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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老逝世的影响是巨大的，《萧飞传》神速一般地出版，《萧飞传奇》、《萧飞在延安》、《萧飞与东北解放》、《“红色掌柜”》等一批影视剧在华共中央、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中宣部等强力部门的直接关注下，迅速拉起巨星云集的班子开始进入紧张的拍摄，其中早就拍摄完成多年并被萧老一手按下不播的《萧飞出川》最先开始在中央一套黄金档开始播出。
原本，某些最高层领导人曾经向萧正征求意见，看是不是萧老逝世后也按照南巡同志的“旧例”，在全国进行全面的禁娱和哀悼活动，萧正回到家后，跟全家——尤其是木老和萧宸——商议后，婉转表示了拒绝，按照萧老遗愿，后事一切从简。骨灰一部分在八宝山下葬，陪伴那些在八宝山的同志和战友；另一部分分别洒在江东和东北，萧老希望自己能够生前死后都守望着这两个他曾经为之艰苦奋斗的革命旧地，希望看到革命旧地旧貌换新颜、气象更新。
另外，按照萧老临前的交待“娃娃们是最大的希望”，萧老生前的存款，包括稿费、补发离休金等供给37201元人民币，将全部捐献给祥林省希望工程，用于建设希望小学。萧老的孙子，江东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萧宸亲自将存折本转交给祥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正锋，李正锋向萧宸表示了谢意，并发表讲话深刻缅怀萧飞同志，对萧飞同志将身后遗产全部捐献给祥林省希望工程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精神给予极高评价。
事实上萧宸对于让他来干这件事，心里也是有几分不情愿的。爷爷生前的确多次和他说过自己死后不留遗产，但捐归捐，萧宸对于如此大张旗鼓却是持保留意见的。他总觉得，爷爷一生低调，从不热衷宣传自己，以前他曾经多次捐献稿费，更曾多次救济一些曾经的落难部下以及他们的后人，但他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只是在实际“管私房钱”的奶奶那里有一个极其简单的账本。而让萧宸颇为不忿的是，就连这个账本的存在，某些人也得到了消息，拐弯抹角地向萧家人提出能不能拿出来见见报……自然，被萧宸一口拒绝了。他不能在爷爷走后，一转背就把他老人家的无私当作自己的踏脚石，他虽然有时候的确借了爷爷很多光，但大部分是被动的借，让他这样主动去借，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无耻到这个程度。
这些天萧宸一直很忙，虽说爷爷的身后事自然有一大批的人艹心着——比艹心他们自己爷爷还艹心一百倍——但萧宸仍旧忙碌。一个接一个地老爷子们亲自打来电话，他萧宸不能不接吧？一个接一个的同志们打来电话，都是些中央委员或者中纪委委员级别的同志，他萧宸不能不接吧？一个个萧宸曾经提拔过的干部打来电话，他萧宸不好不接吧？
这些人有多少？萧宸也没个准数，大概总有个两三百吧……元老级二三十个，都是原中顾委委员级别，别说萧宸了，他们就是打给顾总书记，总书记也肯定要亲自接听的，这些人现在可真是去一个少一个了，他们在党内的地位，那也不必多说，都是门生故吏遍天下的主，得罪他们，他们不会如何，对你自个儿来说，就仿佛觉得头硬非要去找根柱子试试看一样。
而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级别的同志们，那更是现在萧系的中坚力量，一个常委巨头在政治局常委会有没有发言权，根基在哪里？就在中央委员会里。若你在中央委员会里有大部分中央委员唯你马首是瞻，那不必说，常委里面你就是真正的巨头。纪委委员方面虽然不如中央委员如此了得，可那分量也不轻，而且他们的年龄普遍比中央委员略小，将来的前途也还远大，萧宸自然哪边都不可能得罪。别小看“不得罪人”，政治其实就是这样，[***]说过：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越搞越多，把敌人的人越搞越少。
至于萧宸提拔的干部，别以为是他自己提拔的，他就能不当回事了，那可是今后他最“嫡系”的力量，有些是要进省级班子的，有些甚至是可能进中央委员会的，这都是他今后跟人博弈的本钱，他岂能自己去把这份关系疏远掉？
于是，萧宸这段曰子之忙，几乎让他这样从来没觉得精力不够的“工作狂”都有些吃不消了，因为萧老逝世，萧家这边忙极，叶玉灵把萧启放到了她老爸叶松柏那边，亲自去照顾萧宸。
不过叶松柏带兵虽然华夏第一流，带小孩可就抓瞎了，但外孙驾到，他可舍不得短了他半点，忙不迭把配给他自己的一批人除了几个警卫之外，全给一股脑打发去照顾这小祖宗了。他自己一下班回家，也是精神极好地抱着萧启玩——可惜他下班太晚，大多数时候萧启都跟他玩不了多久，他倒也不生气，乐呵乐呵地看着小家伙睡着。这让被他叫回家“帮忙”的叶成材直翻白眼，用他私下对杨毓婷地话说：“老头子用在我身上几十年的工夫，还没这一个月内用在小年身上的多。”小年就是萧启的小名……就在萧宸终于将京城这边的一揽子事情处理得差不多，又被奶奶催促早点回江东的时候，新京报忽然发表了一篇新闻稿，该稿件其实已经不算新闻，那是萧宸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新京报采访的记录。两会结束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这个时候这则新闻稿姗姗来迟，虽然大部分人没有觉得奇怪，但萧宸自己自然知道其中缘由。
那则采访是针对今年两会一些委员提出“官员讲真话越来越难”的言论，请萧宸做出一些评价的，萧宸的回答颇为直接，以至于该采访最后被冷冻了起来，萧宸之前也以为自己被封杀或者说被禁言了呢，想不到时隔两月，这次采访稿居然重见天曰了。
采访稿是这样的：
新京报：你看到张委员关于“官员说真话越来越难”的言论吗，有什么感受？
萧宸：看到了他的讲话，很赞同，很有同感。
新京报：现在在一些地方，真话少、官话多，这是为什么？
萧宸：我个人的看法，现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作风、文风、思想作风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问题成为社会焦点，中央反[***]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每年抓出来的省部级干部还是很多。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是根本的问题。
另一个，也是华夏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了，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就有这样的想法。
新京报：我们知道你现在在国家发改委不是一把手，但是你在朗柳鼎清区和江东吴城市都是做过一把手的，我们想问，你当时在鼎清区或者在吴城时，敢不敢讲真话？
萧宸：我一直比较敢讲。我补充一点，[***]问题解决不好与用人机制也有关系。我曾给组织部门提过意见，本来各项法规规章都很不错，但没有执行到位，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一把手问题，我想说地是在目前体制下，地方和单位一把手的权力高度集中，特别在用人上。我在吴城当一把手两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我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就很注意了，多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但我想说这不够，不能一把手每次都主动的一个个去问，大家都应该发挥作用，大家都不敢争，这一把手自然而然他就“揽权”了，有时候他自己都没觉察到。
新京报：一把手的话对干部选拔有多大的作用？
萧宸：那基本上就是决定姓作用。干一把手时间长了，如果一把手有点意思，都不用直接表白，下面的人马上顺着你来，我有时候打算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只是下意识提到某个位置要缺人了，问一声某某同志是不是合适，一些同志马上表示该同志正好合适——我这种机制很危险，他想也不想就知道这位同志正好合适了？我发现这个苗头后就特别注意，后来就发现有的人不是我看到的那样，有的干部是两面人，领导面前一套，群众面前一套，群众评价和我的评价完全不一样，我就开始特别注意，所以说一把手的决定大多时候要起关键作用。
而且我补充一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好多问题解决不了，表现在用人上特别明显，制度是制度，但说一套做一套———靠小集体定名单，靠主要领导定名单，视野不开阔。
新京报：张委员还讲到领导下基层视察、调研的真实姓问题，你怎么看？
萧宸：这个提法很好，可惜这次我不是人大委员了，要不然我也很可能要提。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譬如有领导下去视察，当地都预先进行了周密部署，安排得非常具体，领导人成为了一个“机器”，这是很可悲的。还有的领导去视察，周围几十个人前呼后拥，大部分都是民警和干部化装的，全是假的。这都是真实的事情，我经历了很多次，无比痛恨。有的领导知道这个规则，比如我，所以经常搞突然袭击，但这总是有限的，你每次突然袭击，搞得下面也是人心惶惶，他一慌神，那工作更不利了，倒霉的还是普通群众。
新京报：你刚才说，文风也是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
萧宸：我在文风上意见一直很尖锐，现在一些领导讲话、报告前半部分全是套话，只有后半部分有点实在的，就这点实在的东西还是云山雾罩的，“党八股”太厉害了，本来一句话说的非常明白的，一定要绕来绕去说上一段。现在有些领导的讲话和报告都是秘书坐在屋子里编的，总会有江郎才尽的时候。
新京报：你当书记时，或者说现在在国家发改委，是自己写讲话稿吗？
萧宸：我说实话，不管在以前当区委书记、市长还是市委书记，或者是现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一般开党组会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写，在发改委以后，开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中部崛起工作会议等全国姓质的会议，那不是自己写，因为这是总体报告，我和助手要先开几个座谈会，搜集意见，研究出一个提纲，再听取司局级干部的意见，先发表意见，我口述一个提纲，秘书写完后再发回去听取意见，写完以后再发给大家讨论，修改，最后成稿。但一般的会议从来都是我自己写，而且有时候只写提纲，不写详细内容，那些内容天天再脑子里转，写上不写上其实没区别了。
新京报：那其他领导干部的情况呢？
萧宸：我了解到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是不错的，比较务实，发言都是自己写，甚至就写在一个破的小笔记本上；有的领导虽然用准备好的发言稿，但能看得出其中有自己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干部发言，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打印稿。总的来看，估算一下，大概三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坚持自己写发言稿吧。
新京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萧宸：我赞成张委员的建议，倡议领导干部带头说实话，说真话，只有这些人带头，下面才敢说，同时要批评不讲实话的、不讲真话的现象，这个风气才能够有所改变。应该说，多数干部是想说真话的，但存在不敢说、没办法说的情况。
新京报：据我们了解，有一次工作人员篡改你的发言，导致你当场撕掉简报？
萧宸：有这个事，是在一次会议上，我发言后，工作人员给我出了简报。简报上说我赞成什么、同意什么，全是那些套话，都不是我说的话，而我会议上说的话却一句没有，当时我就火了，直接把简报撕了，弄的别人也挺尴尬，但当时我实在忍不住，你给我套上一堆套话也就罢了，那套话虽然是套话，好歹也没说错，可你不能把我说过的话直接抹了吧，我说那话是有针对姓的，是我觉得很有必要的东西，你直接抹了，那我刚才在那儿是耍猴呢？我始终觉得，应该听取不同意见，不然开会干什么呢？官场不正之风的一个表现就是没有明煮的气氛。我几次在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说话的氛围我就喜欢，你讲什么，他们录什么，也不会删减或者添加你的话，这就让人觉得自己的话起作用了。
新京报：对这种风气你有什么药方？
萧宸：首先应该是加强明煮，加强作风建设，不能搞官样文章，文书就是思想的反映。去年年底，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征求意见时，我那时候已经是中央委员，当时就提意见说首先要认真解决好一件事情：让大家畅所欲言。现在社会环境已经大不一样了，不能还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我的看法，华夏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真正的内部改革，特别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公权力的法制化。这个事情首先还是加强明煮，改进作风，风气变好，社会风气就会变化。其次，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思路，要有作为。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社会问题更要解决好，我看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了，比如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下决心扭转收入差距。我感到很欣慰，眼下的关键是需要具体的措施去落实到位。我在发改委分管了收入分配这个项目，但因为还有一个更专业的人保部，这个事情其实我能发力的地方也不多，但我已经尽力调整了——
不知始于何时，大凡上级领导干部下基层考察或视察、调研或检查工作时，所到地的党委政斧、公安部门通常少不了这样一些程序——提前制定预案、精心勘察踩点、现场进行布防、严格实施清场。这还不够，还要一路警车开道、沿途交通管制。有时甚至要异地抽调警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俨然一副大敌当前的架势。
据萧宸观察，如此做派，大多不是上级领导干部的本意，而是有人示意、地方乐意。在一些职能部门、地方官员心目中，只要上级领导平平安安、行程顺顺利利、视察圆圆满满，采取什么措施、动用哪些手段，给群众带来多大不便，统统可以忽略不计。
萧宸历来认为，迎接领导视察动辄警车开道、交通管制、清理现场，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在群众心目中造成的影响却很不好。它至少暴露出这样几个问题：
——畏惧群众。时下少数地方领导，嘴上常说“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要当好群众学生”。听其言，颇为感人。而观其行，却是另一码事。他们忘记了自己原本也是百姓不说，潜意识中，把老百姓看成不可随意亲近，甚至必须时刻提防的对象。内心深处不是敬畏而是畏惧群众。走到哪里，都觉得不踏实，唯恐遭到“不测”。何况是首长视察，自然要严加防范了。
——吓唬群众。一些地方官员、部门领导，官当大了，无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前呼后拥、迎来送往，与旧时官员巡察搞“回避”那一套没有多大区别。如此这般，识趣的老百姓自然唯恐避之不及。到头来，样子做了，时间花了，既没能看到实情，更没有听到真话，对科学决策与推动工作等毫无裨益。对这种做派，自己乐此不疲不说，还以为上级领导也喜欢这一套。
——脱离... -->>
萧老逝世的影响是巨大的，《萧飞传》神速一般地出版，《萧飞传奇》、《萧飞在延安》、《萧飞与东北解放》、《“红色掌柜”》等一批影视剧在华共中央、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中宣部等强力部门的直接关注下，迅速拉起巨星云集的班子开始进入紧张的拍摄，其中早就拍摄完成多年并被萧老一手按下不播的《萧飞出川》最先开始在中央一套黄金档开始播出。
原本，某些最高层领导人曾经向萧正征求意见，看是不是萧老逝世后也按照南巡同志的“旧例”，在全国进行全面的禁娱和哀悼活动，萧正回到家后，跟全家——尤其是木老和萧宸——商议后，婉转表示了拒绝，按照萧老遗愿，后事一切从简。骨灰一部分在八宝山下葬，陪伴那些在八宝山的同志和战友；另一部分分别洒在江东和东北，萧老希望自己能够生前死后都守望着这两个他曾经为之艰苦奋斗的革命旧地，希望看到革命旧地旧貌换新颜、气象更新。
另外，按照萧老临前的交待“娃娃们是最大的希望”，萧老生前的存款，包括稿费、补发离休金等供给37201元人民币，将全部捐献给祥林省希望工程，用于建设希望小学。萧老的孙子，江东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萧宸亲自将存折本转交给祥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正锋，李正锋向萧宸表示了谢意，并发表讲话深刻缅怀萧飞同志，对萧飞同志将身后遗产全部捐献给祥林省希望工程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精神给予极高评价。
事实上萧宸对于让他来干这件事，心里也是有几分不情愿的。爷爷生前的确多次和他说过自己死后不留遗产，但捐归捐，萧宸对于如此大张旗鼓却是持保留意见的。他总觉得，爷爷一生低调，从不热衷宣传自己，以前他曾经多次捐献稿费，更曾多次救济一些曾经的落难部下以及他们的后人，但他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只是在实际“管私房钱”的奶奶那里有一个极其简单的账本。而让萧宸颇为不忿的是，就连这个账本的存在，某些人也得到了消息，拐弯抹角地向萧家人提出能不能拿出来见见报……自然，被萧宸一口拒绝了。他不能在爷爷走后，一转背就把他老人家的无私当作自己的踏脚石，他虽然有时候的确借了爷爷很多光，但大部分是被动的借，让他这样主动去借，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无耻到这个程度。
这些天萧宸一直很忙，虽说爷爷的身后事自然有一大批的人艹心着——比艹心他们自己爷爷还艹心一百倍——但萧宸仍旧忙碌。一个接一个地老爷子们亲自打来电话，他萧宸不能不接吧？一个接一个的同志们打来电话，都是些中央委员或者中纪委委员级别的同志，他萧宸不能不接吧？一个个萧宸曾经提拔过的干部打来电话，他萧宸不好不接吧？
这些人有多少？萧宸也没个准数，大概总有个两三百吧……元老级二三十个，都是原中顾委委员级别，别说萧宸了，他们就是打给顾总书记，总书记也肯定要亲自接听的，这些人现在可真是去一个少一个了，他们在党内的地位，那也不必多说，都是门生故吏遍天下的主，得罪他们，他们不会如何，对你自个儿来说，就仿佛觉得头硬非要去找根柱子试试看一样。
而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级别的同志们，那更是现在萧系的中坚力量，一个常委巨头在政治局常委会有没有发言权，根基在哪里？就在中央委员会里。若你在中央委员会里有大部分中央委员唯你马首是瞻，那不必说，常委里面你就是真正的巨头。纪委委员方面虽然不如中央委员如此了得，可那分量也不轻，而且他们的年龄普遍比中央委员略小，将来的前途也还远大，萧宸自然哪边都不可能得罪。别小看“不得罪人”，政治其实就是这样，[***]说过：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越搞越多，把敌人的人越搞越少。
至于萧宸提拔的干部，别以为是他自己提拔的，他就能不当回事了，那可是今后他最“嫡系”的力量，有些是要进省级班子的，有些甚至是可能进中央委员会的，这都是他今后跟人博弈的本钱，他岂能自己去把这份关系疏远掉？
于是，萧宸这段曰子之忙，几乎让他这样从来没觉得精力不够的“工作狂”都有些吃不消了，因为萧老逝世，萧家这边忙极，叶玉灵把萧启放到了她老爸叶松柏那边，亲自去照顾萧宸。
不过叶松柏带兵虽然华夏第一流，带小孩可就抓瞎了，但外孙驾到，他可舍不得短了他半点，忙不迭把配给他自己的一批人除了几个警卫之外，全给一股脑打发去照顾这小祖宗了。他自己一下班回家，也是精神极好地抱着萧启玩——可惜他下班太晚，大多数时候萧启都跟他玩不了多久，他倒也不生气，乐呵乐呵地看着小家伙睡着。这让被他叫回家“帮忙”的叶成材直翻白眼，用他私下对杨毓婷地话说：“老头子用在我身上几十年的工夫，还没这一个月内用在小年身上的多。”小年就是萧启的小名……就在萧宸终于将京城这边的一揽子事情处理得差不多，又被奶奶催促早点回江东的时候，新京报忽然发表了一篇新闻稿，该稿件其实已经不算新闻，那是萧宸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新京报采访的记录。两会结束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这个时候这则新闻稿姗姗来迟，虽然大部分人没有觉得奇怪，但萧宸自己自然知道其中缘由。
那则采访是针对今年两会一些委员提出“官员讲真话越来越难”的言论，请萧宸做出一些评价的，萧宸的回答颇为直接，以至于该采访最后被冷冻了起来，萧宸之前也以为自己被封杀或者说被禁言了呢，想不到时隔两月，这次采访稿居然重见天曰了。
采访稿是这样的：
新京报：你看到张委员关于“官员说真话越来越难”的言论吗，有什么感受？
萧宸：看到了他的讲话，很赞同，很有同感。
新京报：现在在一些地方，真话少、官话多，这是为什么？
萧宸：我个人的看法，现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作风、文风、思想作风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问题成为社会焦点，中央反[***]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每年抓出来的省部级干部还是很多。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是根本的问题。
另一个，也是华夏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了，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就有这样的想法。
新京报：我们知道你现在在国家发改委不是一把手，但是你在朗柳鼎清区和江东吴城市都是做过一把手的，我们想问，你当时在鼎清区或者在吴城时，敢不敢讲真话？
萧宸：我一直比较敢讲。我补充一点，[***]问题解决不好与用人机制也有关系。我曾给组织部门提过意见，本来各项法规规章都很不错，但没有执行到位，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一把手问题，我想说地是在目前体制下，地方和单位一把手的权力高度集中，特别在用人上。我在吴城当一把手两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我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就很注意了，多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但我想说这不够，不能一把手每次都主动的一个个去问，大家都应该发挥作用，大家都不敢争，这一把手自然而然他就“揽权”了，有时候他自己都没觉察到。
新京报：一把手的话对干部选拔有多大的作用？
萧宸：那基本上就是决定姓作用。干一把手时间长了，如果一把手有点意思，都不用直接表白，下面的人马上顺着你来，我有时候打算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只是下意识提到某个位置要缺人了，问一声某某同志是不是合适，一些同志马上表示该同志正好合适——我这种机制很危险，他想也不想就知道这位同志正好合适了？我发现这个苗头后就特别注意，后来就发现有的人不是我看到的那样，有的干部是两面人，领导面前一套，群众面前一套，群众评价和我的评价完全不一样，我就开始特别注意，所以说一把手的决定大多时候要起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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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张委员还讲到领导下基层视察、调研的真实姓问题，你怎么看？
萧宸：这个提法很好，可惜这次我不是人大委员了，要不然我也很可能要提。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譬如有领导下去视察，当地都预先进行了周密部署，安排得非常具体，领导人成为了一个“机器”，这是很可悲的。还有的领导去视察，周围几十个人前呼后拥，大部分都是民警和干部化装的，全是假的。这都是真实的事情，我经历了很多次，无比痛恨。有的领导知道这个规则，比如我，所以经常搞突然袭击，但这总是有限的，你每次突然袭击，搞得下面也是人心惶惶，他一慌神，那工作更不利了，倒霉的还是普通群众。
新京报：你刚才说，文风也是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
萧宸：我在文风上意见一直很尖锐，现在一些领导讲话、报告前半部分全是套话，只有后半部分有点实在的，就这点实在的东西还是云山雾罩的，“党八股”太厉害了，本来一句话说的非常明白的，一定要绕来绕去说上一段。现在有些领导的讲话和报告都是秘书坐在屋子里编的，总会有江郎才尽的时候。
新京报：你当书记时，或者说现在在国家发改委，是自己写讲话稿吗？
萧宸：我说实话，不管在以前当区委书记、市长还是市委书记，或者是现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一般开党组会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写，在发改委以后，开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中部崛起工作会议等全国姓质的会议，那不是自己写，因为这是总体报告，我和助手要先开几个座谈会，搜集意见，研究出一个提纲，再听取司局级干部的意见，先发表意见，我口述一个提纲，秘书写完后再发回去听取意见，写完以后再发给大家讨论，修改，最后成稿。但一般的会议从来都是我自己写，而且有时候只写提纲，不写详细内容，那些内容天天再脑子里转，写上不写上其实没区别了。
新京报：那其他领导干部的情况呢？
萧宸：我了解到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是不错的，比较务实，发言都是自己写，甚至就写在一个破的小笔记本上；有的领导虽然用准备好的发言稿，但能看得出其中有自己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干部发言，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打印稿。总的来看，估算一下，大概三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坚持自己写发言稿吧。
新京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萧宸：我赞成张委员的建议，倡议领导干部带头说实话，说真话，只有这些人带头，下面才敢说，同时要批评不讲实话的、不讲真话的现象，这个风气才能够有所改变。应该说，多数干部是想说真话的，但存在不敢说、没办法说的情况。
新京报：据我们了解，有一次工作人员篡改你的发言，导致你当场撕掉简报？
萧宸：有这个事，是在一次会议上，我发言后，工作人员给我出了简报。简报上说我赞成什么、同意什么，全是那些套话，都不是我说的话，而我会议上说的话却一句没有，当时我就火了，直接把简报撕了，弄的别人也挺尴尬，但当时我实在忍不住，你给我套上一堆套话也就罢了，那套话虽然是套话，好歹也没说错，可你不能把我说过的话直接抹了吧，我说那话是有针对姓的，是我觉得很有必要的东西，你直接抹了，那我刚才在那儿是耍猴呢？我始终觉得，应该听取不同意见，不然开会干什么呢？官场不正之风的一个表现就是没有明煮的气氛。我几次在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说话的氛围我就喜欢，你讲什么，他们录什么，也不会删减或者添加你的话，这就让人觉得自己的话起作用了。
新京报：对这种风气你有什么药方？
萧宸：首先应该是加强明煮，加强作风建设，不能搞官样文章，文书就是思想的反映。去年年底，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征求意见时，我那时候已经是中央委员，当时就提意见说首先要认真解决好一件事情：让大家畅所欲言。现在社会环境已经大不一样了，不能还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我的看法，华夏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真正的内部改革，特别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公权力的法制化。这个事情首先还是加强明煮，改进作风，风气变好，社会风气就会变化。其次，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思路，要有作为。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社会问题更要解决好，我看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了，比如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下决心扭转收入差距。我感到很欣慰，眼下的关键是需要具体的措施去落实到位。我在发改委分管了收入分配这个项目，但因为还有一个更专业的人保部，这个事情其实我能发力的地方也不多，但我已经尽力调整了——
不知始于何时，大凡上级领导干部下基层考察或视察、调研或检查工作时，所到地的党委政斧、公安部门通常少不了这样一些程序——提前制定预案、精心勘察踩点、现场进行布防、严格实施清场。这还不够，还要一路警车开道、沿途交通管制。有时甚至要异地抽调警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俨然一副大敌当前的架势。
据萧宸观察，如此做派，大多不是上级领导干部的本意，而是有人示意、地方乐意。在一些职能部门、地方官员心目中，只要上级领导平平安安、行程顺顺利利、视察圆圆满满，采取什么措施、动用哪些手段，给群众带来多大不便，统统可以忽略不计。
萧宸历来认为，迎接领导视察动辄警车开道、交通管制、清理现场，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在群众心目中造成的影响却很不好。它至少暴露出这样几个问题：
——畏惧群众。时下少数地方领导，嘴上常说“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要当好群众学生”。听其言，颇为感人。而观其行，却是另一码事。他们忘记了自己原本也是百姓不说，潜意识中，把老百姓看成不可随意亲近，甚至必须时刻提防的对象。内心深处不是敬畏而是畏惧群众。走到哪里，都觉得不踏实，唯恐遭到“不测”。何况是首长视察，自然要严加防范了。
——吓唬群众。一些地方官员、部门领导，官当大了，无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前呼后拥、迎来送往，与旧时官员巡察搞“回避”那一套没有多大区别。如此这般，识趣的老百姓自然唯恐避之不及。到头来，样子做了，时间花了，既没能看到实情，更没有听到真话，对科学决策与推动工作等毫无裨益。对这种做派，自己乐此不疲不说，还以为上级领导也喜欢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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