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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非法经营”变成“合法经营”，需要县委县政府的支持，而且是大力支持。
首先，县金融办要站在基金会这边，不要再开口闭口谈“取缔”，态度尤其立场要转变为保护和支持。
然后是县农委、财税部门，包括分管农业、工业、财税及分管全县农基会清理工作的县领导全要旗帜鲜明支持良庄农民合作基金会。
最好能够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县-委书记兼任组长，县长兼副组长，利用一切机会做上级工作，先“搞定”市农委、市金融办、人行南-港支行等涉及到的主管部门，争取分管市领导乃至市-委书记和市长支持。
“搞定”市里去省里，赢得省里支持再去BJ。
不光要把“地方保护主义”发扬光大，还要帮“良庄人自己的银行”一级一级去跑。总之，县-委书记和县长出面跟良庄镇党委书记出面是不一样的。
这么大事县-委书记一个人也做不了主，常委们的意见很重要，要是将来上级不高兴怪罪下来，可以汇报成集体决策。
你们惹出麻烦，极可能会引出更大麻烦。
我帮你们解决麻烦，你们一样要把我的麻烦放在心上，何况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麻烦，同样是你们的麻烦。
不给个明确态度李晓蕾是不会放楼下那几位的，趁热打铁“统一”县领导思想，用一口悦耳的京片子，侃侃而谈起取缔农基会本身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实行集体化，基本是简单再生产，社会没有剩余，对金融服务没什么需求。改革开放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积极性被调动出来，社会产品开始有了剩余，扩大再生产被提到议事日程，也就有了金融服务的需求。”
“为解决这一问题，农村合作基金会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列入全国十大农村改革试验之一。由于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艰难前进，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是产权不清晰、管理不善、政府过多干预、缺少有效监管、出现大面积的兑付风险，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挤兑风波。对于出现的问题，包括学界在内的人们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是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二是区分对待，肯定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发展。”
罗红新点点头，崔丽华和武装部长等常委深以为然。
一致认为“李行长”还是比较有水平的，虽然年轻，虽然生活在首都，但对农村、农业有一定了解。正所谓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条理清晰，全说在点子上，显然下过一番功夫。
功夫是下过，不过是别人下的。
“李行长”有一个庞大的“智囊团”及“顾问团”，有上百位法律、金融及政策顾问。何况基金会已被取缔三年，这三年期间不知道来过多少工作专班、工作组、调查组和调研组，不知道开过多少次会。
每次来领导，镇里、基金会、股东代表都会据理力争，别说董事长，楼下保安上来都能说几句。
李晓蕾轻叹一口气，一脸遗憾说：“令人费解的是，决策层并没有采取多数人赞同的第二种做法，而是采取的少数人主张的第一种做法，‘一刀切’地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没有考虑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对金融的巨大和旺盛需求，这绝对是一个失误！”
上级怎么可能错，这就不太好评论了。
罗红新摸摸鼻子，其他常委面面相窥，方峰被搞得啼笑皆非，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石向辉和笑而不语的副检察长周胜男。
“据我所知，当时考虑的是农村已经有了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依靠这两家金融机构，就完全可以满足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对金融的巨大需求。实践证明，这一判断是不正确的。”
李晓蕾认真严肃，要是年龄再大一点，再跟老卢一样打几个手势，搞不清的真以为是多大领导。
“事实是，农业银行在商业化改革过程中，为追求经济效益，纷纷从乡镇撤离回县城，掀起一股不小的‘下乡回城’热潮，几乎不给农民特别是经济状况一般的农户贷款；信用合作社在乡镇一级区域虽然没有竞争机制，但因为种种原因很难独立担当起完全满足‘三农’金融需求的重任。
至于邮政储蓄，一提到它我就生气！
只吸储不放贷，不光在良庄，在全国各地都这样。利用其网点遍布全国大小城乡、邮递员每天穿梭于各村之间大多兼任储蓄代办员，以及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汇兑资金滞留增加的优势，把储蓄业务做得红红火火，整个一农村资金的‘抽水机’。”
“晓蕾董事长，我不太明白，邮政局只吸收存款不放贷款，不放贷款就没贷款利息，它拿什么给储户支付存款利息？”平时没在意，她这么一说武装部长猛然发现邮政储蓄真像个抽水机，一脸百思不得其解。
政法委书记也不是很明白，疑惑地说：“是啊，只存不贷他怎么维持经营？”
“提起这个我更生气！”
李晓蕾拍拍桌子，气呼呼说：“人行给他们政策，邮政储蓄把吸收到的存款全额转存到人行，由人行按季支付利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行对邮政储蓄的转存资金给予相当优惠的利率。商业银行转存人行的利率只有他们的一半，所以邮政储蓄只要吸收到资金，然后转存到人行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利差收入。”
人行怎么赚钱，人行是印-钞票，他不需要赚，只要开动印刷机。
思岗想发展经济没资金怎么行？
“李行长”成功激起县领导们的共鸣，嘴上虽然都没说，心里却想着邮政储蓄“不是东西”，整个一挖墙脚的，几十台“抽水机”架在思岗各乡镇和撤销掉的乡镇集市，把思岗农村本来就不多的资金源源不断往外抽。
“农行不给农民提供贷款，邮政储蓄帮倒忙，光靠信用社行么？”
李晓蕾又拍拍桌子，痛心疾首：“我们基金会根本不允许信贷员坐办公室，撵着他们去企业了解资金需求情况，看企业的生产能力和项目的发展潜力，一个个忙得团团转。信用社的信贷员在干什么，坐在办公室喝茶、抽烟、看报纸。
他们不是不下去跑，是因为信用社信贷额度紧张，放弃贷款指标考核，转向存款指标考核，信贷员不放贷，也变得有些无所事事。他们无所事事，急需发展资金的企业怎么办？其它乡镇我不知道，良庄问题很严重。
提交到我们王总办公桌上的贷款申请有这么厚，能提交他那全符合发放条件，有的授信额度还没用完。一亿三千万，听上去很多，可我们良庄产值过亿企业有多少家，超过五千万的又有多少，杯水车薪！”
良庄离县城那么远，去国有商业银行跑贷款太难太麻烦。
罗红新认为这确实是个问题，作为想干一番事业，想把思岗经济搞上去的县-委书记，他一样为企业缺乏融资渠道着急，不禁微皱起眉头。
“从银行贷不款，我们基金会想帮忙却有心无力，他们只能想其它办法。这种事能有什么办法，民间借贷，借高利贷！扯远了，继续说一刀切。”
李晓蕾回到原来话题，凝重地说：“据我所知，从操作程序上看，‘一刀切’地取缔农基会，当时主要是听取金融部门意见。作出这么大决策本应该让专家参与广泛讨论，本应该是各级党委政府、各方面、各利益方博弈、互相妥协、求得认同的过程。
遗憾的是，‘一刀切’地全部取缔农基会，当时主要听取了人行、农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意见，并没有充分听取各级党委政府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同行是冤家，抢他们生意，他们当然要求取缔。要是镇里有权取缔金融机构，我还强烈要求取缔他们呢！”
把其它金融机构全取缔掉，基金会做独家生意，你这个董事... -->>
要把“非法经营”变成“合法经营”，需要县委县政府的支持，而且是大力支持。
首先，县金融办要站在基金会这边，不要再开口闭口谈“取缔”，态度尤其立场要转变为保护和支持。
然后是县农委、财税部门，包括分管农业、工业、财税及分管全县农基会清理工作的县领导全要旗帜鲜明支持良庄农民合作基金会。
最好能够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县-委书记兼任组长，县长兼副组长，利用一切机会做上级工作，先“搞定”市农委、市金融办、人行南-港支行等涉及到的主管部门，争取分管市领导乃至市-委书记和市长支持。
“搞定”市里去省里，赢得省里支持再去BJ。
不光要把“地方保护主义”发扬光大，还要帮“良庄人自己的银行”一级一级去跑。总之，县-委书记和县长出面跟良庄镇党委书记出面是不一样的。
这么大事县-委书记一个人也做不了主，常委们的意见很重要，要是将来上级不高兴怪罪下来，可以汇报成集体决策。
你们惹出麻烦，极可能会引出更大麻烦。
我帮你们解决麻烦，你们一样要把我的麻烦放在心上，何况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麻烦，同样是你们的麻烦。
不给个明确态度李晓蕾是不会放楼下那几位的，趁热打铁“统一”县领导思想，用一口悦耳的京片子，侃侃而谈起取缔农基会本身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实行集体化，基本是简单再生产，社会没有剩余，对金融服务没什么需求。改革开放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积极性被调动出来，社会产品开始有了剩余，扩大再生产被提到议事日程，也就有了金融服务的需求。”
“为解决这一问题，农村合作基金会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列入全国十大农村改革试验之一。由于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艰难前进，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是产权不清晰、管理不善、政府过多干预、缺少有效监管、出现大面积的兑付风险，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挤兑风波。对于出现的问题，包括学界在内的人们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是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二是区分对待，肯定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发展。”
罗红新点点头，崔丽华和武装部长等常委深以为然。
一致认为“李行长”还是比较有水平的，虽然年轻，虽然生活在首都，但对农村、农业有一定了解。正所谓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条理清晰，全说在点子上，显然下过一番功夫。
功夫是下过，不过是别人下的。
“李行长”有一个庞大的“智囊团”及“顾问团”，有上百位法律、金融及政策顾问。何况基金会已被取缔三年，这三年期间不知道来过多少工作专班、工作组、调查组和调研组，不知道开过多少次会。
每次来领导，镇里、基金会、股东代表都会据理力争，别说董事长，楼下保安上来都能说几句。
李晓蕾轻叹一口气，一脸遗憾说：“令人费解的是，决策层并没有采取多数人赞同的第二种做法，而是采取的少数人主张的第一种做法，‘一刀切’地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没有考虑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对金融的巨大和旺盛需求，这绝对是一个失误！”
上级怎么可能错，这就不太好评论了。
罗红新摸摸鼻子，其他常委面面相窥，方峰被搞得啼笑皆非，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石向辉和笑而不语的副检察长周胜男。
“据我所知，当时考虑的是农村已经有了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依靠这两家金融机构，就完全可以满足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对金融的巨大需求。实践证明，这一判断是不正确的。”
李晓蕾认真严肃，要是年龄再大一点，再跟老卢一样打几个手势，搞不清的真以为是多大领导。
“事实是，农业银行在商业化改革过程中，为追求经济效益，纷纷从乡镇撤离回县城，掀起一股不小的‘下乡回城’热潮，几乎不给农民特别是经济状况一般的农户贷款；信用合作社在乡镇一级区域虽然没有竞争机制，但因为种种原因很难独立担当起完全满足‘三农’金融需求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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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不下去跑，是因为信用社信贷额度紧张，放弃贷款指标考核，转向存款指标考核，信贷员不放贷，也变得有些无所事事。他们无所事事，急需发展资金的企业怎么办？其它乡镇我不知道，良庄问题很严重。
提交到我们王总办公桌上的贷款申请有这么厚，能提交他那全符合发放条件，有的授信额度还没用完。一亿三千万，听上去很多，可我们良庄产值过亿企业有多少家，超过五千万的又有多少，杯水车薪！”
良庄离县城那么远，去国有商业银行跑贷款太难太麻烦。
罗红新认为这确实是个问题，作为想干一番事业，想把思岗经济搞上去的县-委书记，他一样为企业缺乏融资渠道着急，不禁微皱起眉头。
“从银行贷不款，我们基金会想帮忙却有心无力，他们只能想其它办法。这种事能有什么办法，民间借贷，借高利贷！扯远了，继续说一刀切。”
李晓蕾回到原来话题，凝重地说：“据我所知，从操作程序上看，‘一刀切’地取缔农基会，当时主要是听取金融部门意见。作出这么大决策本应该让专家参与广泛讨论，本应该是各级党委政府、各方面、各利益方博弈、互相妥协、求得认同的过程。
遗憾的是，‘一刀切’地全部取缔农基会，当时主要听取了人行、农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意见，并没有充分听取各级党委政府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同行是冤家，抢他们生意，他们当然要求取缔。要是镇里有权取缔金融机构，我还强烈要求取缔他们呢！”
把其它金融机构全取缔掉，基金会做独家生意，你这个董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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