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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到第十四任皇帝即位的年龄分别是：刘旦，18岁；刘肇，10岁；刘隆，3个月；刘枯，13岁；刘娜，8个月；刘保，11岁；刘炳，2岁；刘港，8岁；刘志，15岁；刘宏，13岁；刘辩，17岁；刘协，9岁。按照现代法律的观点来看，18岁以下的公民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人”即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东汉一朝，居然”％的皇帝都是这样无法主宰自己言行的皇帝，有的甚至只能在奶娘的怀里吃奶——除了吃奶，什么也干不了，能要求一个仅仅3个月或8个月的婴孩独立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吗？于是，外戚与宦官专政便开始交替进行。外戚当权的先后有窦氏、邓氏、梁氏，分别形成盘根错节的政客集团。这自然引起士大夫的不满，大臣杜根曾要求邓太后归政于皇帝。杜报当然是出于耿耿忠心，但他的“忠”显然也很荒谬：婴儿能够运用权力吗？而杜根的下场也颇为惨烈：邓太后下令将他装到布袋里，当场乱棒打死。传奇式的，社根居然还剩一口气，他假装死亡，培卧3天，眼中都生出虫蛆，才骗走监视的人，得以逃生。外威的辉焊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出现了更为可怕的宦官集团。某一外戚势力达到顶峰时，宦官便发动攻击，结果是外戚被整族戮灭。这样的场是像单调的循环数一样不断地重演着。
婴儿治国，婴儿是没有罪过的。老人治国，老人却会干无数的荒唐地中国历史上，治国的老人虽不如婴儿多，却也不乏其人，如清代的乾隆帝弘历，掌权一直到80多岁。年轻时代，乾隆确有不少文治武功，可是到了自封为“十全老人”的时候，他就成为不可雕的朽木，将国耐搞得一塌糊涂。
燕园据说曾是和神的私家花园。和神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却能将“十全老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神加速了全国官僚机构腐化的过程，当时文官从建设工程和司法冤狱中发财，武官则从士兵粮响甚至军火行动中直接抢劫百姓而发财。发财最多的当然是和冲了，他在乾隆末期当权20年，敛私产九亿两，足足等j‘全国国库12年的总收入。老朽的弘历，对这样骇人听闻的贪污却眸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他是想把财富留给儿子，所以他死后，嘉庆处死和神，清罚其财产，有“倒了和神，他了嘉庆”之说。
文字狱就更可怕了。老人的心理是阴暗的，多疑的，尤其是大权在握的老人。他的思维已经停滞，不可能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他的心灵已经枯涸，不可能拥有任何温暖的感情。可以设想，整日与一大群小太监为伍的八旬老人，缩在阴森森的大殿的尽头，日子长了，不成为偏执狂才怪呢。看到年轻貌美的嫔妃，却再无当年风流快活的功能，同样令老人焦心如焚。于是，弘历大兴文字狱了，他晚年所兴的文字狱是他在位前40年的几倍。弘历的变态心理，从他对沈德潜的态度上就可看出。沈德潜是当时的大诗人，乾隆还是皇子时就很欣赏他的诗作，即位后不久，他不断提拔沈德潜，待其极为优厚，多次赐诗、唱和，如“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我命德潜来，岂直道引年。沈冈表轩罢，白驹来贲然。即此至性纯，令我愈以传”将这段君臣的诗文之交写得颇为感人。乾隆的诗稿12本，均由沈改定，甚至不少由沈代作，后编成清高宗御制诗初集。乾隆因此赐诗：“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近稿经商催，相知见始终”然后，‘在谊”并未善始善终。晚年乾隆发现沈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咏黑牡丹诗，又听说沈好像透露过替皇上代笔的秘密，终于大发雷霆。是时，沈早已去世，弘历犹不解恨，大骂其“卑污无耻，尤为法辱晋绅”命令开棺戮尸、夺其溢号、撤出贤良调。仆其墓碑。这样的举动，难道是心理健全的人的所作所为么？可见，老人治国比婴儿治国更加可怕，破坏力也更加巨大。老人时不时会有疯狂举措，而婴儿却不能主动干坏事。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都已成为历史，不然的话，作为古老帝国的国民，每天起床都得摸摸颈项，证实脑袋是否真的没有搬家。然而，即使是历史，阅读时也令我心凉胆颤。
六月四日的随想
——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年
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煌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咋呼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核核、分发、邮寄，他—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周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晶更能切中时弊。而50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油，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贸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1921年7月23日，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优惧？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露宿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清理之中。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今何健，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30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努里”（博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至11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共图颠踏国民党青，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我认为，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颇司：“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同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同，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博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好的文集之一。1939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别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7“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枯阴阳入互用例表。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评定陈氏一系列语言文字方面著作的学术价值，但直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绝非偶然。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飒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20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伯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后两句是牢骚，当不得真；前两句则是心里话，令他的朋友们汗颜。
作为一名享受着文科学长盗来的火种的后辈学子，我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1997年6月4日，陈独秀逝世55周年（5月27日）后一周——写下我的纪念文字，也写下我对民主和光明的敬意。
任到第十四任皇帝即位的年龄分别是：刘旦，18岁；刘肇，10岁；刘隆，3个月；刘枯，13岁；刘娜，8个月；刘保，11岁；刘炳，2岁；刘港，8岁；刘志，15岁；刘宏，13岁；刘辩，17岁；刘协，9岁。按照现代法律的观点来看，18岁以下的公民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人”即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东汉一朝，居然”％的皇帝都是这样无法主宰自己言行的皇帝，有的甚至只能在奶娘的怀里吃奶——除了吃奶，什么也干不了，能要求一个仅仅3个月或8个月的婴孩独立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吗？于是，外戚与宦官专政便开始交替进行。外戚当权的先后有窦氏、邓氏、梁氏，分别形成盘根错节的政客集团。这自然引起士大夫的不满，大臣杜根曾要求邓太后归政于皇帝。杜报当然是出于耿耿忠心，但他的“忠”显然也很荒谬：婴儿能够运用权力吗？而杜根的下场也颇为惨烈：邓太后下令将他装到布袋里，当场乱棒打死。传奇式的，社根居然还剩一口气，他假装死亡，培卧3天，眼中都生出虫蛆，才骗走监视的人，得以逃生。外威的辉焊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出现了更为可怕的宦官集团。某一外戚势力达到顶峰时，宦官便发动攻击，结果是外戚被整族戮灭。这样的场是像单调的循环数一样不断地重演着。
婴儿治国，婴儿是没有罪过的。老人治国，老人却会干无数的荒唐地中国历史上，治国的老人虽不如婴儿多，却也不乏其人，如清代的乾隆帝弘历，掌权一直到80多岁。年轻时代，乾隆确有不少文治武功，可是到了自封为“十全老人”的时候，他就成为不可雕的朽木，将国耐搞得一塌糊涂。
燕园据说曾是和神的私家花园。和神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却能将“十全老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神加速了全国官僚机构腐化的过程，当时文官从建设工程和司法冤狱中发财，武官则从士兵粮响甚至军火行动中直接抢劫百姓而发财。发财最多的当然是和冲了，他在乾隆末期当权20年，敛私产九亿两，足足等j‘全国国库12年的总收入。老朽的弘历，对这样骇人听闻的贪污却眸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他是想把财富留给儿子，所以他死后，嘉庆处死和神，清罚其财产，有“倒了和神，他了嘉庆”之说。
文字狱就更可怕了。老人的心理是阴暗的，多疑的，尤其是大权在握的老人。他的思维已经停滞，不可能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他的心灵已经枯涸，不可能拥有任何温暖的感情。可以设想，整日与一大群小太监为伍的八旬老人，缩在阴森森的大殿的尽头，日子长了，不成为偏执狂才怪呢。看到年轻貌美的嫔妃，却再无当年风流快活的功能，同样令老人焦心如焚。于是，弘历大兴文字狱了，他晚年所兴的文字狱是他在位前40年的几倍。弘历的变态心理，从他对沈德潜的态度上就可看出。沈德潜是当时的大诗人，乾隆还是皇子时就很欣赏他的诗作，即位后不久，他不断提拔沈德潜，待其极为优厚，多次赐诗、唱和，如“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我命德潜来，岂直道引年。沈冈表轩罢，白驹来贲然。即此至性纯，令我愈以传”将这段君臣的诗文之交写得颇为感人。乾隆的诗稿12本，均由沈改定，甚至不少由沈代作，后编成清高宗御制诗初集。乾隆因此赐诗：“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近稿经商催，相知见始终”然后，‘在谊”并未善始善终。晚年乾隆发现沈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咏黑牡丹诗，又听说沈好像透露过替皇上代笔的秘密，终于大发雷霆。是时，沈早已去世，弘历犹不解恨，大骂其“卑污无耻，尤为法辱晋绅”命令开棺戮尸、夺其溢号、撤出贤良调。仆其墓碑。这样的举动，难道是心理健全的人的所作所为么？可见，老人治国比婴儿治国更加可怕，破坏力也更加巨大。老人时不时会有疯狂举措，而婴儿却不能主动干坏事。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都已成为历史，不然的话，作为古老帝国的国民，每天起床都得摸摸颈项，证实脑袋是否真的没有搬家。然而，即使是历史，阅读时也令我心凉胆颤。
六月四日的随想
——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年
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煌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咋呼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核核、分发、邮寄，他—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周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晶更能切中时弊。而50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油，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贸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1921年7月23日，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优惧？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露宿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清理之中。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今何健，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30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努里”（博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至11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共图颠踏国民党青，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我认为，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颇司：“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同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同，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博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好的文集之一。1939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别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7“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枯阴阳入互用例表。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评定陈氏一系列语言文字方面著作的学术价值，但直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绝非偶然。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飒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20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伯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后两句是牢骚，当不得真；前两句则是心里话，令他的朋友们汗颜。
作为一名享受着文科学长盗来的火种的后辈学子，我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1997年6月4日，陈独秀逝世55周年（5月27日）后一周——写下我的纪念文字，也写下我对民主和光明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