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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皇帝不就是担心军队劳师远征,靡饷耗粮么?那么好,赵充国他们就自己在当地种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总之不花后方一点一滴的军费与粮食同时汉军常驻肥饶之地,避其锋芒,以逸待劳,而将那些失去辎重的先零羌人压迫于贫瘠山区之中,对其进行经济封锁,逼他们最后走投无路不得不出来投降。此兵法所谓“以饱待饥”也。
另外解释一下,赵充国之所以要把骑兵撤回去,那是因为马这种高级牲畜太能吃了,特别是汉军养的不吃草只吃小米的优良战马粟马,它一个月吃的粮食,够人吃一整年。
老会计赵充国推算过一笔账:马匹日食粟二斗,一月须食六斛180公斤。且步兵二十五人中,又须有二人为骑士管理鞍装。可见骑兵耗费之巨大。据这个计算方法,如果罢去骑兵,汉军月用粮谷可由近二十万斛减少到两万七千余斛,即一年就可节省了几千万公斤军粮,这可是天文数字!
我们常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百万之众,无食不可一日支。”意用兵制胜,当以粮为先。如今赵充国的屯田之法,罢去骑兵,而由万屯卒开垦羌人故田及公田干余顷,每人得分田二十亩,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这正是解决军队后勤补给问题的终极大绝招,后世兵家对其都“推崇备至”。
然而,事与愿违,关键时刻,皇帝下令进兵的诏书到了。
赵充国看完圣旨,二话不说,开始起草书,欲反对进兵。这个九头牛也拉不住的犟老头,他准备再次抗诏了。
一个臣子,却成天抗旨,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常态,搞不好就得掉脑袋的,前朝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太多太多了,哪一个不是“前车之鉴”?谁又能保证自己重蹈覆辙一定不会车毁人亡?可赵充国不怕,他一个时日无多的糟老头,难道还会怕死么?
老子不怕,但儿子怕。赵充国的儿子赵卬,以中郎将领军出征,正是“阵父子兵”,岂能让老爹身处危险而不思挽救?不过赵充国向来教子严厉,赵卬从小对父亲十分敬畏,所以不敢当面去说,于是悄悄跑到赵充国幕府中找到“营军司马”掌军纪之官,要他去当中间人帮自己游说赵充国说:“诚令兵出,丧军亡将而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然其不过利与弊而已,无损大碍,又何足争?一旦不合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
所谓绣衣使者,乃孝武皇帝时自创,大概就相当于明朝时候的锦衣卫吧!知道孝武皇帝时太子刘据是怎么死的么?他就是被绣衣使者江充搞死的。赵充国他在皇帝面前再得宠,还能超过当年的皇太子刘据么?
赵充国听了这话,不但还不害怕,反而一声长叹道:“汝安得出此不忠之言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今若出兵,相持日久,四夷卒有动摇,虽有智者,无以为计,岂独羌戎一处,为足忧哉?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
还是那句话,赵充国坚决不打无把握之仗。兵法有云:“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战不必胜,不苟接刃也攻不必取,不苟劳众也。故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后以威德之并行,则可不战而自破也!”况且汉朝并非只有西羌一个敌人,匈奴那是死敌自不必说,还有反复无常的乌桓、氐族,个个也都不是善茬。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汉朝若贸然发动决战,难保不会把局部战役发展成全面战争,那样可就“得不偿失”了。
于是赵充国再次了一道奏书,向“明主”刘病已进忠言,阐明自己的屯田战略,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和详细账目表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赵充国果然是搞过多年财务工作的,不仅仗打的有水平,账也算的十分精细,同时还精通各种农业、水利、交通、边防等工程的规划与营筑。
刘病已看了赵充国的屯田制羌疏,觉得似乎有道理,但他是皇帝,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太多,一时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又下了一道诏书,询问赵充国道:“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孰计其便,复奏!”言语仍是非常严厉。
赵充国也明白,这等军国大计,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定策的,他必须将道理讲明白将通透,讲的皇帝和满朝公卿全都心服口服才行。于是,他又接连了两道奏书,进一步阐述他的屯田战略,并将其提升到理论高度,洋洋洒洒数千言,一口气提出屯田十二条好处,以及整个时间表和任务书,极言先零精兵,不过七八千人,且分散饥冻,灭亡在即,我军屯田内有无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又据高处有瞭望之利,战事一年之内当可结束,最迟到明年春天,羌乱必定。
赵充国的这篇千古雄文条屯田便宜十二事状,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搜来读,照我看它不仅是古代奏章的经典之作,且对我们写现代公文都大有裨益。说实话,当今天下之公文,大多内容空洞套话连篇,实在让人听了打瞌睡。
当然,赵充国奏书写的再好,再利害分明,再能打动人心,最后还是得靠皇帝拍板。万幸刘病已还真是个好皇帝,其实要做个好皇帝也不是那么难:第一用人不疑,不要动不动就砍人脑袋再有就是充分发扬民主,善于运用集体智慧,不要独断专行搞一言堂。所以赵充国前后了三道屯田奏,刘病已也就一连组织了三次大规模朝议。
当然认识真理也需要一个过程,刚开始赞同赵充国的人不过十分之三等到第二次书,赞成者就有了一半待最后一次,十人之中竟有了八人赞成。刘病已便下诏责问那些刚开始不赞同的人,大家全跪下来磕头认错,对赵充国表示服气。就连先前最大的反对派、丞相魏相也说:“臣等愚昧,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保其计可必用也。”
先前皇帝不就是担心军队劳师远征,靡饷耗粮么?那么好,赵充国他们就自己在当地种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总之不花后方一点一滴的军费与粮食同时汉军常驻肥饶之地,避其锋芒,以逸待劳,而将那些失去辎重的先零羌人压迫于贫瘠山区之中,对其进行经济封锁,逼他们最后走投无路不得不出来投降。此兵法所谓“以饱待饥”也。
另外解释一下,赵充国之所以要把骑兵撤回去,那是因为马这种高级牲畜太能吃了,特别是汉军养的不吃草只吃小米的优良战马粟马,它一个月吃的粮食,够人吃一整年。
老会计赵充国推算过一笔账:马匹日食粟二斗,一月须食六斛180公斤。且步兵二十五人中,又须有二人为骑士管理鞍装。可见骑兵耗费之巨大。据这个计算方法,如果罢去骑兵,汉军月用粮谷可由近二十万斛减少到两万七千余斛,即一年就可节省了几千万公斤军粮,这可是天文数字!
我们常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百万之众,无食不可一日支。”意用兵制胜,当以粮为先。如今赵充国的屯田之法,罢去骑兵,而由万屯卒开垦羌人故田及公田干余顷,每人得分田二十亩,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这正是解决军队后勤补给问题的终极大绝招,后世兵家对其都“推崇备至”。
然而,事与愿违,关键时刻,皇帝下令进兵的诏书到了。
赵充国看完圣旨,二话不说,开始起草书,欲反对进兵。这个九头牛也拉不住的犟老头,他准备再次抗诏了。
一个臣子,却成天抗旨,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常态,搞不好就得掉脑袋的,前朝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太多太多了,哪一个不是“前车之鉴”?谁又能保证自己重蹈覆辙一定不会车毁人亡?可赵充国不怕,他一个时日无多的糟老头,难道还会怕死么?
老子不怕,但儿子怕。赵充国的儿子赵卬,以中郎将领军出征,正是“阵父子兵”,岂能让老爹身处危险而不思挽救?不过赵充国向来教子严厉,赵卬从小对父亲十分敬畏,所以不敢当面去说,于是悄悄跑到赵充国幕府中找到“营军司马”掌军纪之官,要他去当中间人帮自己游说赵充国说:“诚令兵出,丧军亡将而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然其不过利与弊而已,无损大碍,又何足争?一旦不合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
所谓绣衣使者,乃孝武皇帝时自创,大概就相当于明朝时候的锦衣卫吧!知道孝武皇帝时太子刘据是怎么死的么?他就是被绣衣使者江充搞死的。赵充国他在皇帝面前再得宠,还能超过当年的皇太子刘据么?
赵充国听了这话,不但还不害怕,反而一声长叹道:“汝安得出此不忠之言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今若出兵,相持日久,四夷卒有动摇,虽有智者,无以为计,岂独羌戎一处,为足忧哉?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
还是那句话,赵充国坚决不打无把握之仗。兵法有云:“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战不必胜,不苟接刃也攻不必取,不苟劳众也。故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后以威德之并行,则可不战而自破也!”况且汉朝并非只有西羌一个敌人,匈奴那是死敌自不必说,还有反复无常的乌桓、氐族,个个也都不是善茬。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汉朝若贸然发动决战,难保不会把局部战役发展成全面战争,那样可就“得不偿失”了。
于是赵充国再次了一道奏书,向“明主”刘病已进忠言,阐明自己的屯田战略,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和详细账目表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赵充国果然是搞过多年财务工作的,不仅仗打的有水平,账也算的十分精细,同时还精通各种农业、水利、交通、边防等工程的规划与营筑。
刘病已看了赵充国的屯田制羌疏,觉得似乎有道理,但他是皇帝,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太多,一时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又下了一道诏书,询问赵充国道:“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孰计其便,复奏!”言语仍是非常严厉。
赵充国也明白,这等军国大计,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定策的,他必须将道理讲明白将通透,讲的皇帝和满朝公卿全都心服口服才行。于是,他又接连了两道奏书,进一步阐述他的屯田战略,并将其提升到理论高度,洋洋洒洒数千言,一口气提出屯田十二条好处,以及整个时间表和任务书,极言先零精兵,不过七八千人,且分散饥冻,灭亡在即,我军屯田内有无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又据高处有瞭望之利,战事一年之内当可结束,最迟到明年春天,羌乱必定。
赵充国的这篇千古雄文条屯田便宜十二事状,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搜来读,照我看它不仅是古代奏章的经典之作,且对我们写现代公文都大有裨益。说实话,当今天下之公文,大多内容空洞套话连篇,实在让人听了打瞌睡。
当然,赵充国奏书写的再好,再利害分明,再能打动人心,最后还是得靠皇帝拍板。万幸刘病已还真是个好皇帝,其实要做个好皇帝也不是那么难:第一用人不疑,不要动不动就砍人脑袋再有就是充分发扬民主,善于运用集体智慧,不要独断专行搞一言堂。所以赵充国前后了三道屯田奏,刘病已也就一连组织了三次大规模朝议。
当然认识真理也需要一个过程,刚开始赞同赵充国的人不过十分之三等到第二次书,赞成者就有了一半待最后一次,十人之中竟有了八人赞成。刘病已便下诏责问那些刚开始不赞同的人,大家全跪下来磕头认错,对赵充国表示服气。就连先前最大的反对派、丞相魏相也说:“臣等愚昧,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保其计可必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