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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次一次被推倒尴尬的夹层中！”
这番话是城管局的一位副局长说的，而现在并不算一个特别正式的会议，而是萧宸来到城管局，找来了局长和几位副局长，另外还有执法监督科、市容环卫管理科、占道管理科、违规处罚中心的三位科长一位主任，来召开的一个非正式会议。
城管局局长徐东培见萧宸听了好多有些“过”的话之后，也没有生气的意思，甚至有些还点头表示同意，本来担心萧宸为了抓政绩就拿城管局开刀的他胆子也略微大了起来，叹了口气，道：“咱们华夏再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大国，商品经济不发达，人民长期被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逐渐形成了‘自扫各家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孤立、忍让、善良的姓格，人们关注的是私人利益而忽略了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人们又往往支持私人利益。从现在这个社会看，就是很少有人是为了整个社会在考虑问题，大部分人都停留在小团体、小家庭的利益。所以在对待损害公共利益事情上，大抵采取不负责任的实用主义态度：于己有利就支持，有害就反对。如果发现摊贩缺斤短两，或堵住了自家门口，就拿起举报电话；小贩叫城管赶跑了，自己要多走10分钟的路去买菜，或城管没收了小贩仅有的三轮车后，人们的同情心又泛滥，开始骂城管。众所周知，摊贩摆摊设点的地方是供全社会人公用的地方，不是极少数人用以谋生、淘金的宝地，当这些公共社会资源成了极少数人发财的天堂，对全体合法市民的利益都是一种侵害。”
萧宸点了点头：“公共意识的缺失是城管执法最大的障碍，这一点我是赞成的。”
违规处罚中心的赵主任显然对此比较有研究，他带着金丝眼睛，陈恳地对萧宸道：“萧市长，我是这么看的。由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城乡差距不断地扩大。因此，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务工，造成城市流动人口增加，交通堵塞，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私搭乱建现象，使城市市容，绿化等屡屡遭到破坏，增加了城管执法的难度。大量失地农民、下岗职工，再加上一些残疾人，共同构成了我们现实社会的贫困人群。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通常没有多少文化，法制观念淡薄，时下有一个比较流行的称谓是‘弱势群体’。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够健全到位的背景下，这个群体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生存。如何在城市中立足，如何生存下去？往上，他们没有资金和能力通过正常的途径和合法的手续来进入主流的社会经济体系；往下，绝大部分人又不愿铤而走险去犯罪。剩下的途径，许多人就选择了在街头巷尾，无偿利用城市公共环境、公共设施，‘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摆摊设点’，并规避相关管理费和税费，进行零散的、低成本的商业经营活动，以养家糊口。
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这个弱势群体的确值得同情。所以在城管和摊贩发生矛盾，所有的同情和支持都单方面地给了摊贩。但这种没有管理费、税费和场地租赁费又地处繁华闹市或交通枢纽的经营方式，生意自然好做得多，极易引起大家群起效仿，那么城市就必然混乱。一边是从情理上讲不能禁，另一边是从法理上讲必须禁；一边是为了生存，一边是按职尽责。双方都很无奈地碰在一起，发生矛盾和冲突就在所难免。这就是城管和摊贩不断发生冲突的根源所在。”
萧宸再次点了点头，轻叹一声：“是啊，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姓把城管执法推到了风口浪尖。”
执法监督科的李科长也跟着举手，萧宸摆手示意他讲，他便清了清嗓子，道：“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过程，即要使城市整洁有序，又要使城市群众生活方便，需要城管对此进行统筹兼顾。而目前，法律法规赋予城管对摊贩的执法方式包括劝阻制止、罚款和暂扣物品。在实际如果你劝阻他不听，你罚款他不缴，你扣物品他不给，那么在法律的渠道里面真的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最后只能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来解决，这是城管和其他的强力执法部门最大区别。正是由于相关法律的简单化，也就造成城管队员可供执法的手段过于简单，但城管执法又必需依法办事，因此往往对违法行为采取‘运动战’、‘大兵压镇’的方式进行。如此往复，虽能短暂地解决城市问题，往往无法形成长效地管理机制，更不能从源头上予以防治，犹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而‘运动战’、‘大兵压镇’的做法又很容易给人留下粗暴执法、野蛮执法，以多欺少的印象，就容易引起群众的强烈反感。一旦发生摊贩和城管的冲突，不明真相的群众往往是站在摊贩的一边对城管群起而攻之，陷城管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客观上等于鼓动摊贩以过激的方式对抗城管。更有惟恐天下不乱之人趁机煽动扩大事态，严重损害了城管的公众形象和执法地位。”
萧宸默然，没有说话，对这话他没法反驳，当然他本来可以例举城管粗暴执法的许多事实，但是作为常务副市长，他需要的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遏制这种情况的蔓延，光是今天过来骂一顿城管局的人，这不解决问题，他根本不打算这么做，他不愿意做这样的“为民做主的好官”，这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虚伪。
其实萧宸也觉得，现行城市管理法律法规不健全是造成城管工作只能‘以暴制暴’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于国家法律的制定，萧宸自问说不上话，但这一次他却在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倘若明年下次人大自己还能有机会成为全国人大委员，就一定要对此做一个提案，无论结局如何，自己也总能问心无愧，因为自己没有白吃人民群众给的俸禄。
一位副局长则道：“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宣传问题。这个问题，一是我们的传统教育缺乏自觉维护公共利益方面的内容；二是城管执法自身的宣传工作不到位，没有很好地将宣传与曰常工作进行融合，宣传只管宣传，执法只管执法，两者脱节，同时与媒体、群众缺少沟通，存在隔阂。三是部分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谋取私利，不负责的扩大事实，断章取义，大肆渲染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致使城管的形象和口碑在国人心目中大打折扣。还有不明事理的人，趁机对城管人员进行妖魔化，激起民愤。”
萧宸对这一点倒是点了点头：“宣传教育工作的不到位，的确是增加了城管执法的阻力。这一点，我会亲自跟市委宣传部新闻中心的徐主任联系，商讨一下办法。”
其实朗柳在今年城管准备干好的三件事中，最大的亮点当数马路摊点“禁改限”。解禁路边摊不仅可以给小摊贩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也可以兼顾城市低收入群体有选择姓地享受差异化服务，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从而打造和谐、宜居城市。接下来的问题是，“禁改限”的范围到底有多大，能否满足市民的曰常需求？其中的门槛到底有多高，会否对小摊贩构成新的障碍？可以想象，只要条件允许，多数小摊贩都会乐于守法经营，毕竟，没有谁会愿意偷偷摸摸地在城市里“打游击”。如此一来，何愁文明执法的目标不能得以实现呢？
强调文明执法的过程固然重要，为小摊贩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更加重要。可资例证的是，去年年初，某地城管要求文明执法前先敬个礼，可往往没等城管靠近，小摊贩早已一哄而散。这样的结果其实不难理解——尽管满面笑容，只要是奔着夺取人家的饭碗而去，矛盾几乎在所难免。由此看来，文明执法的关键首先在于城管能否真正和小摊贩和谐相处。
萧宸心里，开始琢磨起一个构思来。
（未完待续）
就一次一次被推倒尴尬的夹层中！”
这番话是城管局的一位副局长说的，而现在并不算一个特别正式的会议，而是萧宸来到城管局，找来了局长和几位副局长，另外还有执法监督科、市容环卫管理科、占道管理科、违规处罚中心的三位科长一位主任，来召开的一个非正式会议。
城管局局长徐东培见萧宸听了好多有些“过”的话之后，也没有生气的意思，甚至有些还点头表示同意，本来担心萧宸为了抓政绩就拿城管局开刀的他胆子也略微大了起来，叹了口气，道：“咱们华夏再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大国，商品经济不发达，人民长期被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逐渐形成了‘自扫各家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孤立、忍让、善良的姓格，人们关注的是私人利益而忽略了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人们又往往支持私人利益。从现在这个社会看，就是很少有人是为了整个社会在考虑问题，大部分人都停留在小团体、小家庭的利益。所以在对待损害公共利益事情上，大抵采取不负责任的实用主义态度：于己有利就支持，有害就反对。如果发现摊贩缺斤短两，或堵住了自家门口，就拿起举报电话；小贩叫城管赶跑了，自己要多走10分钟的路去买菜，或城管没收了小贩仅有的三轮车后，人们的同情心又泛滥，开始骂城管。众所周知，摊贩摆摊设点的地方是供全社会人公用的地方，不是极少数人用以谋生、淘金的宝地，当这些公共社会资源成了极少数人发财的天堂，对全体合法市民的利益都是一种侵害。”
萧宸点了点头：“公共意识的缺失是城管执法最大的障碍，这一点我是赞成的。”
违规处罚中心的赵主任显然对此比较有研究，他带着金丝眼睛，陈恳地对萧宸道：“萧市长，我是这么看的。由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城乡差距不断地扩大。因此，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务工，造成城市流动人口增加，交通堵塞，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私搭乱建现象，使城市市容，绿化等屡屡遭到破坏，增加了城管执法的难度。大量失地农民、下岗职工，再加上一些残疾人，共同构成了我们现实社会的贫困人群。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通常没有多少文化，法制观念淡薄，时下有一个比较流行的称谓是‘弱势群体’。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够健全到位的背景下，这个群体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生存。如何在城市中立足，如何生存下去？往上，他们没有资金和能力通过正常的途径和合法的手续来进入主流的社会经济体系；往下，绝大部分人又不愿铤而走险去犯罪。剩下的途径，许多人就选择了在街头巷尾，无偿利用城市公共环境、公共设施，‘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摆摊设点’，并规避相关管理费和税费，进行零散的、低成本的商业经营活动，以养家糊口。
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这个弱势群体的确值得同情。所以在城管和摊贩发生矛盾，所有的同情和支持都单方面地给了摊贩。但这种没有管理费、税费和场地租赁费又地处繁华闹市或交通枢纽的经营方式，生意自然好做得多，极易引起大家群起效仿，那么城市就必然混乱。一边是从情理上讲不能禁，另一边是从法理上讲必须禁；一边是为了生存，一边是按职尽责。双方都很无奈地碰在一起，发生矛盾和冲突就在所难免。这就是城管和摊贩不断发生冲突的根源所在。”
萧宸再次点了点头，轻叹一声：“是啊，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姓把城管执法推到了风口浪尖。”
执法监督科的李科长也跟着举手，萧宸摆手示意他讲，他便清了清嗓子，道：“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过程，即要使城市整洁有序，又要使城市群众生活方便，需要城管对此进行统筹兼顾。而目前，法律法规赋予城管对摊贩的执法方式包括劝阻制止、罚款和暂扣物品。在实际如果你劝阻他不听，你罚款他不缴，你扣物品他不给，那么在法律的渠道里面真的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最后只能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来解决，这是城管和其他的强力执法部门最大区别。正是由于相关法律的简单化，也就造成城管队员可供执法的手段过于简单，但城管执法又必需依法办事，因此往往对违法行为采取‘运动战’、‘大兵压镇’的方式进行。如此往复，虽能短暂地解决城市问题，往往无法形成长效地管理机制，更不能从源头上予以防治，犹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而‘运动战’、‘大兵压镇’的做法又很容易给人留下粗暴执法、野蛮执法，以多欺少的印象，就容易引起群众的强烈反感。一旦发生摊贩和城管的冲突，不明真相的群众往往是站在摊贩的一边对城管群起而攻之，陷城管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客观上等于鼓动摊贩以过激的方式对抗城管。更有惟恐天下不乱之人趁机煽动扩大事态，严重损害了城管的公众形象和执法地位。”
萧宸默然，没有说话，对这话他没法反驳，当然他本来可以例举城管粗暴执法的许多事实，但是作为常务副市长，他需要的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遏制这种情况的蔓延，光是今天过来骂一顿城管局的人，这不解决问题，他根本不打算这么做，他不愿意做这样的“为民做主的好官”，这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虚伪。
其实萧宸也觉得，现行城市管理法律法规不健全是造成城管工作只能‘以暴制暴’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于国家法律的制定，萧宸自问说不上话，但这一次他却在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倘若明年下次人大自己还能有机会成为全国人大委员，就一定要对此做一个提案，无论结局如何，自己也总能问心无愧，因为自己没有白吃人民群众给的俸禄。
一位副局长则道：“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宣传问题。这个问题，一是我们的传统教育缺乏自觉维护公共利益方面的内容；二是城管执法自身的宣传工作不到位，没有很好地将宣传与曰常工作进行融合，宣传只管宣传，执法只管执法，两者脱节，同时与媒体、群众缺少沟通，存在隔阂。三是部分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谋取私利，不负责的扩大事实，断章取义，大肆渲染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致使城管的形象和口碑在国人心目中大打折扣。还有不明事理的人，趁机对城管人员进行妖魔化，激起民愤。”
萧宸对这一点倒是点了点头：“宣传教育工作的不到位，的确是增加了城管执法的阻力。这一点，我会亲自跟市委宣传部新闻中心的徐主任联系，商讨一下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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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文明执法的过程固然重要，为小摊贩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更加重要。可资例证的是，去年年初，某地城管要求文明执法前先敬个礼，可往往没等城管靠近，小摊贩早已一哄而散。这样的结果其实不难理解——尽管满面笑容，只要是奔着夺取人家的饭碗而去，矛盾几乎在所难免。由此看来，文明执法的关键首先在于城管能否真正和小摊贩和谐相处。
萧宸心里，开始琢磨起一个构思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