也更真诚地投入他的事业，因为这是他的“主义”铁山不是为了吃饱饭才参加共产党的，如果仅为这个，他就不会离开他的富裕家庭。所以，他起义后很快得到上级信任，仅几年时间就升任师政委，成为当时渡江部队的重要指挥官。
在渡江前的一年中，部队驻扎在安徽，铁山所在部在屯溪附近的农村开展了土改。
我见过母亲的一张照片，她穿着部队的军装，戴着军帽，颇有些英姿飒爽的味道。可是在这张照片的背后，却隐藏着父母第一次婚姻危机的征兆。
铁山自从参加了共产党，我是说在他正式加入共产党之后，他的热情高涨，到了无法自制的程度。在他看来，他过去在书上看到的某种前景马上就要实现，他认为从时间上看也就是几年的样子，这使铁山狂喜。他竟然认为，一旦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就会马上实现社会主义，再过几年，共产主义就来临了。铁山被内心的喜悦念头缠绕，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他一天工作达十六至十八小时，除了吃饭，他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但他仍然精神焕发，这只能理解为信念使然。铁山对吃饭的要求降到最低的程度，只要一把炒米就可以对付，这是他在汽车队留下的习惯。
伊利亚开始不习惯这种生活，倒不是说她贪图安逸，事实上她已经跟着铁山吃了不少苦。她也答应铁山在革命胜利前不生孩子，问题在于铁山的生活实在太过简单，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为了革命理想他可以牺牲一切。工作忙的时候，他竟然长达几个月无视她这个妻子的存在，不和她同房，也不过问她的生活，一切交给勤务兵处理，有时二十多天伊利亚也见不到铁山的面。
有一次伊利亚吃错了东西，发起高烧，腹泻很厉害，铁山说没事没事，也没送医院，只叫卫生员喂了几粒药，自己就下乡了。结果因为延误治疗，伊利亚几乎到了生命垂危的程度。当时铁山正在农村进行土改的前期工作，他听到伊利亚病情加重的消息，并没有马上回到驻地，而是继续把工作做完，连同行的副师长都劝他回去一趟，他说，没事，她会理解我的，她知道这里的工作比她更重要。
铁山回到驻地医院时，伊利亚刚从死神的怀抱中回来。她急切地想见到丈夫，可是铁山回来后竟然没有先到伊利亚床前，而是在师部开了一个会，会议结束后才到医院。
伊利亚感到了愤怒。是的，可以说她第一次在心中涌起了对丈夫的愤怒。铁山坐在床前，也感到了妻子的愤怒在眼睛里闪动。他轻轻地握起她的手，说，我工作忙，你是知道的，可是伊利亚，你也知道和这个工作相比，你、我都不重要，不是我不关心你，我也不应该关心我自己。
如果这一回我死了你怎么办？伊利亚问。
铁山没有马上回答，他在考虑应该如何回答，因为这的确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他的字典里，人死后没有灵魂，所以人死了就死了，什么也不留下，就像一股轻烟一样消失了。那么，如果伊利亚死了，就再也无法和她见面了，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想起来很不愉快的事。
不，你不会死的。铁山说。
如果我死了呢？伊利亚坚持不懈地问。
你不会死，因为革命还没有成功，不会让你现在死的。铁山说。
伊利亚追问:是谁不会让我现在死？谁？
我相信母亲可能就是在这一刻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就是在她传统中的有神论信仰。在父亲口中出现的那个“不让她现在死”的到底是谁？可能父亲是无意间说出口的，但在母亲听来却好像突然唤起了她的遥远记忆。
谁不让我死？这个问题和“死后有什么”是一样的。当伊利亚在抢救过程中，似乎叩响了死亡之门时，她好像突然看到了灵魂，那个死后的东西，正像一团烟一样上升。
铁山没有马上回答伊利亚的话，他憋了半天，突然说:是我，是我呀，我不让你死。
他很聪明很巧妙回答了伊利亚的问题，也回避了她的真实询问。
伊利亚不再说话，她理解铁山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不想离开她。伊利亚感动了，她重新在铁山身上找回了爱情的希望，她原谅了丈夫。
伊利亚开始慢慢习惯铁山对她的冷落，她把它理解为工作的一部分。虽然她有时还会想起，当他们刚认识的时候，铁山是如何关心她；在她发疟疾的时候，他一个人开车跑长途为她找奎宁；当她身陷土匪危机时，铁山不惜动用军队，并且只身深入匪窟，差点儿送命。伊利亚不明白为什么事隔几年，他会变成这样一个人。
多年后母亲对我回忆这些往事时，仍然不认为这是一个男人因为厌烦妻子而冷淡她，铁山不是这样的人，他充满热情。他对农民的热爱是有目共睹的，每次从农村回来，铁山都要讲起当地农民的苦楚，他在讲述他们的遭遇时，眼睛里闪着泪光。有一回，他回到家后，连和妻子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就把自己家里的衣服，自己的连同伊利亚的，都拿出来往车上搬。后来才知道，他这是要把自己家里的东西送给农民。
几年来，伊利亚一直为自己能找到这样富有爱心的丈夫而自豪。她觉得铁山比阿尔伯特高尚一百倍，阿尔伯特成天只想赚钱，而铁山成天只想帮助别人。可是铁山把家里她最爱的那条她父母死前留给她的围巾也拿走了，伊利亚开始难过了。
她和铁山吵了一架。尽管伊利亚强调这是父母的遗物... -->>
我叫铁红，是铁山的女儿，伊利亚是我的母亲，后来她改名叫陈莉雅。1950年的那一天，按公历是1950的1月1日，按旧历则还是1949年11月，我出生在从安徽往上海的行军途中。我的母亲骑在马上，我就从她的两腿间滚了下来，所以，我是在马背上出生的人。
父亲看着马背上鲜红的血，说，就叫铁红吧，革命要流血，共产主义的前景也是红色的，红比黑好，比白好，红让人兴奋。
我的父母就抱着我参加了土改，这场发生在江苏接近上海的农村土地改革，使我母亲的信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自从和我父亲结婚后，母亲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父亲的事业中。她先是参加了父亲所在的抗日队伍，经历了重夺滇缅公路的战役，她把对纳粹的仇恨都发泄到了日本人头上。随后她支持丈夫投身共产党，因为这是丈夫的理想，是他所有“主义”的总结以及惟一可能实践的地方。对于母亲来说，她的信仰已经转化成一种马上可以实施的行为，而不再是阿尔伯特那种对迟迟不来的弥赛亚的盼望。所以，她非常支持丈夫投奔共产党。
1945年抗战胜利后，铁山开始为这个计划作准备，他调到了北平，任装甲团团长。1945年的一个冬夜，铁山率领他的装甲团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东北，成为抗战后第一支起义的国民党队伍。铁山的起义行为日后在性质认定中引起争议，因为其性质不像是一次起义，后来发生的起义事件大半都是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情形下发生，而铁山面临的不是这种情形，他没有受到威胁，没有处境危机，甚至可以说前途一片大好，他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起义呢？惟一的解释是，铁山可能早就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但资料显示，中共并没有所谓铁山这个地下党员，解放后铁山也没有被当作地下党的功臣对待，他的党龄也没有从1945年之前算起，反而是从他起义不久后算起，因为履历上很清楚地写着，他的入党日期是1945年12月3日，就是他率部起义后的一个月。
由此可见，只有一种解释是说得通的:铁山在起义前早就是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这才是事实的真相。他比那些从闽西农村为了吃饱饭而参加红军的将领们更明白什么叫共产主义，也更真诚地投入他的事业，因为这是他的“主义”铁山不是为了吃饱饭才参加共产党的，如果仅为这个，他就不会离开他的富裕家庭。所以，他起义后很快得到上级信任，仅几年时间就升任师政委，成为当时渡江部队的重要指挥官。
在渡江前的一年中，部队驻扎在安徽，铁山所在部在屯溪附近的农村开展了土改。
我见过母亲的一张照片，她穿着部队的军装，戴着军帽，颇有些英姿飒爽的味道。可是在这张照片的背后，却隐藏着父母第一次婚姻危机的征兆。
铁山自从参加了共产党，我是说在他正式加入共产党之后，他的热情高涨，到了无法自制的程度。在他看来，他过去在书上看到的某种前景马上就要实现，他认为从时间上看也就是几年的样子，这使铁山狂喜。他竟然认为，一旦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就会马上实现社会主义，再过几年，共产主义就来临了。铁山被内心的喜悦念头缠绕，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他一天工作达十六至十八小时，除了吃饭，他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但他仍然精神焕发，这只能理解为信念使然。铁山对吃饭的要求降到最低的程度，只要一把炒米就可以对付，这是他在汽车队留下的习惯。
伊利亚开始不习惯这种生活，倒不是说她贪图安逸，事实上她已经跟着铁山吃了不少苦。她也答应铁山在革命胜利前不生孩子，问题在于铁山的生活实在太过简单，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为了革命理想他可以牺牲一切。工作忙的时候，他竟然长达几个月无视她这个妻子的存在，不和她同房，也不过问她的生活，一切交给勤务兵处理，有时二十多天伊利亚也见不到铁山的面。
有一次伊利亚吃错了东西，发起高烧，腹泻很厉害，铁山说没事没事，也没送医院，只叫卫生员喂了几粒药，自己就下乡了。结果因为延误治疗，伊利亚几乎到了生命垂危的程度。当时铁山正在农村进行土改的前期工作，他听到伊利亚病情加重的消息，并没有马上回到驻地，而是继续把工作做完，连同行的副师长都劝他回去一趟，他说，没事，她会理解我的，她知道这里的工作比她更重要。
铁山回到驻地医院时，伊利亚刚从死神的怀抱中回来。她急切地想见到丈夫，可是铁山回来后竟然没有先到伊利亚床前，而是在师部开了一个会，会议结束后才到医院。
伊利亚感到了愤怒。是的，可以说她第一次在心中涌起了对丈夫的愤怒。铁山坐在床前，也感到了妻子的愤怒在眼睛里闪动。他轻轻地握起她的手，说，我工作忙，你是知道的，可是伊利亚，你也知道和这个工作相比，你、我都不重要，不是我不关心你，我也不应该关心我自己。
如果这一回我死了你怎么办？伊利亚问。
铁山没有马上回答，他在考虑应该如何回答，因为这的确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他的字典里，人死后没有灵魂，所以人死了就死了，什么也不留下，就像一股轻烟一样消失了。那么，如果伊利亚死了，就再也无法和她见面了，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想起来很不愉快的事。
不，你不会死的。铁山说。
如果我死了呢？伊利亚坚持不懈地问。
你不会死，因为革命还没有成功，不会让你现在死的。铁山说。
伊利亚追问:是谁不会让我现在死？谁？
我相信母亲可能就是在这一刻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就是在她传统中的有神论信仰。在父亲口中出现的那个“不让她现在死”的到底是谁？可能父亲是无意间说出口的，但在母亲听来却好像突然唤起了她的遥远记忆。
谁不让我死？这个问题和“死后有什么”是一样的。当伊利亚在抢救过程中，似乎叩响了死亡之门时，她好像突然看到了灵魂，那个死后的东西，正像一团烟一样上升。
铁山没有马上回答伊利亚的话，他憋了半天，突然说:是我，是我呀，我不让你死。
他很聪明很巧妙回答了伊利亚的问题，也回避了她的真实询问。
伊利亚不再说话，她理解铁山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不想离开她。伊利亚感动了，她重新在铁山身上找回了爱情的希望，她原谅了丈夫。
伊利亚开始慢慢习惯铁山对她的冷落，她把它理解为工作的一部分。虽然她有时还会想起，当他们刚认识的时候，铁山是如何关心她；在她发疟疾的时候，他一个人开车跑长途为她找奎宁；当她身陷土匪危机时，铁山不惜动用军队，并且只身深入匪窟，差点儿送命。伊利亚不明白为什么事隔几年，他会变成这样一个人。
多年后母亲对我回忆这些往事时，仍然不认为这是一个男人因为厌烦妻子而冷淡她，铁山不是这样的人，他充满热情。他对农民的热爱是有目共睹的，每次从农村回来，铁山都要讲起当地农民的苦楚，他在讲述他们的遭遇时，眼睛里闪着泪光。有一回，他回到家后，连和妻子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就把自己家里的衣服，自己的连同伊利亚的，都拿出来往车上搬。后来才知道，他这是要把自己家里的东西送给农民。
几年来，伊利亚一直为自己能找到这样富有爱心的丈夫而自豪。她觉得铁山比阿尔伯特高尚一百倍，阿尔伯特成天只想赚钱，而铁山成天只想帮助别人。可是铁山把家里她最爱的那条她父母死前留给她的围巾也拿走了，伊利亚开始难过了。
她和铁山吵了一架。尽管伊利亚强调这是父母的遗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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