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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太太最大的不适是她的安全感被破坏了。她的安全感是她上几代人离罪恶的遥远而建立的。她不能确定我是否和罪恶有关，但她更无法确定我和罪恶无关。她突然觉得我离她的认识极其遥远，她曾自信地在我行为气质上读出的谦和多礼原来是错误，它们都是神秘内向的东方所给予我的伪装，而绝不能给她证据证实我的无辜。而坏就坏在我的内向和神秘。她觉得过去跟我的相处全不能作数，而未来都要在长期的一无所知中相处下去。或许东方人可以斯斯文文地做个逃犯，像我这样斯文的一个逃犯。
她听我解释这其实是怎么回事：美国在五十年代为外交官员建立的法规，让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正式罗曼史受到两个国家，两种政体的影响。因为我的国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国家所列的敌人名单上。我对牧师太太解释道，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么也没听进去。我接着跟他们夫妇二人讲到我的从军历史，尤其我当战士记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军队宣传骨干，抑或情报人员。对于他们这样给我重视，我是怎样也讲不清的。因为他们拿美国军队各行各业来套中国军队。我给牧师夫妇举例说：有一次我跟几位台湾朋友谈到中国军队的歌舞团，他们马上说，噢，康乐队呀，我们军队里也有。我说那和“康乐队”不同。他们说：差不多啦，就是让士兵开心嘛！他们和美国人都把中国军队的歌舞团员想成电影现代启示录中朝性饥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我们的歌舞团是关照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去安抚他们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饥荒的。台湾朋友说：有军营的地方就有性饥荒，这点你得承认吧？我说：可能是的。他们立刻得胜地大声说：那就对了！你给他们“意识形态”他们接受的是性救济！我说：那就不是前者的问题了。如果一个人卖出去的是饭锅，结果给买去的人当成了尿盆，你不能说前者就是卖尿盆的！
我见牧师夫妇眼睛和面孔随我的手势上下左右地动，但他们已在我举的这个例子里失去了方向。他们想，她在胡扯什么呢？三个月住下来，他们头一次发现我原来是个挺能胡扯的人。并在讲到尿盆这类词时语言毫无梗阻，同讲到饭锅一样坦然。他们还想：这个貌似文雅的人原来是个标准三八。
我想，坏了，他们越来越觉得不认识我。我怎么在这种时候举出个帮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没听见任何声响从牧师夫妇的卧室传出来。他们平稳的日常活动也给我搅了。给便衣福茨搅了。因而我一见理查就说：“fbi得负责给我找房——我肯定会给房东踢出来的！”
理查很惊讶：“怎么？你给踢出来了？”
“迟早的事！”
“你跟他们应该签了租约的，租约上又没说不准fbi打电话。”他年纪轻轻，已经有了老特务的痞劲。他两手一摊，又说：“如果他们真要撵你走，我家倒有间地下室空着。”他明摆着是跟我瞎逗，脸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们真要撵你，可没我什么事。
“我正失业，再去租另一处房，连押金都拿不出来。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东都要看你有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两到三个月的房租做押金。就这样的话，能租到房已经算走运”
“我当然知道。”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别去烦我的房东？”
“我也不想烦他们。这是调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抱歉。”
我和他站在他的办公楼大厅里说话。我不愿穿过那个安检通道，让两个面无表情的人翻看我书包里是否装有炸药。理查只穿了件衬衣，扎一条非常花哨的领带。他下巴左侧被刮胡刀拉了条口子，一小滴血珠污染了他雪白的衬衫领子。总之我这案子让他连安安生生刮胡子的时间也没了。他做个手势要我跟他去。他领着我走到大厅一边的咖啡铺。
我不领情地说我没喝咖啡的胃口。
他说他有胃口。他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那个“阳光灿烂”在去上托儿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开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湿透。只好又开车回去，替她换上干净衣服。理查说着打了个长哈欠成膜见他嘴里的所有牙齿，有三颗牙被补过。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国人牙齿，人为地整齐洁白。他为他的哈欠说了两声“对不住”哈欠打完，他脸上出现一种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么了，活得顾头不顾尾，跟他女朋友的争执也越来越频繁。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们生活里添了个“阳光灿烂”和我。这两个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给他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么多乱，要他额外操那么多心，这一点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过意不去，我们不可能不向你的房东了解你的情况。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里。”他的话给他腰里揣的呼机打断了。他皱起眉，把呼机拿出来，看一眼上面的号。“是‘阳光灿烂’的托儿所打来的。”他告诉我。好像他给我权力了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乐趣和苦恼似的。
“你要是急着去回电话，我可以现在就走。我就是专程来告诉你。你们不要窃听我房东的电话。”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说，不窃听他们的话我们打哪儿下手窃听你呀？
“并没有窃听他们啊！”他说。
“他们都是厚道人，与人为善，乐善好施”
“什么叫‘乐善好施’？听上去特别耳熟。我感觉到我中文最近有些退步，尤其是成语。”他说着从衬衫口袋拔出一枝笔，要我把“乐善好施”写在餐巾纸上。
我一笔一画地写，他一笔一画地看。然后他点点头说：“噢，我明白了。比如我们对‘阳光灿烂’。”
这小子真油，把事情从窃听的问题上扯开了。
“所以请你们不要对乐善好施的人干这种事。”我说。
“干哪种事？”
“窃听他们的电话。”
“谁说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
“他们的话有什么听头呢？他们无非讲讲教堂里的事。”最多是牧师外出工作，牧师太太在家.俩人在电话里交换三两句夫妻间的甜蜜废话，比如牧师说：今早我起来的时候你还在熟睡，我没跟你道早安。牧师太太说：对呀，我不知道怎么睡得那么沉。牧师说：（狎昵地笑）你不知道？——想想看你昨天夜里来了几次？牧师太... -->>
牧师太太最大的不适是她的安全感被破坏了。她的安全感是她上几代人离罪恶的遥远而建立的。她不能确定我是否和罪恶有关，但她更无法确定我和罪恶无关。她突然觉得我离她的认识极其遥远，她曾自信地在我行为气质上读出的谦和多礼原来是错误，它们都是神秘内向的东方所给予我的伪装，而绝不能给她证据证实我的无辜。而坏就坏在我的内向和神秘。她觉得过去跟我的相处全不能作数，而未来都要在长期的一无所知中相处下去。或许东方人可以斯斯文文地做个逃犯，像我这样斯文的一个逃犯。
她听我解释这其实是怎么回事：美国在五十年代为外交官员建立的法规，让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正式罗曼史受到两个国家，两种政体的影响。因为我的国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国家所列的敌人名单上。我对牧师太太解释道，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么也没听进去。我接着跟他们夫妇二人讲到我的从军历史，尤其我当战士记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军队宣传骨干，抑或情报人员。对于他们这样给我重视，我是怎样也讲不清的。因为他们拿美国军队各行各业来套中国军队。我给牧师夫妇举例说：有一次我跟几位台湾朋友谈到中国军队的歌舞团，他们马上说，噢，康乐队呀，我们军队里也有。我说那和“康乐队”不同。他们说：差不多啦，就是让士兵开心嘛！他们和美国人都把中国军队的歌舞团员想成电影现代启示录中朝性饥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我们的歌舞团是关照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去安抚他们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饥荒的。台湾朋友说：有军营的地方就有性饥荒，这点你得承认吧？我说：可能是的。他们立刻得胜地大声说：那就对了！你给他们“意识形态”他们接受的是性救济！我说：那就不是前者的问题了。如果一个人卖出去的是饭锅，结果给买去的人当成了尿盆，你不能说前者就是卖尿盆的！
我见牧师夫妇眼睛和面孔随我的手势上下左右地动，但他们已在我举的这个例子里失去了方向。他们想，她在胡扯什么呢？三个月住下来，他们头一次发现我原来是个挺能胡扯的人。并在讲到尿盆这类词时语言毫无梗阻，同讲到饭锅一样坦然。他们还想：这个貌似文雅的人原来是个标准三八。
我想，坏了，他们越来越觉得不认识我。我怎么在这种时候举出个帮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没听见任何声响从牧师夫妇的卧室传出来。他们平稳的日常活动也给我搅了。给便衣福茨搅了。因而我一见理查就说：“fbi得负责给我找房——我肯定会给房东踢出来的！”
理查很惊讶：“怎么？你给踢出来了？”
“迟早的事！”
“你跟他们应该签了租约的，租约上又没说不准fbi打电话。”他年纪轻轻，已经有了老特务的痞劲。他两手一摊，又说：“如果他们真要撵你走，我家倒有间地下室空着。”他明摆着是跟我瞎逗，脸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们真要撵你，可没我什么事。
“我正失业，再去租另一处房，连押金都拿不出来。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东都要看你有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两到三个月的房租做押金。就这样的话，能租到房已经算走运”
“我当然知道。”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别去烦我的房东？”
“我也不想烦他们。这是调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抱歉。”
我和他站在他的办公楼大厅里说话。我不愿穿过那个安检通道，让两个面无表情的人翻看我书包里是否装有炸药。理查只穿了件衬衣，扎一条非常花哨的领带。他下巴左侧被刮胡刀拉了条口子，一小滴血珠污染了他雪白的衬衫领子。总之我这案子让他连安安生生刮胡子的时间也没了。他做个手势要我跟他去。他领着我走到大厅一边的咖啡铺。
我不领情地说我没喝咖啡的胃口。
他说他有胃口。他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那个“阳光灿烂”在去上托儿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开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湿透。只好又开车回去，替她换上干净衣服。理查说着打了个长哈欠成膜见他嘴里的所有牙齿，有三颗牙被补过。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国人牙齿，人为地整齐洁白。他为他的哈欠说了两声“对不住”哈欠打完，他脸上出现一种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么了，活得顾头不顾尾，跟他女朋友的争执也越来越频繁。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们生活里添了个“阳光灿烂”和我。这两个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给他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么多乱，要他额外操那么多心，这一点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过意不去，我们不可能不向你的房东了解你的情况。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里。”他的话给他腰里揣的呼机打断了。他皱起眉，把呼机拿出来，看一眼上面的号。“是‘阳光灿烂’的托儿所打来的。”他告诉我。好像他给我权力了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乐趣和苦恼似的。
“你要是急着去回电话，我可以现在就走。我就是专程来告诉你。你们不要窃听我房东的电话。”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说，不窃听他们的话我们打哪儿下手窃听你呀？
“并没有窃听他们啊！”他说。
“他们都是厚道人，与人为善，乐善好施”
“什么叫‘乐善好施’？听上去特别耳熟。我感觉到我中文最近有些退步，尤其是成语。”他说着从衬衫口袋拔出一枝笔，要我把“乐善好施”写在餐巾纸上。
我一笔一画地写，他一笔一画地看。然后他点点头说：“噢，我明白了。比如我们对‘阳光灿烂’。”
这小子真油，把事情从窃听的问题上扯开了。
“所以请你们不要对乐善好施的人干这种事。”我说。
“干哪种事？”
“窃听他们的电话。”
“谁说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
“他们的话有什么听头呢？他们无非讲讲教堂里的事。”最多是牧师外出工作，牧师太太在家.俩人在电话里交换三两句夫妻间的甜蜜废话，比如牧师说：今早我起来的时候你还在熟睡，我没跟你道早安。牧师太太说：对呀，我不知道怎么睡得那么沉。牧师说：（狎昵地笑）你不知道？——想想看你昨天夜里来了几次？牧师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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