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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青年时代写作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引起轰动的时候，不少读者问起我，小说里的几位主人翁，后来怎么样了？特别是那些曾经下过乡，后来几经坎坷终于回归到都市里来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对我说，我们回归的经历，我们初回到都市挣扎生存的经历，我们迟到的婚姻和家庭，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你仍可以写一写。那个年头，刚刚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自己创业，干个体户。一些没及时找到工作、求得安定的知青，就下海干起了个体户，有的人甚至很快尝到了甜头。他们也对我说，你写啊，写写我们回到城市经商的酸甜苦辣，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知道那确实是很有意思的题材，但我没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接着写蹉跎岁月的续集。最主要的原因是，蹉跎岁月中的一代人，没有续下去的“题材”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回归都市以后的生活还刚刚开始。就如同我们当年，初初下乡那几年，也是激情澎湃，也有很多故事，却产生不了作品一样。
可能是由于这种心理吧，当长篇小说孽债随着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又一次轰动全国的时候，上至担任各级领导的干部，下至里弄里的老头、老太太、老妈妈，碰到我都说，你应该趁热打铁，把孽债的续集写下去，一定会受欢迎。我们都盼望着。
面对一张张充满期待的笑脸，面对一双双真挚的眼睛，除了笑，我一时答不出话来。为什么呢？原因也是相同的，孽债里的五个孩子，或者说这五个孩子代表的知识青年下一代，他们刚刚经历了大起大落的生活，突然之间，又要表现他们长大了的生活，这样的反差似乎是太大了。
实事求是地说，一些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一些影视公司的编导、制片人，一些曾经当过知青的企业老总，都曾找到我的办公室来。有的极力怂恿我尽快写出孽债的续集；有的根据读过和看过孽债的感受，还写出了续集应该表现的主题思想、人物脉络，故事该往哪里发展，要写几对恋爱；更有甚者，连续剧的故事梗概和电视剧每一集的大纲都拉出来了；当然，还有热心的企业家多次表示，只要一有续集，我们立刻投资拍摄。等等。
我一直没有写。不过，我始终怀着浓郁的兴趣，关注着知识青年下一代的生活。
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在追求些什么，他们如今的生活现状，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些什么不同？理想有什么不同？对待人生、对待世界有什么不同？
有一次，我应邀和浙江大学的一些文科研究生座谈，一位小伙子站起来对我说：“叶老师，我就是孽债的产物。我的妈妈是城里的下放知青，而我的父亲是当地人。但是大返城时，妈妈没有离开农村回上海去。我们一家人现在生活得很幸福。你也应该写写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上海的杂志曾经报道过一个引人瞩目的案子。一个远在新疆的知青子女，按政策可以回上海报进户口。由于经济的原因，她没有及时到上海来办理手续。几年以后，当她总算可以承担到上海的费用，回到上海来办理入户手续时，她发现，已经另外有一个人用她的名字报进了户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上海人，而且至今仍使用着她的名字在工作。于是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官司。
还有一回，一个在某大型超市担任播音员的年轻女子走进我作家协会的办公室。她说她是一个知青子女，一个“孽债”她现在和自己的丈夫都在上海打工，租了一间房子，还有一个孩子，日子过得还可以。不过她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母亲是谁，只知道她的母亲曾经是一个知青，爱上了一个当时有工作的男人，但那个男人是有家的。当她的母亲有了她以后，那个男人消失了。母亲在农村里生下了她，把她托付给了一家农民，说是进城去找男人，去找孩子的父亲。从此以后，母亲也一去不复返了。她就是在那户农民家庭里长大。当她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村里人把她出生的真相告诉了她。于是她的世界崩溃了，她再也读不进书，再不想在偏僻的小村庄里生活下去，她借口要进城去寻找父母，踏上了进城打工的路，辗转了几个省会城市，才来到了上海。她洗过碗，当过服务员，干过清洁工、营业员、接线员，最终在超市里当上了广播员。她今天的丈夫也是一位知青子女，她和丈夫还有孩子生活在一起。不过这孩子不是她生的，而是丈夫和另一个打工女子生的。那个打工女子也像她的母亲当年一样，失踪了
我瞠目结舌地... -->>
记得，我青年时代写作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引起轰动的时候，不少读者问起我，小说里的几位主人翁，后来怎么样了？特别是那些曾经下过乡，后来几经坎坷终于回归到都市里来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对我说，我们回归的经历，我们初回到都市挣扎生存的经历，我们迟到的婚姻和家庭，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你仍可以写一写。那个年头，刚刚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自己创业，干个体户。一些没及时找到工作、求得安定的知青，就下海干起了个体户，有的人甚至很快尝到了甜头。他们也对我说，你写啊，写写我们回到城市经商的酸甜苦辣，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知道那确实是很有意思的题材，但我没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接着写蹉跎岁月的续集。最主要的原因是，蹉跎岁月中的一代人，没有续下去的“题材”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回归都市以后的生活还刚刚开始。就如同我们当年，初初下乡那几年，也是激情澎湃，也有很多故事，却产生不了作品一样。
可能是由于这种心理吧，当长篇小说孽债随着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又一次轰动全国的时候，上至担任各级领导的干部，下至里弄里的老头、老太太、老妈妈，碰到我都说，你应该趁热打铁，把孽债的续集写下去，一定会受欢迎。我们都盼望着。
面对一张张充满期待的笑脸，面对一双双真挚的眼睛，除了笑，我一时答不出话来。为什么呢？原因也是相同的，孽债里的五个孩子，或者说这五个孩子代表的知识青年下一代，他们刚刚经历了大起大落的生活，突然之间，又要表现他们长大了的生活，这样的反差似乎是太大了。
实事求是地说，一些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一些影视公司的编导、制片人，一些曾经当过知青的企业老总，都曾找到我的办公室来。有的极力怂恿我尽快写出孽债的续集；有的根据读过和看过孽债的感受，还写出了续集应该表现的主题思想、人物脉络，故事该往哪里发展，要写几对恋爱；更有甚者，连续剧的故事梗概和电视剧每一集的大纲都拉出来了；当然，还有热心的企业家多次表示，只要一有续集，我们立刻投资拍摄。等等。
我一直没有写。不过，我始终怀着浓郁的兴趣，关注着知识青年下一代的生活。
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在追求些什么，他们如今的生活现状，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些什么不同？理想有什么不同？对待人生、对待世界有什么不同？
有一次，我应邀和浙江大学的一些文科研究生座谈，一位小伙子站起来对我说：“叶老师，我就是孽债的产物。我的妈妈是城里的下放知青，而我的父亲是当地人。但是大返城时，妈妈没有离开农村回上海去。我们一家人现在生活得很幸福。你也应该写写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上海的杂志曾经报道过一个引人瞩目的案子。一个远在新疆的知青子女，按政策可以回上海报进户口。由于经济的原因，她没有及时到上海来办理手续。几年以后，当她总算可以承担到上海的费用，回到上海来办理入户手续时，她发现，已经另外有一个人用她的名字报进了户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上海人，而且至今仍使用着她的名字在工作。于是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官司。
还有一回，一个在某大型超市担任播音员的年轻女子走进我作家协会的办公室。她说她是一个知青子女，一个“孽债”她现在和自己的丈夫都在上海打工，租了一间房子，还有一个孩子，日子过得还可以。不过她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母亲是谁，只知道她的母亲曾经是一个知青，爱上了一个当时有工作的男人，但那个男人是有家的。当她的母亲有了她以后，那个男人消失了。母亲在农村里生下了她，把她托付给了一家农民，说是进城去找男人，去找孩子的父亲。从此以后，母亲也一去不复返了。她就是在那户农民家庭里长大。当她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村里人把她出生的真相告诉了她。于是她的世界崩溃了，她再也读不进书，再不想在偏僻的小村庄里生活下去，她借口要进城去寻找父母，踏上了进城打工的路，辗转了几个省会城市，才来到了上海。她洗过碗，当过服务员，干过清洁工、营业员、接线员，最终在超市里当上了广播员。她今天的丈夫也是一位知青子女，她和丈夫还有孩子生活在一起。不过这孩子不是她生的，而是丈夫和另一个打工女子生的。那个打工女子也像她的母亲当年一样，失踪了
我瞠目结舌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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