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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到了五荒六月,还要上坡挖蕨巴。老百姓编了顺口溜唱:队长用钱一句话,会计用钱拿笔划,保管用钱伸手抓,群众用钱说好话。你看嘛,叫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郑璇凝神听着严欣的话,惊讶地扬起两道眉毛:"这些事,我怎么没听说?"
"你没听说的事儿还多着哩!"
"严欣,你可不要听那些懒汉、二流子背后诬蔑人"
"绝对不会!"严欣有些激动起来:"这些事,都是明摆着的,仗着权势剥削人,怎会是诬蔑"
"严欣!"郑璇的脸色严肃起来,她厉声打断了严欣的话,说:"你怎么能讲这种话!社会主义制度下,哪里会有人剥削人的事?"
"沙坪寨就有!"
"快别说了。"郑璇的语调严厉而又庄重,她把锄头换了个肩,放低了嗓门说:"我今天才发现,你思想上有一种危险的东西。可千万不能让它发展啊!"
"不,不是我思想危险,是沙坪寨上有鬼!"严欣怒气冲冲地驳斥着郑璇的话,"你天天出工劳动,为什么看不见这些?"
"哟,好大的火气呀!"郑璇息事宁人地说:"严欣,你平平气吧,我要回家煮饭去了。"
说完,郑璇朝严欣淡淡一笑,挥了挥手,扛着锄头往沙坪寨上跑去。
严欣茫然地望着郑璇的背影消溶在寨口堰塘边的柳树阴影里,有些不知所措地木然站着。辩论的兴致刚刚上来,不料郑璇却轻松地走了。她还很幼稚,幼稚得有些可笑。这是严欣对郑璇得出的结论。他不由得苦笑着摇摇头,可摇头丝毫也没有把郑璇从他的意识中驱赶出去。相反,她那淡淡一笑的温静样儿,久久地留在他的脑子里。
严欣扛着锄头,慢慢地走向寨口。他穿的塑料凉鞋里,灌进了不少泥沙,脚底板上痒痒的,很难受。过堰塘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走到堰塘坎上,找到一块洁净的青石板,坐下来,了黑色的塑料鞋,把双脚浸在微温的堰塘水中。一动不动地坐着。
很奇怪,他虽然觉得疲乏,可脑子里却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兴奋。什么东西在挑逗着他,使得他的情绪在久久的忧郁中勃然兴奋起来呢。
他要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
除了借调到区知青办的郭仁秀,沙坪寨集体户还有好几个姑娘,不声不响的朱福玲,小白脸丁剑萍,精于算计的陈佩君,老指望自己有所出息的邵幽芬。严欣记得很清楚,出工的时候,这几个姑娘全扛着锄头上坡了。而为什么,看到他一个人被罗世庆惩罚,其他姑娘都不闻不问,自顾自回到集体户去了,唯独郑璇,偏偏来帮助他呢?
堰塘坎子上,五六棵粗壮的老柳树,条鱼似的叶子都长宽了。在入夜之后的轻风中,柳枝儿随着一阵阵低微的刷刷声,摇曳着、晃动着,把斑斑驳驳的月光,照在平如光镜的堰塘面上。有一条柳枝梢梢,拂到了严欣的脸上,撩得他的脸痒痒的,心热烘烘的。清澈的堰塘水,清晰地映出沙坪寨周遭的几座山峰,映出圆圆的月亮,映出明月旁边那一团一团白棉絮般堆叠的云彩。
二十一岁的严欣,正处在思想成熟与未成熟之间的十字路口。他喜欢纵谈人生的意义,喜欢思索社会上的各类现象,这一二年来,上山下乡的经历使得他对许多固有的概念产生了怀疑,从而动摇了他原先的信念。一时间,他又找不到努力的方向,看不到他将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因此,他的思想正处于低潮,情绪极端低落,感情冷漠,整天处在忧郁不悦之中,苦着个脸,要么几天不说一句话,要么开口就讲怪话、发牢骚,对任何事情都持怀疑态度。学生时代,他可是个热爱读书,喜欢思索,正直诚实,喜怒极易露于言表的人。
他的爸爸严勤,是个颇有名望的老学者,标准的书呆子。似乎从很小的时候起,严欣对爸爸就抱有成见,他觉得爸爸太死板、守旧,长着一颗花岗岩脑袋。比如说,人家的妈妈都有工作,都上班,可爸爸就不要妈妈上班,他要妈妈在家里照顾孩子,侍候他。因此,弄得严欣和姐姐严琳自小就不能上托儿所、幼儿园。说是让妈妈教育他们三个孩子嘛,他又要常来干涉妈妈的教育,逼着严欣每天早上非写完二十个大楷字才能吃早饭。要是不写完呢,非但没早饭吃,还要吃"麻栗子",第二天仍要加倍写。要是这时候正碰到爸爸在火头上,那就等于讨一顿打。妈妈打人的时候,手举得高,可打在身上并不痛。但爸爸打起人来,面目狰狞,一点也不像个知识渊博的老学者,倒像是电影上的地主、工头、资本家,常常痛得严欣睡不着觉。这样的人,在单位里挨批,是理所当然的事。文化大革命来了,爸爸被拖出去游街、批斗,红卫兵们用脚踢他,用铜头皮带抽他,在他脖子里挂上二十几斤重的黑牌子。爸爸原先的三百多块工资被扣剩了六十块,一家五口人,爸爸、妈妈、姐姐、严欣和妹妹,房租要月月交,自来水费不知为啥越来越高,家中是苦透了。妹妹严丽看到妈妈买回一棵花菜,欢天喜地地叫:"嗨,今天我家有花菜吃啰!"严琳红着眼把小妹妹抱在怀里,严欣却对爸爸、妈妈说:"看,这就是我家过去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造成的。每天吃点青菜萝卜,严丽就觉得苦了。解放前贫下中农吃糠咽菜,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压迫的"话没说完,爸爸一个耳光打过来,把严欣的牙齿血也打出来了。严欣永远也忘不了这一耳光。而且使严欣感到奇怪的是,七斗八斗,不仅没把爸爸斗躺下,相反,外国人到中国,还提出要见他。真是活见鬼!只是当时没让爸爸去见,可也不斗他了,光是叫他坐在"牛棚"里写交代。严欣最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上山下乡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那时候,正逢"九大"召开前夕,姚文元他们起草了一本新党章,拿下来要各界人士讨论,也是他们瞎了眼,把爸爸都叫去了。老"牛鬼"这下又神气了,他踌躇满志地换上了衣服,跑去开会了。到了会场上,他把"修改草案"从头到尾逐字逐句细细地读了一遍。讨论开始了,他头一个发言,说:"这本草案不好。头一句话讲到林彪当接班人,就不好。这不是一本民主的党章"话没讲完,全场哗然,马上,讨论会变成了批斗会,又把他隔离了。
作为一个儿子,有这样的父亲,怎不感到厌恶和愤恨呢!再笨的人,也不会到如此重大的会议上去胡言乱语啊!事情传开去,还有好些人不相信,说是编出来的,要揪编这类政治笑话的人,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由此可见,爸爸是多么反动,多么顽固,多么不识时务啊!为了这种种,严欣恨死了自己的爸爸,也因此而愈加敬重自己的叔叔严觉。
在严家上一辈,严勤是老大,严觉是小弟。大哥与小弟之间,还有三姐妹,严欣叫她们大娘娘、二娘娘、小娘娘。他叫严觉,前面从不冠个小字,尽管他是小叔叔,但严欣仍尊称他叔叔。叔叔是解放后崛起的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在报纸杂志上,时常有他的诗作发表,新华书店橱窗里,有叔叔装帧美观、勒口封面的诗集。严觉两个字,还用烫金的手书体印出来,醒目极了。稍稍爱好文学的小青年都知道他,还入迷地背诵他的诗。在严欣班级里,就有好几个同学能背叔叔的诗,有一回学校开联欢会,还有人朗诵叔叔的抒情诗呢。在少年严欣的心目中,叔叔就是一个闪烁光彩的人物;随着年龄逐渐长大,浪漫的色彩开始减弱,现实的成分开始增长,严欣对叔叔愈加敬重了,你看他,新诗一首接一首发表,事业上一帆风顺,不说挨批判,就是批评,叔叔也从没挨过。还在小学里,严欣就最喜欢叔叔写的这么一首小诗:
一路鲜花
一路垂柳
一路红旗迎风抖
山乡春
浓似酒
岭上挂翠
田里流油
锣鼓儿响在大路口
山歌儿
悠悠悠悠多么有节奏感!就是严欣到了人生的暮年,也还能背诵这首诗。严欣记得,叔叔这首小诗作于一九六年,他到现今严欣插队落户的这一带来游历的途中。在小诗的下面,不是写着"于巴佬公社招待所"嘛!严欣到沙坪寨来插队落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叔叔这首诗的影响。沙坪寨属于连坪大队,连坪大队属于巴佬公社,严欣是到叔叔当年热情赞颂过的山乡来战斗了。
文化大革命中,叔叔虽然也受到一点冲击,但他没被游街,也没被批斗,只不过被贴了几张大字报,后来就到干校去了。当然,像爸爸那样的傻事,他是不会干的。
插队落户啊,插队落户!你为什么这样严酷呢?严欣怀着满腔热情来到乡下,现实生活开始改变他的看法了。他看到了六十多岁的老农还要钻进煤洞挖煤炭,他看到了沙坪寨上的种种不平事。这里是有鲜花,也有垂柳,沙坪、高坪、中坪、牛场坪几个寨子,每个寨子也都有一面红旗,可田里流的不是油,油菜籽年年上交数都凑不齐,老百姓年年有愁粮的月头。沙坪寨上的马铁匠,他妻子也姓严,待严欣特别好,严欣常去他家玩。就在上个月,铁匠铺子的叮当声响不起来了,马铁匠家断了粮,天天吃洋芋坨坨糊肚皮,他挥不起大锤。马铁匠家七个娃娃,加上大人共九个人,一天要两升粮食才能填饱肚皮,可他没钱,买不起高至六七角一斤的米,只能吞吃洋芋,连吃了十一天,严欣亲眼看见,那天中午马铁匠咽不下洋芋了,跑到罗世庆家讨一罐茶水,就着茶水硬把洋芋吞下肚去。严欣看不过了,他把自己箩里的十几斤包谷,把妈妈给他寄来的四十斤全国粮票,偷偷塞给了马铁匠。马铁匠,四十六七岁的粗大汉子,一把抓住严欣,眼泪扑簌簌淌出来,落了一地。这眼泪落在地上,也流在严欣心里。他抬起头,看看坝墙上用石灰水刷得歪歪斜斜的一行大字标语:热烈祝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他的目光变得深邃了,思想变得复杂了!
最令严欣震惊的,就是黄文友和罗世庆为上海知青们组织的忆苦思甜会了。那天的主讲人是罗德光,就是六十多岁了还要钻进煤洞去的孤老汉。起先他讲的还有条理,说他在旧社会,没衣服穿,只得披麻布片;没鞋子穿,脚背上冻裂开几条大口子;给地主当长年帮工,时常吃不饱,还要挨打受骂,故而快四十了还没成家。解放后才讨到个婆娘,生了两个娃娃。讲着讲着,老汉就跑题了,他突然痛哭流涕地讲到饿饭那一年,他家没分到一颗粮食,婆娘饿死了,两个娃娃饿死了知识青年们都感到莫名其妙,解放前老汉没成家,咋个又饿死了人呢?严欣见老汉被罗世庆和黄文友连拉带哄地拖走了,忙问坐在身旁的马铁匠:"他说的饿饭那一年,是哪一年?"
马铁匠从嘴巴里拔出蓝花烟杆,吐了一泡口水,用只有严欣听得见的口气说:
"哪一年,六年呗!"
对严欣来说,这无疑是晴天霹雳!事后,他到马铁匠家去问,马铁匠才一五一十细细地给他摆:六年,刮浮夸风,说是一株包谷上可以结七八个大果果,谷子亩产六千斤、七千斤。到收获季节,把所有的粮食搜罗来上交,也凑不足那个数,于是就在仓底下堆谷草,表面倒上一层谷子来蒙哄人。这么一做,当干部的满意了,老百姓可遭了殃。坡上的毛栗子、红子檬给掏光了,蕨苔挖光了,平时掏来煮猪潲的野菜也铲了个净,到哪儿去找吃的呀!人忍耐得,肚皮忍耐不得。罗德光解放后讨的婆娘和两个娃娃,就是饿饭那年死的。他没有死,是因为天天夜里到坡上田土里去偷吃长得只有拳头那么大的萝卜,才侥幸活下来。马铁匠一家没遭殃,是他正好给修铁路的工程队借去打钢钎,工资虽然不高,饭还是管饱的。
啊,这就是"一路鲜花、一路垂柳,一路红旗迎风抖"的年头,这就是唱悠悠悠悠山歌的年头吗?叔叔啊叔叔,每个寨子都有人往外抬死尸,你没有看到,该听说吧;你没有听说,该有所感觉吧!人们饿着肚皮,哭都哭不出声,是谁在敲锣打鼓,是谁在唱山歌?
严欣像得了神经错乱的病。叔叔严觉的形象,一下从五彩云端里,跌落进了粪坑。原来,他这些年来一帆风顺,意得志满,就是靠写这样的诗得来的!而爸爸,顽固的带着花岗岩脑袋的爸爸,不就是因为说了实话,才挨批的吗?严欣记起来了,关于大跃进,关于大炼钢铁,爸爸和叔叔是有过争论的。后来事实证明,说大炼钢铁是瞎胡闹的爸爸受了批判;写了歌大炼钢铁诗歌的叔叔晋升了一级。当年,幼稚的严欣是完全站在叔叔这一边的。而今天,远离了上海的严欣,开始意识到,错的不是爸爸,而是叔叔。爸爸只是说了实话,才吃了亏,才挂上二十几斤重的牌子。严欣悔恨得直想哭啊!
面对着严峻的现实生活,严欣开始思索一系列的问题了。他开始变得深刻,变得孤僻,变忧郁,对一切都感到冷漠,不可信。
恰在对现实提出种种疑问的时候,郑璇像一块天外飞来的陨石般闯进了他的生活。和她仅仅单独接触了一个晚上,严欣就觉得她是多么单纯,多么幼稚,和复杂的人世比起来,她简直就是一颗晶莹透亮的水晶宝石。你看她,还在相信沙坪寨上是一片光明,没有丑恶现象,相信粗暴的生产队长确实在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相信过去严欣相信过的一切!
严欣只是觉得她幼稚,从未感到她可笑。相反,他还觉得郑璇的幼稚,恰好证明了她的纯洁。
一种从未有过的,在艰苦的插队落户岁月中时时冒起而硬被压抑下去的情感,开始在严欣的身上萌动着。他双脚浸在堰塘水里,瞅着浮上水面呼吸新鲜空气的鲤鱼嘴一闭一合,清澈的塘面上,微微地荡开圈圈涟漪。
"严欣,你还呆坐着干啥?快回去,集体户来客人啦!"
离堰塘不远的石井边,一挑铅皮水桶"扑通"扔到井里,井台上,严欣的好朋友,戴一副架子眼镜的"秀才"顾易,朝他喊着。
严欣应了一声,匆忙地洗了一下脚,跳起身来,随口问:
"谁来了?"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我们的'女革命家'来了,还要开会讨论问题呢!"顾易用揶揄的口吻说着,担起两桶水,摇摇晃晃走过来,和严欣一起,向沙坪寨上走去。
饭,到了五荒六月,还要上坡挖蕨巴。老百姓编了顺口溜唱:队长用钱一句话,会计用钱拿笔划,保管用钱伸手抓,群众用钱说好话。你看嘛,叫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郑璇凝神听着严欣的话,惊讶地扬起两道眉毛:"这些事,我怎么没听说?"
"你没听说的事儿还多着哩!"
"严欣,你可不要听那些懒汉、二流子背后诬蔑人"
"绝对不会!"严欣有些激动起来:"这些事,都是明摆着的,仗着权势剥削人,怎会是诬蔑"
"严欣!"郑璇的脸色严肃起来,她厉声打断了严欣的话,说:"你怎么能讲这种话!社会主义制度下,哪里会有人剥削人的事?"
"沙坪寨就有!"
"快别说了。"郑璇的语调严厉而又庄重,她把锄头换了个肩,放低了嗓门说:"我今天才发现,你思想上有一种危险的东西。可千万不能让它发展啊!"
"不,不是我思想危险,是沙坪寨上有鬼!"严欣怒气冲冲地驳斥着郑璇的话,"你天天出工劳动,为什么看不见这些?"
"哟,好大的火气呀!"郑璇息事宁人地说:"严欣,你平平气吧,我要回家煮饭去了。"
说完,郑璇朝严欣淡淡一笑,挥了挥手,扛着锄头往沙坪寨上跑去。
严欣茫然地望着郑璇的背影消溶在寨口堰塘边的柳树阴影里,有些不知所措地木然站着。辩论的兴致刚刚上来,不料郑璇却轻松地走了。她还很幼稚,幼稚得有些可笑。这是严欣对郑璇得出的结论。他不由得苦笑着摇摇头,可摇头丝毫也没有把郑璇从他的意识中驱赶出去。相反,她那淡淡一笑的温静样儿,久久地留在他的脑子里。
严欣扛着锄头,慢慢地走向寨口。他穿的塑料凉鞋里,灌进了不少泥沙,脚底板上痒痒的,很难受。过堰塘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走到堰塘坎上,找到一块洁净的青石板,坐下来,了黑色的塑料鞋,把双脚浸在微温的堰塘水中。一动不动地坐着。
很奇怪,他虽然觉得疲乏,可脑子里却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兴奋。什么东西在挑逗着他,使得他的情绪在久久的忧郁中勃然兴奋起来呢。
他要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
除了借调到区知青办的郭仁秀,沙坪寨集体户还有好几个姑娘,不声不响的朱福玲,小白脸丁剑萍,精于算计的陈佩君,老指望自己有所出息的邵幽芬。严欣记得很清楚,出工的时候,这几个姑娘全扛着锄头上坡了。而为什么,看到他一个人被罗世庆惩罚,其他姑娘都不闻不问,自顾自回到集体户去了,唯独郑璇,偏偏来帮助他呢?
堰塘坎子上,五六棵粗壮的老柳树,条鱼似的叶子都长宽了。在入夜之后的轻风中,柳枝儿随着一阵阵低微的刷刷声,摇曳着、晃动着,把斑斑驳驳的月光,照在平如光镜的堰塘面上。有一条柳枝梢梢,拂到了严欣的脸上,撩得他的脸痒痒的,心热烘烘的。清澈的堰塘水,清晰地映出沙坪寨周遭的几座山峰,映出圆圆的月亮,映出明月旁边那一团一团白棉絮般堆叠的云彩。
二十一岁的严欣,正处在思想成熟与未成熟之间的十字路口。他喜欢纵谈人生的意义,喜欢思索社会上的各类现象,这一二年来,上山下乡的经历使得他对许多固有的概念产生了怀疑,从而动摇了他原先的信念。一时间,他又找不到努力的方向,看不到他将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因此,他的思想正处于低潮,情绪极端低落,感情冷漠,整天处在忧郁不悦之中,苦着个脸,要么几天不说一句话,要么开口就讲怪话、发牢骚,对任何事情都持怀疑态度。学生时代,他可是个热爱读书,喜欢思索,正直诚实,喜怒极易露于言表的人。
他的爸爸严勤,是个颇有名望的老学者,标准的书呆子。似乎从很小的时候起,严欣对爸爸就抱有成见,他觉得爸爸太死板、守旧,长着一颗花岗岩脑袋。比如说,人家的妈妈都有工作,都上班,可爸爸就不要妈妈上班,他要妈妈在家里照顾孩子,侍候他。因此,弄得严欣和姐姐严琳自小就不能上托儿所、幼儿园。说是让妈妈教育他们三个孩子嘛,他又要常来干涉妈妈的教育,逼着严欣每天早上非写完二十个大楷字才能吃早饭。要是不写完呢,非但没早饭吃,还要吃"麻栗子",第二天仍要加倍写。要是这时候正碰到爸爸在火头上,那就等于讨一顿打。妈妈打人的时候,手举得高,可打在身上并不痛。但爸爸打起人来,面目狰狞,一点也不像个知识渊博的老学者,倒像是电影上的地主、工头、资本家,常常痛得严欣睡不着觉。这样的人,在单位里挨批,是理所当然的事。文化大革命来了,爸爸被拖出去游街、批斗,红卫兵们用脚踢他,用铜头皮带抽他,在他脖子里挂上二十几斤重的黑牌子。爸爸原先的三百多块工资被扣剩了六十块,一家五口人,爸爸、妈妈、姐姐、严欣和妹妹,房租要月月交,自来水费不知为啥越来越高,家中是苦透了。妹妹严丽看到妈妈买回一棵花菜,欢天喜地地叫:"嗨,今天我家有花菜吃啰!"严琳红着眼把小妹妹抱在怀里,严欣却对爸爸、妈妈说:"看,这就是我家过去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造成的。每天吃点青菜萝卜,严丽就觉得苦了。解放前贫下中农吃糠咽菜,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压迫的"话没说完,爸爸一个耳光打过来,把严欣的牙齿血也打出来了。严欣永远也忘不了这一耳光。而且使严欣感到奇怪的是,七斗八斗,不仅没把爸爸斗躺下,相反,外国人到中国,还提出要见他。真是活见鬼!只是当时没让爸爸去见,可也不斗他了,光是叫他坐在"牛棚"里写交代。严欣最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上山下乡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那时候,正逢"九大"召开前夕,姚文元他们起草了一本新党章,拿下来要各界人士讨论,也是他们瞎了眼,把爸爸都叫去了。老"牛鬼"这下又神气了,他踌躇满志地换上了衣服,跑去开会了。到了会场上,他把"修改草案"从头到尾逐字逐句细细地读了一遍。讨论开始了,他头一个发言,说:"这本草案不好。头一句话讲到林彪当接班人,就不好。这不是一本民主的党章"话没讲完,全场哗然,马上,讨论会变成了批斗会,又把他隔离了。
作为一个儿子,有这样的父亲,怎不感到厌恶和愤恨呢!再笨的人,也不会到如此重大的会议上去胡言乱语啊!事情传开去,还有好些人不相信,说是编出来的,要揪编这类政治笑话的人,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由此可见,爸爸是多么反动,多么顽固,多么不识时务啊!为了这种种,严欣恨死了自己的爸爸,也因此而愈加敬重自己的叔叔严觉。
在严家上一辈,严勤是老大,严觉是小弟。大哥与小弟之间,还有三姐妹,严欣叫她们大娘娘、二娘娘、小娘娘。他叫严觉,前面从不冠个小字,尽管他是小叔叔,但严欣仍尊称他叔叔。叔叔是解放后崛起的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在报纸杂志上,时常有他的诗作发表,新华书店橱窗里,有叔叔装帧美观、勒口封面的诗集。严觉两个字,还用烫金的手书体印出来,醒目极了。稍稍爱好文学的小青年都知道他,还入迷地背诵他的诗。在严欣班级里,就有好几个同学能背叔叔的诗,有一回学校开联欢会,还有人朗诵叔叔的抒情诗呢。在少年严欣的心目中,叔叔就是一个闪烁光彩的人物;随着年龄逐渐长大,浪漫的色彩开始减弱,现实的成分开始增长,严欣对叔叔愈加敬重了,你看他,新诗一首接一首发表,事业上一帆风顺,不说挨批判,就是批评,叔叔也从没挨过。还在小学里,严欣就最喜欢叔叔写的这么一首小诗:
一路鲜花
一路垂柳
一路红旗迎风抖
山乡春
浓似酒
岭上挂翠
田里流油
锣鼓儿响在大路口
山歌儿
悠悠悠悠多么有节奏感!就是严欣到了人生的暮年,也还能背诵这首诗。严欣记得,叔叔这首小诗作于一九六年,他到现今严欣插队落户的这一带来游历的途中。在小诗的下面,不是写着"于巴佬公社招待所"嘛!严欣到沙坪寨来插队落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叔叔这首诗的影响。沙坪寨属于连坪大队,连坪大队属于巴佬公社,严欣是到叔叔当年热情赞颂过的山乡来战斗了。
文化大革命中,叔叔虽然也受到一点冲击,但他没被游街,也没被批斗,只不过被贴了几张大字报,后来就到干校去了。当然,像爸爸那样的傻事,他是不会干的。
插队落户啊,插队落户!你为什么这样严酷呢?严欣怀着满腔热情来到乡下,现实生活开始改变他的看法了。他看到了六十多岁的老农还要钻进煤洞挖煤炭,他看到了沙坪寨上的种种不平事。这里是有鲜花,也有垂柳,沙坪、高坪、中坪、牛场坪几个寨子,每个寨子也都有一面红旗,可田里流的不是油,油菜籽年年上交数都凑不齐,老百姓年年有愁粮的月头。沙坪寨上的马铁匠,他妻子也姓严,待严欣特别好,严欣常去他家玩。就在上个月,铁匠铺子的叮当声响不起来了,马铁匠家断了粮,天天吃洋芋坨坨糊肚皮,他挥不起大锤。马铁匠家七个娃娃,加上大人共九个人,一天要两升粮食才能填饱肚皮,可他没钱,买不起高至六七角一斤的米,只能吞吃洋芋,连吃了十一天,严欣亲眼看见,那天中午马铁匠咽不下洋芋了,跑到罗世庆家讨一罐茶水,就着茶水硬把洋芋吞下肚去。严欣看不过了,他把自己箩里的十几斤包谷,把妈妈给他寄来的四十斤全国粮票,偷偷塞给了马铁匠。马铁匠,四十六七岁的粗大汉子,一把抓住严欣,眼泪扑簌簌淌出来,落了一地。这眼泪落在地上,也流在严欣心里。他抬起头,看看坝墙上用石灰水刷得歪歪斜斜的一行大字标语:热烈祝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他的目光变得深邃了,思想变得复杂了!
最令严欣震惊的,就是黄文友和罗世庆为上海知青们组织的忆苦思甜会了。那天的主讲人是罗德光,就是六十多岁了还要钻进煤洞去的孤老汉。起先他讲的还有条理,说他在旧社会,没衣服穿,只得披麻布片;没鞋子穿,脚背上冻裂开几条大口子;给地主当长年帮工,时常吃不饱,还要挨打受骂,故而快四十了还没成家。解放后才讨到个婆娘,生了两个娃娃。讲着讲着,老汉就跑题了,他突然痛哭流涕地讲到饿饭那一年,他家没分到一颗粮食,婆娘饿死了,两个娃娃饿死了知识青年们都感到莫名其妙,解放前老汉没成家,咋个又饿死了人呢?严欣见老汉被罗世庆和黄文友连拉带哄地拖走了,忙问坐在身旁的马铁匠:"他说的饿饭那一年,是哪一年?"
马铁匠从嘴巴里拔出蓝花烟杆,吐了一泡口水,用只有严欣听得见的口气说:
"哪一年,六年呗!"
对严欣来说,这无疑是晴天霹雳!事后,他到马铁匠家去问,马铁匠才一五一十细细地给他摆:六年,刮浮夸风,说是一株包谷上可以结七八个大果果,谷子亩产六千斤、七千斤。到收获季节,把所有的粮食搜罗来上交,也凑不足那个数,于是就在仓底下堆谷草,表面倒上一层谷子来蒙哄人。这么一做,当干部的满意了,老百姓可遭了殃。坡上的毛栗子、红子檬给掏光了,蕨苔挖光了,平时掏来煮猪潲的野菜也铲了个净,到哪儿去找吃的呀!人忍耐得,肚皮忍耐不得。罗德光解放后讨的婆娘和两个娃娃,就是饿饭那年死的。他没有死,是因为天天夜里到坡上田土里去偷吃长得只有拳头那么大的萝卜,才侥幸活下来。马铁匠一家没遭殃,是他正好给修铁路的工程队借去打钢钎,工资虽然不高,饭还是管饱的。
啊,这就是"一路鲜花、一路垂柳,一路红旗迎风抖"的年头,这就是唱悠悠悠悠山歌的年头吗?叔叔啊叔叔,每个寨子都有人往外抬死尸,你没有看到,该听说吧;你没有听说,该有所感觉吧!人们饿着肚皮,哭都哭不出声,是谁在敲锣打鼓,是谁在唱山歌?
严欣像得了神经错乱的病。叔叔严觉的形象,一下从五彩云端里,跌落进了粪坑。原来,他这些年来一帆风顺,意得志满,就是靠写这样的诗得来的!而爸爸,顽固的带着花岗岩脑袋的爸爸,不就是因为说了实话,才挨批的吗?严欣记起来了,关于大跃进,关于大炼钢铁,爸爸和叔叔是有过争论的。后来事实证明,说大炼钢铁是瞎胡闹的爸爸受了批判;写了歌大炼钢铁诗歌的叔叔晋升了一级。当年,幼稚的严欣是完全站在叔叔这一边的。而今天,远离了上海的严欣,开始意识到,错的不是爸爸,而是叔叔。爸爸只是说了实话,才吃了亏,才挂上二十几斤重的牌子。严欣悔恨得直想哭啊!
面对着严峻的现实生活,严欣开始思索一系列的问题了。他开始变得深刻,变得孤僻,变忧郁,对一切都感到冷漠,不可信。
恰在对现实提出种种疑问的时候,郑璇像一块天外飞来的陨石般闯进了他的生活。和她仅仅单独接触了一个晚上,严欣就觉得她是多么单纯,多么幼稚,和复杂的人世比起来,她简直就是一颗晶莹透亮的水晶宝石。你看她,还在相信沙坪寨上是一片光明,没有丑恶现象,相信粗暴的生产队长确实在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相信过去严欣相信过的一切!
严欣只是觉得她幼稚,从未感到她可笑。相反,他还觉得郑璇的幼稚,恰好证明了她的纯洁。
一种从未有过的,在艰苦的插队落户岁月中时时冒起而硬被压抑下去的情感,开始在严欣的身上萌动着。他双脚浸在堰塘水里,瞅着浮上水面呼吸新鲜空气的鲤鱼嘴一闭一合,清澈的塘面上,微微地荡开圈圈涟漪。
"严欣,你还呆坐着干啥?快回去,集体户来客人啦!"
离堰塘不远的石井边,一挑铅皮水桶"扑通"扔到井里,井台上,严欣的好朋友,戴一副架子眼镜的"秀才"顾易,朝他喊着。
严欣应了一声,匆忙地洗了一下脚,跳起身来,随口问:
"谁来了?"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我们的'女革命家'来了,还要开会讨论问题呢!"顾易用揶揄的口吻说着,担起两桶水,摇摇晃晃走过来,和严欣一起,向沙坪寨上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