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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北京找儿子——他在这儿做木匠——没找着，病了。说着又咳吐。他看着脏秽的咳吐物，恶心翻胃，硬逼着自己蹲下身，和蔼地问：你是哪儿来的，哪儿不舒服？感觉到“她”也慢慢地走回来了，站在自己身后。都问明白了，他搀着妇女一点点站起来，走到附近一家医院。替她挂号，陪她看病，对医生护士做解释，为她交药费。最后，给了这位农村妇女回老家的车费。
开会误了，人疲劳不堪，身上又脏污又难闻。“她”不远不近地和他并肩走着。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做？他问。“你为什么不再送她去火车站？为什么不替她买好票，再搀着她上火车？”“她”这样说道。他站住了：你什么意思，批评我没做到底？“我没批评你，我是问，这些事你管得过来吗？”
他一路上在萦回这个问题。他为什么没再做到底？又问：“如果那个妇女是麻风病，浑身腐烂传染，自己还会搀她吗？”这件事，他后来一次又一次在讲台上公开了出来“我根本不像人们宣传的那样完美。”但台下却为他的完美崇高热烈鼓掌。“你真是个好人啊。”有人写信这样说，那个农村妇女临别时也曾这样说。
他做了一个梦，飘飘逸逸走近来一个人，打量着他微笑。
又一个梦：脸盆中的豆芽摇头晃脑地钻出水面。
他又回到金象胡同一号，每天都得过那窄夹道儿。这位滕处长也太霸道了点，瞅这两间新盖的房，再看他背着手站在门前那份趾高气扬，真像鱼肉乡里的劣绅。但自己照例还和他打招呼，他对自己也显然比对别人客气得多，哼。
自己受了二十多年罪，生活一旦安定，这么快就发胖了。坐沙发，坐小汽车，和人们一一握手，气宇挺轩昂，可挤着过这夹道儿是不太舒服，压抑，进了家也不舒展，憋屈。和老婆不多说什么，她忙她的，他忙他的，晚上也不在一块儿睡。饭好了，她叫他一声，他便摘下眼镜揉揉眼睛，站起吃饭，饭桌上说两句家常话。
四个孩子不断地提要求，二十三岁的一个，二十一岁的一个，十九岁的一个，十七岁的一个，递减数列；男女男女，符合村俗讲的“花生”他们向他要钱、要东西、要出国。
他去年出过一次国，美国，去看亲生父亲。离别几十年，父亲见了，难免很感慨，但多少又有些生疏。问了问国内情况，问了问他的情况，问了问他早已去世的母亲，陪他在美国走了几个地方，给了他不多的一点钱。父亲早在美国又娶了妻，有了儿女。对他自然较淡。他能理解，但又很失望。他在美国言语不通，在街上走，匆匆的行人和汽车，街道和商店都是冷漠的。一个新鲜而又无情的世界；一个缤纷而又单调的世界；一个让他大开眼界又让他难以亲近的世界。他不适应这里，这里也不需要他这样的教育家。他在这里无足轻重，没人理睬，走过街道，像掉进自动电话塞币孔内的一枚硬币，像高楼大厦下一根陈旧的灯柱。这里信奉豪华的酒店，汽车，明星，亿万富翁，球场上的狂热，酒吧里的疯狂，没有人听他的道德宣讲。他真爱中国啊。
他回国了，大讲对中国的爱，大讲美国再富，给他再优越的物质条件，他还是要回到祖国生活和工作。他的爱国热情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台下的听众。都知道他巨富的父亲在美国。在热烈的掌声中，他说：我爱中国，因为我需要祖国，祖国也需要我。一句真实而又崇高的话。
国家和人民更器重他，他成了政协委员；青年人更敬仰他，给他写来无数滚烫的信，而儿女们却。他严厉了，不行，你们这些要求不行。出国要自己争取，外汇我本来就不多，给你们影响也不好，我准备把它捐了。他把几百美元捐给学校买仪器。他又向崇高近了一步。
儿女们真不争气啊，自己的条件才改善了三年，他们便一下忘了过去，只知道父亲是校长，是教育家，是知名人士，要仰仗，要依靠。爸爸是爸爸，你们是你们，你们要自己努力。孩子们撇撇嘴走了，他们不是在他身边长大的，本来就生分，自己要注意态度。教育家要耐心，但他恰恰对子女缺乏足够的耐心。教育家要善于教育一切人，但他恰恰感到教育子女之难。“子女面前无教育家”不知怎么，他想到这样一句格言。
孩子们是妻子带大的，该是听她的，他却吃惊地发现：他们开始看不起母亲了。“你懂什么？”小女儿这样对母亲说道“你什么都不懂。”大女儿的同学要来，她说：“妈，你进里屋忙乎去，待会儿我们要在外屋说话。”“我坐这儿又不碍你们事。”做母亲的正盘腿坐在床上凑着窗户亮纫针。“怎么不碍事？”“那等他来了，我再给你们腾地方也来得及啊。”女儿斜瞟了母亲一眼，轻轻哼了一声，到院门口等同学去了。
妻子不在，他把儿女叫到一起。你们是母亲千辛万苦带大的，现在她头发都白了，你们怎么能看不起自己的母亲呢？一个人如果连父母都不爱，就更不会爱别人，不爱别人只爱自己，是最没道德的。你们懂吗？
儿女们低头不语。半晌，一个说：我们没有看不起。
你们没有看不起？那好，你们以后每天回家，都要陪母亲坐一坐，和她说说话，她一个人在家里也是很寂寞的。你们理解吗？
爸爸，你为什么不和妈妈多说说话？
大四合院内，第三大矛盾是言语矛盾。言语既能败坏人名誉，也能直接干涉利益。没有比言语矛盾更复杂的了。一句话能得罪一个人，一句话能搞臭一个人，一句话能结下一辈子的冤仇。孩子打架了，两家大人出来，一句话不对，彼此便伤了和气。所以，人们公开使用语言还是慎重的，毕竟多少年住一块儿，远亲不如近邻，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暗地里嘴就很难闭住了。赵钱孙李，说长道短，总不会断的。谁家娶的媳妇刚过门就肚子大啦，谁家半夜拉来几根木料啦，谁家女婿升了官啦，谁家夫妻闹不和啦，谁家男人和别的女人胡搞啦，谁家又买了洗衣机啦，夫妻之间议论，再邻居之间议论，由近及远，便在院内形成舆论。
熊国兵第二天就将电炉摔碎在大院门口的垃圾箱旁，人们都见了，可并没有减少对他的议论。东家的舌头伸到西家窗内，西家手支着耳朵听了，又把嘴伸到北家，北家听了，又把话传到南家。最后只剩熊国兵老婆不知道。她不知道，熊国兵也便还是没事人。
初中辍学当工人，没几年“文化大革命”当了驻校工宣队。威风了几年，又回到工厂。不费什么力气，聊聊，笑笑，生活上帮点忙，就搞了个刚进厂学徒的女知青当老婆。
他的本事就一个字：油儿。
他在家坐不住。不上班了，睡醒懒觉，打着哈欠，趿拉着拖鞋，左邻右舍地聊聊，把谁家门里门外都照上一遍，看看都买了些什么吃的用的，议论议论价儿。然后溜溜达达，粮站门口，菜店门口，肉店门口，都站一站，再到里面柜台上斜着身靠靠，和营业员们闲聊。东一句西一句，有说有笑。他又高又块儿，脸庞又俊气，女人们都喜欢他。他怎么唬住老婆的？哼，瞅你那样儿，真看不上你。告诉你，喜欢我的娘们儿有的是，你要对我有丁点儿不好，立刻蹬你的蛋。我立马儿找个比你好得多的大姑娘。老婆上过高中，家庭出身又不错，可整日惟恐失去他，里里外外把他伺候得像个大爷。
他在家是个大爷。活得舒舒服服。可出了门，大爷另有套数。这不是女营业员们笑骂他了：“瞅你成天游手好闲的，真不是个好男人。”他笑笑：是不好，可有人要就行。“谁要你？你老婆瞎了眼啦。”没人要才好呢。“好什么？”削价处理给你呀。“去你的。”女的抡起一把芹菜就要抽他。他缩头举手佯装遮挡：行了，我的好大姐，我怕你还不行？“怕了咋说？”下辈子我要和你成一家，再不敢游手好闲了。众人哈哈大笑，他给他们带来了热闹。说笑够了，他挑一把芹菜，拣俩西红柿，今儿我一个人在家，随便炒个菜，这一点不值当给你们钱了。“又来白蹭。”营业员们嗔骂道，由他走了。
一上午转一圈，肉店里买几斤便宜骨头，上面肉还挺多，粮店里不花米票买出平价大米，再到西瓜摊说笑上一通，帮着卸卸瓜，又白抱回两个沙瓤大西瓜。回屋一见老婆，说话气粗了：没长眼，还不接着点？看看你老汉的本事，一分钱买回一毛钱的货来。伸着腿坐下了，摇开扇子了，骂开人了，等小圆桌上丁丁当当摆上盘，冒上热气，他吱儿吱儿地饮开酒了，一盅又一盅。花生米往嘴里一丢，干香脆；糖拌西红柿一片片送进口，凉酸甜；白酒热辣辣往下走，真来劲儿，浑身酥热舒坦。三天不喝酒，人就没了筋骨。老婆在身边忙来转去，他把着圆桌独斟独饮，真像个大爷。恣意。
老婆说着：谁家摆书摊，挣了几万了。谁在厂里混上副科长了。谁他听着不耐烦，往后摆手：他们挣钱挣去，当官当去，不稀罕，我只图活个自在。他又一举盅一仰而尽，盯着花生米盘，筷子如鸡啄，一连丢十几粒入嘴。
他好好活着，凭什么劳神？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挣钱，他会。挣大钱，他嫌累，小钱，他不是一直挣着呢。
谁有我认识人多？别的不说，就说铁路上，全国几十条线上都有我铁哥们儿。东北长春，沈阳，哈尔滨，上海，天津，武汉，重庆，西安，广州，昆明，银川，包头，呼和浩特，你说去哪儿吧？他要去，不花一分钱还坐卧铺。这不是，刚跑了一趟北戴河，背回一篓螃蟹，一倒卖，挣了六十元。自己还美滋滋地来了两只，蘸上姜末酱油醋，好好喝了一升啤酒。
这是真事，更要吹，连真带假的一样吹。哪个铁哥们儿，是给中央张部长开小车的，哪位铁哥们儿在五金厂当供销科长，哪位铁哥们儿是百货大楼的头头儿，又有哪位是公司经理，还有一位是民航售票处的负责人，再有一位在广交会工作，再再有一位是上海某商店的经理简直是朋友遍天下，关系遍全国。他靠着柜台有声有色吹上半天儿，女营业员们眼都听直了。
凡是他认识的，都是他熟悉的，而凡他熟悉的都是他的铁哥们儿。对张三讲，李四是他好朋友；对李四讲，张三又是他熊国兵的好朋友。张三、李四碰一块儿了，说起他都会摇头：我和他不太熟。真真假假，没几个人能分辨得清。你不信？他从皮鞋厂一下买回四十二双最抢手的新式样皮鞋，一倒手，挣了一百多。你不信？他托列车员从四川运来一筐橘子，三角钱一斤，到北京卖一块五。你是他铁哥们儿，他一块二卖你十斤。
你说穿他的吹牛：你那位铁哥们儿怎么说不认识你？他会说：那是他不愿告你。你再揭他的底，他也不在乎，一笑了之。他脸皮厚，没恼过。天下最有用的东西就是厚脸皮。
和他相处时间长的人不相信他，和他相处短的都相信他。相处短的人多，相信他的人也便多。就为他办事，然后又求他办事。托他买辆“永久”牌车啦，买台名牌子的缝纫机啦。他把钱都收下了，有时真替你买来了，有时东西没买来，钱也没影儿了。你一次又一次找他要，他便笑笑：等两天吧。
欠钱多了，他也觉着不是事。干脆赌一赌，一晚上捞上千八百元，就都还清了。可一下，却输了千八百。
这回大爷不大爷了，自在也不自在了。没敢和老婆说，想了想，联合两个铁哥们儿从南方往北京贩生鸡，借钱，挪公款，跑了一趟，没弄好，又赔了八千。
这下可闹好了。搁在旁人头上快上吊了，他毛是有点毛了，可还沉得住气。我没钱，你们总不能逼着我死吧？赖着。老婆回娘家，他还有心思把菜店里的相好领回家过夜，半夜又被“查”见了。他还是轮胎脸皮不大在乎。可眼前当下立着一个人，金象胡同一号院内的邻居，借了他五百元贩鸡的，现在伸手来要了。
月光下，阳台上，影影绰绰的檐影下，只立着六号的男孩子吉小瑞。他从上海回来了。一人坐火车，一人照顾奶奶来京，一人去上海出版社，代表父亲送书稿，一人东忙西跑，各种人谈话交涉。热风吹，太阳晒，他黑了，瘦了，精干了，成熟了，有社交经验了，多了各种见闻了。上海城市的繁华，黄浦江的摆渡船，南京的长江大桥，火车遇上小偷，有人走私被查住，苏州的卤豆腐干咸酸辣，德州的西瓜二十斤一个，上海女孩子的裙子漂亮他要告诉她，而她不在了。
女孩儿叫沈浩莉，到广州她舅舅家去了。从此在广州上学，再也见不到她了。自己那天晚上为什么忘了阳台上的约会呢？那天她是不是要和自己商量去不去广州呢？
抬头，月亮已经圆过又缺了，像个胖梳子歪着。倒是皎皎洁洁的，照得夜空碧蓝如洗
来北京找儿子——他在这儿做木匠——没找着，病了。说着又咳吐。他看着脏秽的咳吐物，恶心翻胃，硬逼着自己蹲下身，和蔼地问：你是哪儿来的，哪儿不舒服？感觉到“她”也慢慢地走回来了，站在自己身后。都问明白了，他搀着妇女一点点站起来，走到附近一家医院。替她挂号，陪她看病，对医生护士做解释，为她交药费。最后，给了这位农村妇女回老家的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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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路上在萦回这个问题。他为什么没再做到底？又问：“如果那个妇女是麻风病，浑身腐烂传染，自己还会搀她吗？”这件事，他后来一次又一次在讲台上公开了出来“我根本不像人们宣传的那样完美。”但台下却为他的完美崇高热烈鼓掌。“你真是个好人啊。”有人写信这样说，那个农村妇女临别时也曾这样说。
他做了一个梦，飘飘逸逸走近来一个人，打量着他微笑。
又一个梦：脸盆中的豆芽摇头晃脑地钻出水面。
他又回到金象胡同一号，每天都得过那窄夹道儿。这位滕处长也太霸道了点，瞅这两间新盖的房，再看他背着手站在门前那份趾高气扬，真像鱼肉乡里的劣绅。但自己照例还和他打招呼，他对自己也显然比对别人客气得多，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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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年出过一次国，美国，去看亲生父亲。离别几十年，父亲见了，难免很感慨，但多少又有些生疏。问了问国内情况，问了问他的情况，问了问他早已去世的母亲，陪他在美国走了几个地方，给了他不多的一点钱。父亲早在美国又娶了妻，有了儿女。对他自然较淡。他能理解，但又很失望。他在美国言语不通，在街上走，匆匆的行人和汽车，街道和商店都是冷漠的。一个新鲜而又无情的世界；一个缤纷而又单调的世界；一个让他大开眼界又让他难以亲近的世界。他不适应这里，这里也不需要他这样的教育家。他在这里无足轻重，没人理睬，走过街道，像掉进自动电话塞币孔内的一枚硬币，像高楼大厦下一根陈旧的灯柱。这里信奉豪华的酒店，汽车，明星，亿万富翁，球场上的狂热，酒吧里的疯狂，没有人听他的道德宣讲。他真爱中国啊。
他回国了，大讲对中国的爱，大讲美国再富，给他再优越的物质条件，他还是要回到祖国生活和工作。他的爱国热情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台下的听众。都知道他巨富的父亲在美国。在热烈的掌声中，他说：我爱中国，因为我需要祖国，祖国也需要我。一句真实而又崇高的话。
国家和人民更器重他，他成了政协委员；青年人更敬仰他，给他写来无数滚烫的信，而儿女们却。他严厉了，不行，你们这些要求不行。出国要自己争取，外汇我本来就不多，给你们影响也不好，我准备把它捐了。他把几百美元捐给学校买仪器。他又向崇高近了一步。
儿女们真不争气啊，自己的条件才改善了三年，他们便一下忘了过去，只知道父亲是校长，是教育家，是知名人士，要仰仗，要依靠。爸爸是爸爸，你们是你们，你们要自己努力。孩子们撇撇嘴走了，他们不是在他身边长大的，本来就生分，自己要注意态度。教育家要耐心，但他恰恰对子女缺乏足够的耐心。教育家要善于教育一切人，但他恰恰感到教育子女之难。“子女面前无教育家”不知怎么，他想到这样一句格言。
孩子们是妻子带大的，该是听她的，他却吃惊地发现：他们开始看不起母亲了。“你懂什么？”小女儿这样对母亲说道“你什么都不懂。”大女儿的同学要来，她说：“妈，你进里屋忙乎去，待会儿我们要在外屋说话。”“我坐这儿又不碍你们事。”做母亲的正盘腿坐在床上凑着窗户亮纫针。“怎么不碍事？”“那等他来了，我再给你们腾地方也来得及啊。”女儿斜瞟了母亲一眼，轻轻哼了一声，到院门口等同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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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月亮已经圆过又缺了，像个胖梳子歪着。倒是皎皎洁洁的，照得夜空碧蓝如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