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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曾经说过，初学写作的人，一般都会本能地摹仿自己最钦羡的作品，然后以一种惊人的变化力来转化它。哪怕是伟大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驾御所有拥塞在思想道旁文字的领域。
也许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过程。说真的，我常常分辨不清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里看来的，书上的东西已成为我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结果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像我学缝纫时，常常用破碎布拼凑而成的衣服，虽然是各式各样、七零八碎的布片拼成，有鲜艳的绸缎和天鹅绒，但粗布头却占绝大部分，而且最显眼。
同样，我的作文虽说反映了我的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思想，但其间也夹杂着别人闪光的思想和较为成熟的看法，这些都是我从书里得来并记在心里的。依我看，写作的一个很大困难是，当自己所想到的东西，还不是很有条理，还处在感情和思想的边缘时，如何用所学到的语言来把它们表达出来。写作就像是摆七巧板，我们脑子里先有了一个图样，然后用语言把它描绘出来。但有时想出来的词不一定合适，即便这样，我还是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因为我知道，既然别人做成功过，我也一定能成功，怎么能认输呢？
史蒂文森说：“人如果生来就没有创作才能，那他一辈子也创作不出什么东西。”虽然我也许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拙笔能有长进，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充分表达出来。我就是凭着这种希望和信念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战胜了霜王事件给我带来的痛楚的。
从另一方面说，这桩不愉快的事件，对我也不无好处，它迫使我认真地思考有关写作的一些问题。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它使我失掉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安那诺斯先生。
我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生活以后，安那诺斯先生在写给麦西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当初发生霜王事件的时候，他就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当时那个“法庭”是8人组成的：4个盲人，4个眼睛没毛病的人。其中4人认为我当时心里明白有人给我念过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其余的人则不然。安那诺斯先生说，他当时是站在后一种人一边的。
但不管怎么说，不管安那诺斯先生站在哪一方，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发觉里面的人对我抱有怀疑态度时，我感到有一种敌对的气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后来发生的事果然证实了我的预感。在这以前，也正是在那间屋子里，安那诺斯先生经常把我抱在膝上，放下手里的工作，陪我玩上一阵子。我感觉得到，在发生那事件以后的两年中，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和莎莉文小姐是无辜的。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改变了看法。柏金斯盲人学校为什么要调查这件事，我也不大清楚，甚至连“法庭”成员的名字我也叫不出来，后来他们也不和我说话。当时我激动得顾不上去注意其他事情，只是心里感到很恐惧，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的确，当时我几乎没有想我该说些什么以及人们对我说了些什么。
我把霜王这件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写出来，因为它对我早期的生活和教育影响极大，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误解，我尽可能如实地叙述了所有有关的事实，既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想埋怨任何人。
事件发生后的那年夏天和冬天，我回到了家乡和亲人团聚，我很快乐，所有的忧愁都被我抛在了脑后。
夏天慢慢过去，秋天悄悄来临。地上满是深红色和金黄色的秋叶，花园尽头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的葡萄，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变成了酱紫色。我正是在这时开始写回忆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章的，恰好是我写霜王那篇小说一年以后。
当时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仍然心存疑虑，常常被那些可能不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所折磨，只有莎莉文小姐知道我内心的恐惧不安。我不知为什么变得那么敏感，总是竭力避免再提霜王。有时在谈话中，一种深层的意识闪过我的脑海，我轻声地对她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自己的。”有时候，我写着写着，就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又是跟很久以前别人的作品一样，该怎么办？”一想到这儿，我的手就抖个不停，这一天什么也写不下去了。即便是现在，我有时也感到同样的焦虑和不安。那次可怕的经历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后遗症，其含意我现在才开始理解。
莎莉文老师一直安慰我，并且尽力帮助我，为了使我能恢复往昔的自信，她鼓励我替青年之友写一篇我的生活介绍的短文。当时我只有12岁，写这样的文章是很吃力的。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将会从这次写作中得到好处，否则我一定写不出来的。
我谨慎小心，但却不屈不挠地写了下去。莎莉文小姐在一旁鼓励并诱导我。她知道，只要我坚持写下去，就能重新树立信心，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没有发生霜王事件以前，我像其他孩子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后来变得沉默了，经常思考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逐渐摆脱了那一段不愉快的经历给我投下的阴影，经过磨练，我的头脑比以前更清醒了，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世界各地人民创造的各种奇迹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用手指去触摸每一样展品，触摸这些人类勤劳智慧的结晶。
史蒂文森曾经说过，初学写作的人，一般都会本能地摹仿自己最钦羡的作品，然后以一种惊人的变化力来转化它。哪怕是伟大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驾御所有拥塞在思想道旁文字的领域。
也许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过程。说真的，我常常分辨不清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里看来的，书上的东西已成为我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结果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像我学缝纫时，常常用破碎布拼凑而成的衣服，虽然是各式各样、七零八碎的布片拼成，有鲜艳的绸缎和天鹅绒，但粗布头却占绝大部分，而且最显眼。
同样，我的作文虽说反映了我的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思想，但其间也夹杂着别人闪光的思想和较为成熟的看法，这些都是我从书里得来并记在心里的。依我看，写作的一个很大困难是，当自己所想到的东西，还不是很有条理，还处在感情和思想的边缘时，如何用所学到的语言来把它们表达出来。写作就像是摆七巧板，我们脑子里先有了一个图样，然后用语言把它描绘出来。但有时想出来的词不一定合适，即便这样，我还是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因为我知道，既然别人做成功过，我也一定能成功，怎么能认输呢？
史蒂文森说：“人如果生来就没有创作才能，那他一辈子也创作不出什么东西。”虽然我也许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拙笔能有长进，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充分表达出来。我就是凭着这种希望和信念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战胜了霜王事件给我带来的痛楚的。
从另一方面说，这桩不愉快的事件，对我也不无好处，它迫使我认真地思考有关写作的一些问题。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它使我失掉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安那诺斯先生。
我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生活以后，安那诺斯先生在写给麦西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当初发生霜王事件的时候，他就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当时那个“法庭”是8人组成的：4个盲人，4个眼睛没毛病的人。其中4人认为我当时心里明白有人给我念过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其余的人则不然。安那诺斯先生说，他当时是站在后一种人一边的。
但不管怎么说，不管安那诺斯先生站在哪一方，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发觉里面的人对我抱有怀疑态度时，我感到有一种敌对的气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后来发生的事果然证实了我的预感。在这以前，也正是在那间屋子里，安那诺斯先生经常把我抱在膝上，放下手里的工作，陪我玩上一阵子。我感觉得到，在发生那事件以后的两年中，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和莎莉文小姐是无辜的。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改变了看法。柏金斯盲人学校为什么要调查这件事，我也不大清楚，甚至连“法庭”成员的名字我也叫不出来，后来他们也不和我说话。当时我激动得顾不上去注意其他事情，只是心里感到很恐惧，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的确，当时我几乎没有想我该说些什么以及人们对我说了些什么。
我把霜王这件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写出来，因为它对我早期的生活和教育影响极大，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误解，我尽可能如实地叙述了所有有关的事实，既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想埋怨任何人。
事件发生后的那年夏天和冬天，我回到了家乡和亲人团聚，我很快乐，所有的忧愁都被我抛在了脑后。
夏天慢慢过去，秋天悄悄来临。地上满是深红色和金黄色的秋叶，花园尽头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的葡萄，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变成了酱紫色。我正是在这时开始写回忆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章的，恰好是我写霜王那篇小说一年以后。
当时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仍然心存疑虑，常常被那些可能不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所折磨，只有莎莉文小姐知道我内心的恐惧不安。我不知为什么变得那么敏感，总是竭力避免再提霜王。有时在谈话中，一种深层的意识闪过我的脑海，我轻声地对她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自己的。”有时候，我写着写着，就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又是跟很久以前别人的作品一样，该怎么办？”一想到这儿，我的手就抖个不停，这一天什么也写不下去了。即便是现在，我有时也感到同样的焦虑和不安。那次可怕的经历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后遗症，其含意我现在才开始理解。
莎莉文老师一直安慰我，并且尽力帮助我，为了使我能恢复往昔的自信，她鼓励我替青年之友写一篇我的生活介绍的短文。当时我只有12岁，写这样的文章是很吃力的。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将会从这次写作中得到好处，否则我一定写不出来的。
我谨慎小心，但却不屈不挠地写了下去。莎莉文小姐在一旁鼓励并诱导我。她知道，只要我坚持写下去，就能重新树立信心，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没有发生霜王事件以前，我像其他孩子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后来变得沉默了，经常思考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逐渐摆脱了那一段不愉快的经历给我投下的阴影，经过磨练，我的头脑比以前更清醒了，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世界各地人民创造的各种奇迹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用手指去触摸每一样展品，触摸这些人类勤劳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