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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重要的公司总裁建立起良好的朋友关系。文家的母亲嘛，听大婶婶的口气，能干得不得了，简直能够施展魔法让冬天的枯树一夜间长出绿叶来！
我父亲可不是傻瓜，他静静地听着，一面啜他的茶。每当老阿婶吹牛吹得过分时，他就一言不发地盯着她，脸上毫无表情，直到她坐立不安，把她对文家的好评稍稍降低一点。
"啊，自然，他们的生意按您的标准算不了什么，哪能达到您目前的高位啊。可他们在当地也够舒服，够受敬重的了。我是这么想的，对您的女儿来说，嫁一个受人敬重的大户人家是最要紧的。"
现在老阿婶把有关文家的好话都说尽了，但我父亲还是一言不发。
"很好的一个小伙子，很受敬重的大户人家。"新阿婶打破了沉默。
我父亲看看我。我手足无措，竭力想不显示出来。说不定他反对这门婚事，说不定他还在生我母亲的气，生我的气。
"我知道这户人家。"他终于开口了，"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他们的生意，去查他们的背景了。"他挥了挥手，好像在赶蚊子似的，"但是听听自家人的意见也是蛮好的。"
老阿婶和新阿婶吓了一跳，好像两个正在作案的小偷被当场抓到似的。她们做贼心虚地低下了头，等着听我父亲说下去，不知他已经知道了什么。
"女儿，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嗓音很低，几乎有点沙哑，"你愿意吗？"
我咬咬嘴唇，剥剥指甲，扯扯衣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父亲又挥了挥手。"她愿意。"他对我婶婶们说，然后叹了口气，"我们干吗要拦着她？"
我的婶婶们都笑了一下，好像这不过是在开玩笑。可我从中听出了不同的意思，我父亲的声音听上去很凄凉。可我还来不及多想，我父亲已经问起了生意上的事，所以也许是我搞错了。
"文家出了多少聘礼呢？"
大婶婶递上一个信封。我父亲很快点清了四千元，然后点点头。我松了口气。这可是一笔巨款，相当可观，差不多等于两千美元，放到今天说不定值四五万哩。一个中产阶级的人得干十多年才能赚到这个数字。但这并不是说文家真的把这笔钱送给我父亲了，在我结婚那一天，他还得把这笔钱还给文家，说"这辈子我女儿和你们共同拥有文家的财产，这就够了"。
然后我父亲得为我准备一笔数目相当的钱作为嫁妆，他跟我说，"这笔钱是额外给你的，免得你到新家后负担太重。"这笔钱是我的，用我的名字开银行户头，我不用分给任何人，没人能把它从我手里拿走。但这也是我这辈子仅有的一笔钱。
"文家想要多大的一份嫁妆呢？"我父亲接着又问，他指的是钱以外的嫁妆。
老阿婶不得不仔细想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要是她说文家要得不多，那么这就等于说这户人家不值得结成亲家。要是她说他们要得很多，那就等于说我不值得嫁过去。但是老阿婶已经有过嫁两个女儿的经验，所以她就简单说了句，"把她和她丈夫新房里的家具布置好就行了。"她指的是我们在文家的新房。这种回答听起来使文家显得并不很贪财，就像打打扑克时的叫牌。现在轮到我父亲怎样显示出他额外的大方了。
"当然呷，"大婶婶又加了句，"床归夫家买。"这里她说的是老习惯，因为后代儿孙总是要从丈夫的床上出来的。
"还要茶吗？"我父亲问道。他只是问问，并不真的叫佣人马上来倒茶。这是我们家表示访问到此为止的信号，我和我的婶婶们马上就站起来。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该走了。"大婶婶说。
"那么快就走？"
"我们已经晚了。"小婶婶说。这不是真话，那天下午，我们没别的地方要去，我们的船要到傍晚才离开。我们准备离开房间。
但就在这时，我听到我父亲在叫我。他没说"女儿"，他叫了我的名字，"雯雯啊，"他说，"跟你的婶婶们道别。然后到我的书房里来，我们谈谈你的嫁妆问题。"
那天下午我被带到我父亲房间里来的时候，希望是多么渺茫！可现在多么巨大的希望伴随着我的喊叫要从我喉咙口跳出来了，他真的把我当他的女儿看待了，中间那么多岁月完全被遗忘了！
当然，他没有拥抱我，也没有亲吻我，不像你们美国人，分开五分钟再见就又亲又搂的。甚至在我的婶婶们走后我们也没谈多长时间。他当时对我说的一些话，我至今还很纳闷：他是真的以为我找了一门好亲事呢？还是找到了一种把我这个令他想起自己不幸婚姻的人永远赶走的捷径？
所以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说的几个字。我觉得，我没有让它们的意义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改变。
他的神色是严肃的，他的表情是坦白的。他没有为十二年来的父女分离道歉。"现在既然你要出嫁了，"他说，"你就要明白你在人生中的真正位置。"然后他指指一幅占了整个墙面的古画，画上是一百多个不同的人物，有男人、女人、孩子，他们都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在干活，有的在吃东西，还有的在睡觉，人生所有的时刻都被捕捉住，在这里化作了永恒。
"你小时候，"我父亲说，"经常到这儿来，一遍又一遍地看这幅画，还记得吗？"
我盯住这幅画看了好久，想认出它来。最后，我终于认出了角落里的一个小人物，这是一个正从阳台里向外眺望的夫人。我点点头。
"当时我问你是否喜欢这幅画，你跟我说，这幅画画得很糟糕，还记得吗？"
我无法想象我那么小就会跟我父亲说这种话。"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我说，"实在对不起，你记忆中的我竟是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你当时说，这幅画很乱。你不知道这个弹琵琶的女人弹的是一支悲伤的曲子，还是一支高兴的曲子。你不知道那个挑担的女人是刚刚上路，还是已经走完了她的行程。还有阳台上的这个女人，你说她有时看上去好像是满怀希望地在等待，有时看上去又好像是满怀恐惧地在张望。"
我不禁掩住嘴巴笑了起来。"我小时候多怪啊。"
我父亲管自己说着，好像根本没听到我说的话。"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然后他看看我，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他的思想感情。
"那么告诉我，现在你对这幅画是怎么看的？"他问。
我的心跳加快了，竭力想找一个能使他高兴的回答，想让他知道，我还是没有变，还是那么老实。
"这一部分我很喜欢，"我说着，紧张地指指一个正站在法官面前宣誓的男人，"比例匀称，细节生动。而那一部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你瞧，底部太黑、太沉了，人物也没有立体感——"
我父亲走开去了。他点点头，但我知道他并不同意我的看法。
然后他转过脸来。"从现在起，"他终于板着面孔说，"你必须听你丈夫的，你自己的想法再也算不了什么。明白吗？"
我急切地点点头，很感激我父亲以这种巧妙的方法，给我这个有用的教训。然后他说我要在他家里再待一个星期以便办些嫁妆。
"你知道你需要些什么吗？"他问。
我眼睛朝下，有点不好意思，"简单点就行了。"
"当然，"他说，"你总是说简单点就行了。"他笑了笑，我很高兴我正好说对了。
但他马上收起了笑容。"就像你母亲，"他说，"总是要简单点的东西。"然后他眯起了眼睛，好像在什么遥远的地方看到了她。"总是在想着另外的东西，"他说着，严厉地望着我，"你也一样吗？"
他的用意，就像那幅画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变。而我就是画中的那个站在阳台上的女人，满怀着希望、满怀着恐惧地在等待着，我的心潮随着每一句话而涨落。所以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了，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脱口而出，"一样。"
那天下午，一个佣人领我到我小时候和我母亲一起住过的房间里，然后就走开了，这样我就能在晚饭前歇一会。门一关，我就四下打量起来，摸摸房间里的所有东西。
被子已经换过了。她喜欢的画和窗帘不见了，她的衣服、梳子、刷子、香皂，她的气味全找不到了。但是家具还是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床、高高的衣橱、凳子和梳妆桌，还有她照过的镜子。我高兴得哭了，我终于又回来了。然后我又像小时候那样，由于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回来而哭泣。
后来我才知道，还没有人敢要这个一度归我母亲所有的房间。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倒霉的房间，所以那么多年来，还没有人用过这个房间。虽然，这幢屋子里挤着那么多人。三妈和吴妈还住在那儿，你还记得她们吧——我父亲的另外几房太太。四妈几年前去世了。我父亲的儿子们，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他们也都住在这儿，还有佣人和他们的孩子，大家全挤在一块，差不多有二十五到三十口人吧。
但尽管人那么多，屋子里还是非常安静。我走下楼梯去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说话都轻声轻气的。他们彬彬有礼地欢迎我，当然，没人提起我那么多年不在这儿的原因。我想他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我。
然后，饭菜上桌了。我开始坐在我的一个异母兄弟的太太旁边，但我父亲做了个手势，要我坐他身边去。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我父亲站起来，宣布说，"我女儿江雯丽再过一个月要结婚了。"然后我们就等着——等呀等呀——等佣人慢慢地把一种很特别的洒洒进每人手中顶针般大小的白玉酒杯中。
最后，我父亲又说话了，他为我作了简短的祝酒词："祝你婚后，万事如意。干杯！"他把头往后一扬，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大家也都干了。然后我发现大家都来祝贺我，像一个幸福家庭似的放声交谈起来。我的舌头被酒精烧得生痛，欢乐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结果，我父亲叫三妈陪我去买嫁妆。她是家里地位最高的太太，所有的钱财全要经过她的手。当然，她也熟悉姑娘出嫁时所需的一应物件。四妈死后，她的三个女儿出嫁时都是三妈帮着张罗的，这是我们坐小车到南京路上最大的百货商店永安公司的路上，她跟我说的。
"四妈的三个女儿，"她说，"个个都把她们母亲最坏的毛病继承下来了。喷！喷！老大小气得很，连丢一个铜子儿在讨饭碗里都不肯。老二呢，没有同情心，会把垃圾丢到讨饭碗里去。而老三呢，贪得不得了——你说她会怎么着？——她呀，连垃圾和讨饭碗都要偷。所以我没给她们买多少嫁妆。这么坏的姑娘，你说我该买吗？"
这么说来，在三妈面前，我一举一动都得小心。我记得在几位太太中，她是最妒忌我母亲的，她妒忌我母亲的头发，妒忌我母亲的地位和教养。我不想给她任何口实去告诉我父亲，说我贪心。
所以她要我挑椅子时，我挑了一把式样非常简单的椅子，而没要那种花里胡哨的雕花椅子。她要我挑一张茶桌时，我指指桌子腿最普通的一张。她点点头，走过去要店员等着帮助我们。但她没有订购我挑中的东西，她订的比我挑中的高三个档次！
我谢了她好多次。然后我觉得我们该回家了，我以为我们买了一张茶桌和一把椅子就足够了。但三妈很温和地提醒我，一个体面的太太需要些什么。"你想要什么式样的大衣橱呢？"她问。
你能想象得出我当时的感觉吗？你还记得我是怎样希望和祈求一种更好的生活吗？现在人人都对我这么好，我不再感到孤单了，我想要的全都有了。我已经别无所求了，就像那个算命女人所说的。
我和三妈逛了一整天的商店，就像游戏表演那样，那个女人根本没时间从货架上掏她所想要的东西，根本没时间作出决定——是否先看一看，是否应该买。我也是这样，只不过我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们买了多少东西，我做的未来的梦开始越来越圆满了。
那天我们还找到了一张三层的梳妆台和一口三层的大衣橱，都非常漂亮。这是我最心爱的东西：我自己挑了一张现代风格的梳妆桌，它有一面镶银边的大圆镜子，两边都有抽屉，一只长一些，一只短一些。每只抽屉前面都用桃花心木、橡木和珍珠母镶嵌起来，形状像一把打开的扇子。抽屉里还嵌着香樟木，打开来香气扑鼻。中间部分比其他部分略低一些。上面嵌一张正方形的桌面。桌子下面是一张小小的弯曲的座椅，上面罩着绿色的锦缎。我想象着自己坐在这张梳妆台前，看上去就像我母亲那样。
现在你可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为你买的家具也是这种式样的。我找了好久才找到它。所以你要明白，我买这张桌子不是用来折磨你的，那是我心爱的东西。
第二天，三妈帮我去买那些好玩的东西：收音机啦、缝纫机啦、能够自动换片的留声机啦，还有大得能把我整个人都装进去的金鱼缸啦。我和文福将会有很多方式打发我们的快乐日子。
第三天或第四天，三妈又陪我去买新娘的私人用品。真不好意思！每当她告诉我需要什么，以及为什么需要的时候，我只好笑笑。我们先去买了一个洗脸槽，这真是一件非常好的家具——绿色的大理石台面和雕花的木头柜子。三妈指给我看，下面还有专门用来放女人用的东西的小橱。我们当时用的月经带，跟尿布差不多。
随后我们又买了两只不同的澡盆，一只高高的木盆，是早上起床后用来洗身子的，还有一只小的搪瓷盆，只用来洗脚和下身。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没时间每天洗澡，只能洗身体的某个部位。三妈说，"每天晚上你都应该先洗洗下身，再和你丈夫上床，这样才会讨他喜欢。"这话是有道理的。我记得好多次我要把花生推出我俩同睡的床。但三妈又告诉我，"半夜里你还得再起来洗一次。"她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开始想到男人总是要比女人讲究一些，而女人自然要比男人脏一些。
然后三妈又叫我买了三个马桶。我见到马桶，想到我以后要和文福合用这些马桶，脸一下子就红了。马桶有木头做的盖，里面涂了红漆，还上了一层气味很浓的桐油。
第五天，三妈陪我去买了出门和居家用的东西：几个大皮箱、两只樟木箱。我们把枕头和毛毯全塞进里面。三妈简直像疯了似的，非得要我买二十条被子不可！
"当然需要这么多，"她说，"要不将来怎么让你的孩子暖和呀？"所以我就选了又好又厚的被子，全是中国制造的，四周织着精美的花纹，里面填着最好的、最贵的、弹过多次而变得竖立起来的棉花。我还为那些毯子挑了漂亮的被套，全是丝织的，没有一只棉布的，每只被套上绣的花卉图案都各不相同，没有一只重样的。
第六天，我们去买了会客和祭祖所需的一应物件：沙发和椅子、祭坛、四只凳子和一张矮圆桌。最后这件东西是用很厚很重发光的红木做的，桌腿雕成中式的兽爪形状，台板的边沿全刻上了"寿"字，桌子底下还有四张小桌子，客人多时可以拉出来。
第七天，也是最后一天，我们去买了所有的碗筷和银器。这时我在我父亲家里待的时间够长了，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一切东西都要备两套！
我买了两套，一套是请客用的，另一套是平时用的，每套共有十件。不像美国式的有盆、刀和叉。一套一般的，一套高级的，是用象牙或银做的。你能想象得出吗？是中国银器，很纯，很软，就像能用来兑钱。
店里有一张又长又大的桌子，我们就把我挑好的所有东西全放在上面。我情不自禁地围着桌子跳起舞来，我挑挑这个，又拣拣那个，好像我已经在过日子了，不用考虑钱的问题。我有许多银杯子，有盛酱油的，盛茶水的，盛酒的，还有放汤匙的银盘子。我有各种大小的茶匙，一种是用来舀肉汤的，一种是用来吃甜食的，我最喜欢喝的像是莲子汤。另外还有两种，一大一小，我还不知道能派上什么用场。为了和汤匙相配，我还买了四种不同大小的汤碗，不是银的，因为银的拿起来太烫手，但它们全是用上等的瓷器做的，还画了金边。然后我还买了两种不同大小的盘子，一种小的，另一种更小，因为三妈指出过："如果你挑的盘子太大，等于说你再也没有机会吃了。"
我挑的筷子也是最好的，全银的，每双用一条小链子串起来，这样它们就永远不会拆散，也永远不会丢失。我买完东西刚想离开，店员给我看一样小小的银制的东西，样子像一条跳起来的鱼。我一看马上就知道我要买这个，因为这小装饰品是用来放筷子的，吃饭时停一会，欣赏一下酒席，看看周围的客人，祝贺自己，说一句，我真幸运。
买嫁妆的第七天离我举行婚礼只剩下几个星期了。我心想：我真幸运啊。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想到的全是好事。我肯定我的生活已经改变了，每一刻会变得更好，我的幸福永无止境。现在我每天都祈求神仙，但只是表达我对无穷无尽的幸福的无穷无尽的感激。
想想看我在商店里，微笑着，坐在那张长桌子上，与我买的一大堆东西在一起。我想让三妈和那个在一旁看着的店员分享一下我的快乐。我拣出我的银筷子，我假装从银盘子中夹了一口，然后转向另一边，我想象着自己在说，"丈夫，你吃这个，这条鱼最好吃的部分归你吃。不，不要给我，你吃吧。"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想从各方面尊敬我的丈夫。我承认：我也想露一手——我要亲手操办几桌酒席，一次为我父亲，我现在非常尊敬他；一次为三妈，我要尊敬她为我名义上的母亲；一次为我未来的公婆，我想我肯定能学会尊敬他们；一次为我生下的头胎儿子；一次为我的老阿婶和新阿婶，因为她们让我走了；还有一次为花生，也许到我能原谅她的时候。
后来我才知道：三妈为四妈的三个女儿买的嫁妆比我的多五倍，也好五倍。我也知道了：文家人的性格不太好，我父亲一清二楚。他之所以让我嫁到文家去，是因为他说我的性格也不太好。
但是我敢肯定，他无法想象文家人究竟坏到什么程度。这七天里我挑的所有嫁妆，全都被文家吞没了，他们把这些东西作为他们出口生意的一部分，全运到美国或英国去了。
那些被子和丝绸被面呢？全被文福的姐妹或他的弟兄的妻子拿走了。另外亲戚朋友送的贺礼、镶银边的画、沉甸甸的银梳子和镜子、漂亮的英国水盆和绘画的水罐呢？统统被文福的母亲放到她自己房间的桌上了。
我的嫁妆中只有一样东西没被他们偷去——因为已经有人先下手了。正好那天有个佣人去南方照顾她那生病的母亲。文福的母亲打一开头就不喜欢那个佣人，于是马上就气冲冲地作出了结论。正当她咒骂那个偷了十双银筷子逃走的贼的时候，我正在把这些筷子往自己的小箱子衬里底下藏呢。
打那以后很多年，每当时运不利，我就取出一双筷子，把它们紧紧地握在手中。我能感到银筷躺在我掌中的分量，它是坚固的、牢不可破的，就像我的希望一样。我摇晃着银筷上的链子，它意味着成双成对的东西永远不会分离，也永远不会丢失。我用它来夹空气，夹虚无。
你能想象我是多么天真，我的天真是多么顽强吗？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着总有一天我能把那些银筷子公开拿出来，不再成为一个秘密。我一直梦想着庆贺那总有一天会到来的幸福。
美国最重要的公司总裁建立起良好的朋友关系。文家的母亲嘛，听大婶婶的口气，能干得不得了，简直能够施展魔法让冬天的枯树一夜间长出绿叶来！
我父亲可不是傻瓜，他静静地听着，一面啜他的茶。每当老阿婶吹牛吹得过分时，他就一言不发地盯着她，脸上毫无表情，直到她坐立不安，把她对文家的好评稍稍降低一点。
"啊，自然，他们的生意按您的标准算不了什么，哪能达到您目前的高位啊。可他们在当地也够舒服，够受敬重的了。我是这么想的，对您的女儿来说，嫁一个受人敬重的大户人家是最要紧的。"
现在老阿婶把有关文家的好话都说尽了，但我父亲还是一言不发。
"很好的一个小伙子，很受敬重的大户人家。"新阿婶打破了沉默。
我父亲看看我。我手足无措，竭力想不显示出来。说不定他反对这门婚事，说不定他还在生我母亲的气，生我的气。
"我知道这户人家。"他终于开口了，"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他们的生意，去查他们的背景了。"他挥了挥手，好像在赶蚊子似的，"但是听听自家人的意见也是蛮好的。"
老阿婶和新阿婶吓了一跳，好像两个正在作案的小偷被当场抓到似的。她们做贼心虚地低下了头，等着听我父亲说下去，不知他已经知道了什么。
"女儿，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嗓音很低，几乎有点沙哑，"你愿意吗？"
我咬咬嘴唇，剥剥指甲，扯扯衣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父亲又挥了挥手。"她愿意。"他对我婶婶们说，然后叹了口气，"我们干吗要拦着她？"
我的婶婶们都笑了一下，好像这不过是在开玩笑。可我从中听出了不同的意思，我父亲的声音听上去很凄凉。可我还来不及多想，我父亲已经问起了生意上的事，所以也许是我搞错了。
"文家出了多少聘礼呢？"
大婶婶递上一个信封。我父亲很快点清了四千元，然后点点头。我松了口气。这可是一笔巨款，相当可观，差不多等于两千美元，放到今天说不定值四五万哩。一个中产阶级的人得干十多年才能赚到这个数字。但这并不是说文家真的把这笔钱送给我父亲了，在我结婚那一天，他还得把这笔钱还给文家，说"这辈子我女儿和你们共同拥有文家的财产，这就够了"。
然后我父亲得为我准备一笔数目相当的钱作为嫁妆，他跟我说，"这笔钱是额外给你的，免得你到新家后负担太重。"这笔钱是我的，用我的名字开银行户头，我不用分给任何人，没人能把它从我手里拿走。但这也是我这辈子仅有的一笔钱。
"文家想要多大的一份嫁妆呢？"我父亲接着又问，他指的是钱以外的嫁妆。
老阿婶不得不仔细想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要是她说文家要得不多，那么这就等于说这户人家不值得结成亲家。要是她说他们要得很多，那就等于说我不值得嫁过去。但是老阿婶已经有过嫁两个女儿的经验，所以她就简单说了句，"把她和她丈夫新房里的家具布置好就行了。"她指的是我们在文家的新房。这种回答听起来使文家显得并不很贪财，就像打打扑克时的叫牌。现在轮到我父亲怎样显示出他额外的大方了。
"当然呷，"大婶婶又加了句，"床归夫家买。"这里她说的是老习惯，因为后代儿孙总是要从丈夫的床上出来的。
"还要茶吗？"我父亲问道。他只是问问，并不真的叫佣人马上来倒茶。这是我们家表示访问到此为止的信号，我和我的婶婶们马上就站起来。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该走了。"大婶婶说。
"那么快就走？"
"我们已经晚了。"小婶婶说。这不是真话，那天下午，我们没别的地方要去，我们的船要到傍晚才离开。我们准备离开房间。
但就在这时，我听到我父亲在叫我。他没说"女儿"，他叫了我的名字，"雯雯啊，"他说，"跟你的婶婶们道别。然后到我的书房里来，我们谈谈你的嫁妆问题。"
那天下午我被带到我父亲房间里来的时候，希望是多么渺茫！可现在多么巨大的希望伴随着我的喊叫要从我喉咙口跳出来了，他真的把我当他的女儿看待了，中间那么多岁月完全被遗忘了！
当然，他没有拥抱我，也没有亲吻我，不像你们美国人，分开五分钟再见就又亲又搂的。甚至在我的婶婶们走后我们也没谈多长时间。他当时对我说的一些话，我至今还很纳闷：他是真的以为我找了一门好亲事呢？还是找到了一种把我这个令他想起自己不幸婚姻的人永远赶走的捷径？
所以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说的几个字。我觉得，我没有让它们的意义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改变。
他的神色是严肃的，他的表情是坦白的。他没有为十二年来的父女分离道歉。"现在既然你要出嫁了，"他说，"你就要明白你在人生中的真正位置。"然后他指指一幅占了整个墙面的古画，画上是一百多个不同的人物，有男人、女人、孩子，他们都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在干活，有的在吃东西，还有的在睡觉，人生所有的时刻都被捕捉住，在这里化作了永恒。
"你小时候，"我父亲说，"经常到这儿来，一遍又一遍地看这幅画，还记得吗？"
我盯住这幅画看了好久，想认出它来。最后，我终于认出了角落里的一个小人物，这是一个正从阳台里向外眺望的夫人。我点点头。
"当时我问你是否喜欢这幅画，你跟我说，这幅画画得很糟糕，还记得吗？"
我无法想象我那么小就会跟我父亲说这种话。"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我说，"实在对不起，你记忆中的我竟是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你当时说，这幅画很乱。你不知道这个弹琵琶的女人弹的是一支悲伤的曲子，还是一支高兴的曲子。你不知道那个挑担的女人是刚刚上路，还是已经走完了她的行程。还有阳台上的这个女人，你说她有时看上去好像是满怀希望地在等待，有时看上去又好像是满怀恐惧地在张望。"
我不禁掩住嘴巴笑了起来。"我小时候多怪啊。"
我父亲管自己说着，好像根本没听到我说的话。"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然后他看看我，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他的思想感情。
"那么告诉我，现在你对这幅画是怎么看的？"他问。
我的心跳加快了，竭力想找一个能使他高兴的回答，想让他知道，我还是没有变，还是那么老实。
"这一部分我很喜欢，"我说着，紧张地指指一个正站在法官面前宣誓的男人，"比例匀称，细节生动。而那一部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你瞧，底部太黑、太沉了，人物也没有立体感——"
我父亲走开去了。他点点头，但我知道他并不同意我的看法。
然后他转过脸来。"从现在起，"他终于板着面孔说，"你必须听你丈夫的，你自己的想法再也算不了什么。明白吗？"
我急切地点点头，很感激我父亲以这种巧妙的方法，给我这个有用的教训。然后他说我要在他家里再待一个星期以便办些嫁妆。
"你知道你需要些什么吗？"他问。
我眼睛朝下，有点不好意思，"简单点就行了。"
"当然，"他说，"你总是说简单点就行了。"他笑了笑，我很高兴我正好说对了。
但他马上收起了笑容。"就像你母亲，"他说，"总是要简单点的东西。"然后他眯起了眼睛，好像在什么遥远的地方看到了她。"总是在想着另外的东西，"他说着，严厉地望着我，"你也一样吗？"
他的用意，就像那幅画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变。而我就是画中的那个站在阳台上的女人，满怀着希望、满怀着恐惧地在等待着，我的心潮随着每一句话而涨落。所以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了，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脱口而出，"一样。"
那天下午，一个佣人领我到我小时候和我母亲一起住过的房间里，然后就走开了，这样我就能在晚饭前歇一会。门一关，我就四下打量起来，摸摸房间里的所有东西。
被子已经换过了。她喜欢的画和窗帘不见了，她的衣服、梳子、刷子、香皂，她的气味全找不到了。但是家具还是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床、高高的衣橱、凳子和梳妆桌，还有她照过的镜子。我高兴得哭了，我终于又回来了。然后我又像小时候那样，由于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回来而哭泣。
后来我才知道，还没有人敢要这个一度归我母亲所有的房间。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倒霉的房间，所以那么多年来，还没有人用过这个房间。虽然，这幢屋子里挤着那么多人。三妈和吴妈还住在那儿，你还记得她们吧——我父亲的另外几房太太。四妈几年前去世了。我父亲的儿子们，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他们也都住在这儿，还有佣人和他们的孩子，大家全挤在一块，差不多有二十五到三十口人吧。
但尽管人那么多，屋子里还是非常安静。我走下楼梯去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说话都轻声轻气的。他们彬彬有礼地欢迎我，当然，没人提起我那么多年不在这儿的原因。我想他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我。
然后，饭菜上桌了。我开始坐在我的一个异母兄弟的太太旁边，但我父亲做了个手势，要我坐他身边去。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我父亲站起来，宣布说，"我女儿江雯丽再过一个月要结婚了。"然后我们就等着——等呀等呀——等佣人慢慢地把一种很特别的洒洒进每人手中顶针般大小的白玉酒杯中。
最后，我父亲又说话了，他为我作了简短的祝酒词："祝你婚后，万事如意。干杯！"他把头往后一扬，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大家也都干了。然后我发现大家都来祝贺我，像一个幸福家庭似的放声交谈起来。我的舌头被酒精烧得生痛，欢乐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结果，我父亲叫三妈陪我去买嫁妆。她是家里地位最高的太太，所有的钱财全要经过她的手。当然，她也熟悉姑娘出嫁时所需的一应物件。四妈死后，她的三个女儿出嫁时都是三妈帮着张罗的，这是我们坐小车到南京路上最大的百货商店永安公司的路上，她跟我说的。
"四妈的三个女儿，"她说，"个个都把她们母亲最坏的毛病继承下来了。喷！喷！老大小气得很，连丢一个铜子儿在讨饭碗里都不肯。老二呢，没有同情心，会把垃圾丢到讨饭碗里去。而老三呢，贪得不得了——你说她会怎么着？——她呀，连垃圾和讨饭碗都要偷。所以我没给她们买多少嫁妆。这么坏的姑娘，你说我该买吗？"
这么说来，在三妈面前，我一举一动都得小心。我记得在几位太太中，她是最妒忌我母亲的，她妒忌我母亲的头发，妒忌我母亲的地位和教养。我不想给她任何口实去告诉我父亲，说我贪心。
所以她要我挑椅子时，我挑了一把式样非常简单的椅子，而没要那种花里胡哨的雕花椅子。她要我挑一张茶桌时，我指指桌子腿最普通的一张。她点点头，走过去要店员等着帮助我们。但她没有订购我挑中的东西，她订的比我挑中的高三个档次！
我谢了她好多次。然后我觉得我们该回家了，我以为我们买了一张茶桌和一把椅子就足够了。但三妈很温和地提醒我，一个体面的太太需要些什么。"你想要什么式样的大衣橱呢？"她问。
你能想象得出我当时的感觉吗？你还记得我是怎样希望和祈求一种更好的生活吗？现在人人都对我这么好，我不再感到孤单了，我想要的全都有了。我已经别无所求了，就像那个算命女人所说的。
我和三妈逛了一整天的商店，就像游戏表演那样，那个女人根本没时间从货架上掏她所想要的东西，根本没时间作出决定——是否先看一看，是否应该买。我也是这样，只不过我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们买了多少东西，我做的未来的梦开始越来越圆满了。
那天我们还找到了一张三层的梳妆台和一口三层的大衣橱，都非常漂亮。这是我最心爱的东西：我自己挑了一张现代风格的梳妆桌，它有一面镶银边的大圆镜子，两边都有抽屉，一只长一些，一只短一些。每只抽屉前面都用桃花心木、橡木和珍珠母镶嵌起来，形状像一把打开的扇子。抽屉里还嵌着香樟木，打开来香气扑鼻。中间部分比其他部分略低一些。上面嵌一张正方形的桌面。桌子下面是一张小小的弯曲的座椅，上面罩着绿色的锦缎。我想象着自己坐在这张梳妆台前，看上去就像我母亲那样。
现在你可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为你买的家具也是这种式样的。我找了好久才找到它。所以你要明白，我买这张桌子不是用来折磨你的，那是我心爱的东西。
第二天，三妈帮我去买那些好玩的东西：收音机啦、缝纫机啦、能够自动换片的留声机啦，还有大得能把我整个人都装进去的金鱼缸啦。我和文福将会有很多方式打发我们的快乐日子。
第三天或第四天，三妈又陪我去买新娘的私人用品。真不好意思！每当她告诉我需要什么，以及为什么需要的时候，我只好笑笑。我们先去买了一个洗脸槽，这真是一件非常好的家具——绿色的大理石台面和雕花的木头柜子。三妈指给我看，下面还有专门用来放女人用的东西的小橱。我们当时用的月经带，跟尿布差不多。
随后我们又买了两只不同的澡盆，一只高高的木盆，是早上起床后用来洗身子的，还有一只小的搪瓷盆，只用来洗脚和下身。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没时间每天洗澡，只能洗身体的某个部位。三妈说，"每天晚上你都应该先洗洗下身，再和你丈夫上床，这样才会讨他喜欢。"这话是有道理的。我记得好多次我要把花生推出我俩同睡的床。但三妈又告诉我，"半夜里你还得再起来洗一次。"她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开始想到男人总是要比女人讲究一些，而女人自然要比男人脏一些。
然后三妈又叫我买了三个马桶。我见到马桶，想到我以后要和文福合用这些马桶，脸一下子就红了。马桶有木头做的盖，里面涂了红漆，还上了一层气味很浓的桐油。
第五天，三妈陪我去买了出门和居家用的东西：几个大皮箱、两只樟木箱。我们把枕头和毛毯全塞进里面。三妈简直像疯了似的，非得要我买二十条被子不可！
"当然需要这么多，"她说，"要不将来怎么让你的孩子暖和呀？"所以我就选了又好又厚的被子，全是中国制造的，四周织着精美的花纹，里面填着最好的、最贵的、弹过多次而变得竖立起来的棉花。我还为那些毯子挑了漂亮的被套，全是丝织的，没有一只棉布的，每只被套上绣的花卉图案都各不相同，没有一只重样的。
第六天，我们去买了会客和祭祖所需的一应物件：沙发和椅子、祭坛、四只凳子和一张矮圆桌。最后这件东西是用很厚很重发光的红木做的，桌腿雕成中式的兽爪形状，台板的边沿全刻上了"寿"字，桌子底下还有四张小桌子，客人多时可以拉出来。
第七天，也是最后一天，我们去买了所有的碗筷和银器。这时我在我父亲家里待的时间够长了，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一切东西都要备两套！
我买了两套，一套是请客用的，另一套是平时用的，每套共有十件。不像美国式的有盆、刀和叉。一套一般的，一套高级的，是用象牙或银做的。你能想象得出吗？是中国银器，很纯，很软，就像能用来兑钱。
店里有一张又长又大的桌子，我们就把我挑好的所有东西全放在上面。我情不自禁地围着桌子跳起舞来，我挑挑这个，又拣拣那个，好像我已经在过日子了，不用考虑钱的问题。我有许多银杯子，有盛酱油的，盛茶水的，盛酒的，还有放汤匙的银盘子。我有各种大小的茶匙，一种是用来舀肉汤的，一种是用来吃甜食的，我最喜欢喝的像是莲子汤。另外还有两种，一大一小，我还不知道能派上什么用场。为了和汤匙相配，我还买了四种不同大小的汤碗，不是银的，因为银的拿起来太烫手，但它们全是用上等的瓷器做的，还画了金边。然后我还买了两种不同大小的盘子，一种小的，另一种更小，因为三妈指出过："如果你挑的盘子太大，等于说你再也没有机会吃了。"
我挑的筷子也是最好的，全银的，每双用一条小链子串起来，这样它们就永远不会拆散，也永远不会丢失。我买完东西刚想离开，店员给我看一样小小的银制的东西，样子像一条跳起来的鱼。我一看马上就知道我要买这个，因为这小装饰品是用来放筷子的，吃饭时停一会，欣赏一下酒席，看看周围的客人，祝贺自己，说一句，我真幸运。
买嫁妆的第七天离我举行婚礼只剩下几个星期了。我心想：我真幸运啊。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想到的全是好事。我肯定我的生活已经改变了，每一刻会变得更好，我的幸福永无止境。现在我每天都祈求神仙，但只是表达我对无穷无尽的幸福的无穷无尽的感激。
想想看我在商店里，微笑着，坐在那张长桌子上，与我买的一大堆东西在一起。我想让三妈和那个在一旁看着的店员分享一下我的快乐。我拣出我的银筷子，我假装从银盘子中夹了一口，然后转向另一边，我想象着自己在说，"丈夫，你吃这个，这条鱼最好吃的部分归你吃。不，不要给我，你吃吧。"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想从各方面尊敬我的丈夫。我承认：我也想露一手——我要亲手操办几桌酒席，一次为我父亲，我现在非常尊敬他；一次为三妈，我要尊敬她为我名义上的母亲；一次为我未来的公婆，我想我肯定能学会尊敬他们；一次为我生下的头胎儿子；一次为我的老阿婶和新阿婶，因为她们让我走了；还有一次为花生，也许到我能原谅她的时候。
后来我才知道：三妈为四妈的三个女儿买的嫁妆比我的多五倍，也好五倍。我也知道了：文家人的性格不太好，我父亲一清二楚。他之所以让我嫁到文家去，是因为他说我的性格也不太好。
但是我敢肯定，他无法想象文家人究竟坏到什么程度。这七天里我挑的所有嫁妆，全都被文家吞没了，他们把这些东西作为他们出口生意的一部分，全运到美国或英国去了。
那些被子和丝绸被面呢？全被文福的姐妹或他的弟兄的妻子拿走了。另外亲戚朋友送的贺礼、镶银边的画、沉甸甸的银梳子和镜子、漂亮的英国水盆和绘画的水罐呢？统统被文福的母亲放到她自己房间的桌上了。
我的嫁妆中只有一样东西没被他们偷去——因为已经有人先下手了。正好那天有个佣人去南方照顾她那生病的母亲。文福的母亲打一开头就不喜欢那个佣人，于是马上就气冲冲地作出了结论。正当她咒骂那个偷了十双银筷子逃走的贼的时候，我正在把这些筷子往自己的小箱子衬里底下藏呢。
打那以后很多年，每当时运不利，我就取出一双筷子，把它们紧紧地握在手中。我能感到银筷躺在我掌中的分量，它是坚固的、牢不可破的，就像我的希望一样。我摇晃着银筷上的链子，它意味着成双成对的东西永远不会分离，也永远不会丢失。我用它来夹空气，夹虚无。
你能想象我是多么天真，我的天真是多么顽强吗？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着总有一天我能把那些银筷子公开拿出来，不再成为一个秘密。我一直梦想着庆贺那总有一天会到来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