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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没关系，我不急着下班。”他说。他倒慷慨。“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交谈。我曾经学过两个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三十年前从台湾来。他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比较书本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上下文有点乱，言归正传地说：“我肯定你父亲是个浪漫的人。他浪漫吗？”他见我犹豫地点点头，劲头又大起来：“也许中文里浪漫的定义和英文不完全一样——别去管它。关键是，你父亲在十六岁这样蒙昧的年纪，很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那您是怎么区别的？”
“区别什么？”
“您刚才说，我父亲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脸蛋上发着红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那些跟你父亲同代的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得一塌糊涂！”
“等等，我不记得我是否对你说过，我父亲是知识分子”
“你听我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美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不过我父亲不是”
“能让我把句子结束吗？”
“对不起”
“没关系。”他定了定神，说“要不你先说？”
“您先请。”
“还是你请。”
“是您在审讯我呀。”
“不不不，别叫它审讯，就是一般性的了解情况。咱们彼此了解嘛。来来来，你先请。”
我又一次看看表。这人要是那种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出去一小时工钱。
“我的父亲十六岁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国、共就合作了，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了抗日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是以信仰划分敌、我。因此，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的英文，您还凑合能听懂吧？”
“不凑合，不凑合。”
“后来我父亲学了文化。在全中国解放的时候，他已经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
“高中毕业当部长，我料定你父亲一定是个很精彩的人！”
“谢谢您。”
“哪里。”
“那个时候新的政权很缺人才，我父亲又去夜校读大学课程。两年后他调任到另一个省份，大学只好搁下了。”
“很可惜。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父亲都是个精彩的人。十六岁能做那样大的选择——我儿子十九岁了，连大学主修都选择不了！而且从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断你有个多么精彩的父亲。”
“谢谢。”
精彩的是我母亲。一个乡绅小妾的女儿，挎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十块大洋和两身旗袍，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亲脑筋清楚，每一项选择都不和小儿小女的两情相悦弄混。她轻蔑那些被你亲我爱的事弄得不可开交的少女们；那些和她同龄的女子是永远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混虫。母亲在我十四岁情窦初开时这样教导我：什么叫头发长、见识短？她们那些混虫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胸无大志，百无一用。她说：你将来要那样没抱负，我可白养了你。于是她手一撒把我放飞了，飞到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包袱里一样是几身衣裳十块光洋。在机场海关，我回头看身姿依旧的母亲，她眼里一道狠狠的光：丫头，看你的了。
“我敢说，我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比你还多”
原来这期间他一直没停嘴。我在走神的时候往往让人误认为特别专注。
“你看上去像是对中国颇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实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负使他阔大的脸蛋孩子气起来。
“你知道吗？”他突然放低声音说：“我也是一个严重的浪漫主义者。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一定比你父亲浪漫得还严重。”他认为他交待了一项难以启齿的秘密。这下该我拿同样的秘密去等换。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亲近让我难为情。为他难为情：一把岁数了，还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亲当初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应该很明显。”
“噢。”
“你非常了解你的父亲吗？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对我来说，很神秘。”
“他八十年代就停止做高级官员了。”
“那他做什么了呢？”
我耸耸肩。他花费许多时间和我母亲吵架。剩余的时间他闭目养神，认识到我母亲当年的野心。母亲替他铺好纸，拿来笔，叫他不要空谈而是一笔一画把他的回忆录写下来。他一副绝不再上当的样子，把手拼命往身后藏。他看透了母亲，她让他写回忆录，是实现她最终对于他的野心。母亲每在此时便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写不出来。什么自修大学呀，什么背了两千俄语单词啊，什么文化素养好的领导干部啊——狗屁。这是母亲最灵验的一手，这句话一出她的口，父亲一定痛不欲生地叫喊：老子写给你看看！
“你真有把握很了解你的父亲？”
“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除了做父亲，做其它任何事都很像样。他给几家小馆子题的字，也还不丢人。
“他和你谈到他自己吗？比如他的青年时代，比如他怎样做一个副省长？”
“他从不谈自己。”我父亲什么都不瞒我。他需要我帮他去招架母亲。因而对我的坦诚是他惟一的出路。他说到他丢弃了一个乡下老婆。那是个一点儿都不打男人主意的老实女人，男人就是去讨饭，她也安安稳稳做他的女人；男人顶戴花翎，她还照样推磨纳鞋底，她手里拿着鞋底，把父亲送到村口，看父亲挎着盒子枪一骗腿儿上了枣红马，才说：哟，忘嘞，给你收的烟叶子！父亲的马已经小跑起来，她追着喊：你等等我回去给你拿烟叶子！父亲头也没回。父亲两行老泪慢慢淌下来，说：从打那时候，我头就没回过。她那时候不晓得我心里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你妈，你妈那时还不知在哪里，我心里的是一个下级的老婆。我那下级牺牲了。
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没关系，我不急着下班。”他说。他倒慷慨。“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交谈。我曾经学过两个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三十年前从台湾来。他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比较书本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上下文有点乱，言归正传地说：“我肯定你父亲是个浪漫的人。他浪漫吗？”他见我犹豫地点点头，劲头又大起来：“也许中文里浪漫的定义和英文不完全一样——别去管它。关键是，你父亲在十六岁这样蒙昧的年纪，很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那您是怎么区别的？”
“区别什么？”
“您刚才说，我父亲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脸蛋上发着红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那些跟你父亲同代的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得一塌糊涂！”
“等等，我不记得我是否对你说过，我父亲是知识分子”
“你听我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美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不过我父亲不是”
“能让我把句子结束吗？”
“对不起”
“没关系。”他定了定神，说“要不你先说？”
“您先请。”
“还是你请。”
“是您在审讯我呀。”
“不不不，别叫它审讯，就是一般性的了解情况。咱们彼此了解嘛。来来来，你先请。”
我又一次看看表。这人要是那种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出去一小时工钱。
“我的父亲十六岁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国、共就合作了，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了抗日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是以信仰划分敌、我。因此，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的英文，您还凑合能听懂吧？”
“不凑合，不凑合。”
“后来我父亲学了文化。在全中国解放的时候，他已经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
“高中毕业当部长，我料定你父亲一定是个很精彩的人！”
“谢谢您。”
“哪里。”
“那个时候新的政权很缺人才，我父亲又去夜校读大学课程。两年后他调任到另一个省份，大学只好搁下了。”
“很可惜。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父亲都是个精彩的人。十六岁能做那样大的选择——我儿子十九岁了，连大学主修都选择不了！而且从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断你有个多么精彩的父亲。”
“谢谢。”
精彩的是我母亲。一个乡绅小妾的女儿，挎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十块大洋和两身旗袍，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亲脑筋清楚，每一项选择都不和小儿小女的两情相悦弄混。她轻蔑那些被你亲我爱的事弄得不可开交的少女们；那些和她同龄的女子是永远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混虫。母亲在我十四岁情窦初开时这样教导我：什么叫头发长、见识短？她们那些混虫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胸无大志，百无一用。她说：你将来要那样没抱负，我可白养了你。于是她手一撒把我放飞了，飞到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包袱里一样是几身衣裳十块光洋。在机场海关，我回头看身姿依旧的母亲，她眼里一道狠狠的光：丫头，看你的了。
“我敢说，我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比你还多”
原来这期间他一直没停嘴。我在走神的时候往往让人误认为特别专注。
“你看上去像是对中国颇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实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负使他阔大的脸蛋孩子气起来。
“你知道吗？”他突然放低声音说：“我也是一个严重的浪漫主义者。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一定比你父亲浪漫得还严重。”他认为他交待了一项难以启齿的秘密。这下该我拿同样的秘密去等换。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亲近让我难为情。为他难为情：一把岁数了，还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亲当初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应该很明显。”
“噢。”
“你非常了解你的父亲吗？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对我来说，很神秘。”
“他八十年代就停止做高级官员了。”
“那他做什么了呢？”
我耸耸肩。他花费许多时间和我母亲吵架。剩余的时间他闭目养神，认识到我母亲当年的野心。母亲替他铺好纸，拿来笔，叫他不要空谈而是一笔一画把他的回忆录写下来。他一副绝不再上当的样子，把手拼命往身后藏。他看透了母亲，她让他写回忆录，是实现她最终对于他的野心。母亲每在此时便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写不出来。什么自修大学呀，什么背了两千俄语单词啊，什么文化素养好的领导干部啊——狗屁。这是母亲最灵验的一手，这句话一出她的口，父亲一定痛不欲生地叫喊：老子写给你看看！
“你真有把握很了解你的父亲？”
“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除了做父亲，做其它任何事都很像样。他给几家小馆子题的字，也还不丢人。
“他和你谈到他自己吗？比如他的青年时代，比如他怎样做一个副省长？”
“他从不谈自己。”我父亲什么都不瞒我。他需要我帮他去招架母亲。因而对我的坦诚是他惟一的出路。他说到他丢弃了一个乡下老婆。那是个一点儿都不打男人主意的老实女人，男人就是去讨饭，她也安安稳稳做他的女人；男人顶戴花翎，她还照样推磨纳鞋底，她手里拿着鞋底，把父亲送到村口，看父亲挎着盒子枪一骗腿儿上了枣红马，才说：哟，忘嘞，给你收的烟叶子！父亲的马已经小跑起来，她追着喊：你等等我回去给你拿烟叶子！父亲头也没回。父亲两行老泪慢慢淌下来，说：从打那时候，我头就没回过。她那时候不晓得我心里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你妈，你妈那时还不知在哪里，我心里的是一个下级的老婆。我那下级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