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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颗颗浑浊的似乎是内疚的泪珠
那天，紧急拉来求治的二三十匹良种马全死了。死马拉回去的时候，全种马场的男人都哭了。女人们抱着娃娃，围站在同一个空场上，默默地看着男人们给死去的种马办葬礼。
后来，老爹破天荒地足足戒了一个星期的酒。在这一个星期里，我们全家人紧张得几乎都不敢喘大气。谁也说不清我们到底紧张什么害怕什么。一个星期后，全家人发现，他又喝开了酒，全家人因此都沮丧得要命，但却莫名其妙地松下了一大口气。
开戒的那天晚上，我鼓起勇气找老人家谈了一次话。我知道在畜牧兽医中等专科学校读书的时候，他也曾十分优秀过。毕业那年，本可以留校任教的他，是主动要求分配到哈拉努里这个“最艰苦”的地方来工作的；工作初期，也曾打过好多次入党报告。原先他并没有这嗜酒的恶习。说起来，他这一生的确遭遇过不少糟心事，甚至包括他和我母亲的这场婚姻，可能也不算十分理想。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准备跟他好好谈一谈“男人”这个话题。比如“男人”的责任和义务等等等等。听我一说起“男人”他一直耷拉下垂的眼皮突然略略地抖动了一下，然后就抬起了头。我以为引起他探讨这致命话题的兴趣来了，便赶紧往他跟前挪了一下板凳，又赶紧给他上了颗纸烟。没料想，他在稍稍地犹豫了一下之后，却说了句：“再说这个，有意思吗？”然后就一直怔怔地盯着我，好像在打量一个不可理喻的怪物。我只能一愣。然后他起身就走了，连那颗纸烟都没拿，就那样撂在了桌子上。以后，我们再没有单独谈过。只要一回想起他说那句话的神态，我整个的心就起皱，两腿会止不住地晃动，就像我自己走到了个悬崖边似的，雾似的云带正从我腿边蹭过。很多次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会无缘无故地在黑暗中流泪。我会惊觉地问自己，有朝一日，我也会这么反问我的儿子：“再说这个，有意思吗？”
如果到那一天，我也会有一个儿子的话
这回回家跟他告别，给他带了两瓶好酒。他破天荒道了声“谢谢”并亲自掌勺给我炒了两个小菜，在晚饭桌上还跟我对饮了好几盅，趁自己还没昏睡过去，泛着满脸的红晕，嘟嘟囔囔地跟我说：“不错不错你小子比你爹强咧强咧好好干么好好干。莫嫌那底学校小咧。三十来人底校长也是校长咧。反正反正比你爹强咧强咧”他破天荒头一回承认我比他“强”这一晚上，他显得特别兴奋，又显得特别郁闷，居然在喝够了量之后许久，仍没昏睡过去，只是端酒杯的那只手，照旧抖得厉害；并一直翻来覆去地跟我念叨我小时候干过的许多“特操蛋”的“浑球事儿”而多年来，他早变得寡言少语，尤其很少跟我这个当儿子的扯闲篇。再后来，他就自顾自地歪在那把破椅子里睡了过去，彻底把我晾在了一边。娘要留我在家过夜。我说，不了，还得回机关收拾一下行装，要不，赶明天黑早就动不了身了。娘只得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往我书包里塞许多地瓜干和自家腌制的黄羊肉干。走出院子时，我又将它们悄悄地留在了院门洞里。我知道，爹喝酒，一般都不舍得用下酒菜，只抓几片地瓜干嚼嚼，他就能喝掉一公斤用苞谷豆烧制的散装老白干。只在最高兴的时候，才会让娘在蒸馍的笼屉里捎带蒸上一小碟腌黄羊肉干，给自己改善一下生活。
策马走出很远了，我还缓辔回过头，试图在朦胧月色中，再度寻找这个“家”的轮廓和灯光中的回忆。那灯光是从被厚厚的土墙挤扁了的窗户子里依稀透出的。我也曾无数次这么跟它告别过，惟有这一夜，却特别让我感到心酸，心重。真的不知道是为的什么
回到镇上，收拾行李。其实我并没有多少东西要收拾。这三年我并没给自己攒下些啥。就那点工资嘛，除添置了一副铺盖卷儿、几身换洗衣服，对付每月的烟钱，再给些家用，剩余的都买了书。偶尔，也上街里小饭馆，要上一个白水羊头，解解馋。前年民兵集训，县武装部的高参谋送了一把老式刺刀给我，说那还是当年国民党部队溃退时丢下的。“哟，他们也驻防过哈拉努里，也够辛苦的！”记得当时我还跟他开了这么一句玩笑。刺刀是老式七九步枪上使的，扁刃，开着一道挺深的血槽子，还带一个牛皮刀鞘。给我时，刀还没开刃。我让镇上五金店的经理替我开刃。两天后，他给还我刀，赞不绝口：“嘿，这球底钢火，毁我好几片砂轮咧。”上高地，带把短刀，还是必要的。收拾完东西，还一点都没睡意，看看床头的小闹钟，还不算太晚，想，再去宋振和家坐会儿吧。平时很少去领导家“磕头烧香”这回真的要走了，最后去“烧炷香”给他留个印象，并非不重要，便狠狠心，带上那套刚买不久的汉书，又揣上两盒平时不舍得抽的好烟，去了宋家。但他家里人却告诉我，他早走了。“走了？去哪儿了？”“去三五零八啦。还不让我到处去乱说咧。听老宋说，你不是也要去三五零八吗？啥时候走呢？”我一愣，当下里没多想，把那套书和那两盒烟给留下了，便赶紧往出走。回到我住的办公室，心里不平静了。“他怎么也去了三五零八？这算咋回子事么？”嘀咕半宿没睡着，翻过来，折过去，怎么琢磨，也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来。直折腾到凌晨两点来钟光景，才渐渐有了点睡意，赶紧往炉膛里添足煤，又坐上大半壶水，熄灯，倒下；却没料想，刚眯盹儿了不大会儿“哐哐哐”却有人来紧急敲门了。
敲门声来势凶猛，吓我一大跳，赶紧从床上跳起，光脚探进冰凉的大头鞋鞋窠里，却睡意朦胧地只知在床边沿上呆坐着了，迟疑好一会儿，才嗦嗦地问出一声：“谁啊？恁讨厌！”门外答了声：“我。”听不真切是谁，但已能让我确认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不速之客，便跟他嘟哝起来：“我知道你老舅子是谁？大半夜的！”“开门咧，你个臭小子！”门外又喊了一声。这下听真切了。操，是协理员大叔。昨天上午，我办完所有调动手续，临回家前，上他屋里去打了个招呼，让他一定把车准备妥，再通知小食堂今天早点起火，做两个人的饭，让我和司机热热呼呼地吃了，黑早好动身。“才几点呢？就是往死里收拾我，也用不着恁早嘛！”我一边继续嘟囔，一边披上大衣，晃晃悠悠地打着哈欠去开门。
外头，雪倒是不下了，月色也还清朗。门刚虚出一条缝，雪后冻死人的那股寒气，裹成白森森的一团，跟个夜鬼似的，呼地一下往里扑来。我赶紧钻回被窝，顺便还嚷了一声：“进门不关门，不是西北人！”大叔他默默一笑，只是躬身把棉门帘理顺了，再用力带上门；进得屋来，先什么话也不说，直奔火炉那儿，习惯性地在灼热的火炉盖上把手来回翻烤那么几下，再找到火钩子，把已经被我封上了的煤火撬旺了，这才放心大爷似的，慢慢地摘皮帽，卸大衣，拖过一把椅子，凑到火墙跟前坐下，说：“今天你走不成了，咋底也走不成了。”“啥意思嘛？我昨天跟你打过招呼的！领导让我黑早必须起程哩。”我肯定是嚷嚷起来了，因为他随后也跟我大声嚷嚷起来：“你能小点声说话不？黑咕隆咚底，让人听到耳朵壳里，以为我入户劫物了咧。”“那，走不成是啥意思么？”我挺直上身，稍稍压了压音量，继续追问。“我咋知道哩？当头头的打电话来这么通知底咧，让你改成明天一早动身。”“咋又改明天了呢？”“我咋底知道呢？”“谁打的这电话？”“宋镇长呗。”“他不是去三五零八了？”“去三五零八就不能打电话来了？”“还让我走西坝河子黄沙梁么？”“没听说要改路线咧。”“半道上还让我住三五零八么？”“那是吧。”“那你这黑早的来吵醒我干球？！”“昨黑里我来找过你底，莫见人嘛，锁着门咧。”“那不能等天亮了再来通知我？”“我怕你一早又找吃的又找车，把全机关人都吵醒了咧。”“那你这样，就不怕把我吵醒了？”我跟他一递一顶嘴地抬杠，直把“大叔”气得够呛“行行行，你小子的事，xx巴我再不管了。”一甩门，走了。
了一颗颗浑浊的似乎是内疚的泪珠
那天，紧急拉来求治的二三十匹良种马全死了。死马拉回去的时候，全种马场的男人都哭了。女人们抱着娃娃，围站在同一个空场上，默默地看着男人们给死去的种马办葬礼。
后来，老爹破天荒地足足戒了一个星期的酒。在这一个星期里，我们全家人紧张得几乎都不敢喘大气。谁也说不清我们到底紧张什么害怕什么。一个星期后，全家人发现，他又喝开了酒，全家人因此都沮丧得要命，但却莫名其妙地松下了一大口气。
开戒的那天晚上，我鼓起勇气找老人家谈了一次话。我知道在畜牧兽医中等专科学校读书的时候，他也曾十分优秀过。毕业那年，本可以留校任教的他，是主动要求分配到哈拉努里这个“最艰苦”的地方来工作的；工作初期，也曾打过好多次入党报告。原先他并没有这嗜酒的恶习。说起来，他这一生的确遭遇过不少糟心事，甚至包括他和我母亲的这场婚姻，可能也不算十分理想。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准备跟他好好谈一谈“男人”这个话题。比如“男人”的责任和义务等等等等。听我一说起“男人”他一直耷拉下垂的眼皮突然略略地抖动了一下，然后就抬起了头。我以为引起他探讨这致命话题的兴趣来了，便赶紧往他跟前挪了一下板凳，又赶紧给他上了颗纸烟。没料想，他在稍稍地犹豫了一下之后，却说了句：“再说这个，有意思吗？”然后就一直怔怔地盯着我，好像在打量一个不可理喻的怪物。我只能一愣。然后他起身就走了，连那颗纸烟都没拿，就那样撂在了桌子上。以后，我们再没有单独谈过。只要一回想起他说那句话的神态，我整个的心就起皱，两腿会止不住地晃动，就像我自己走到了个悬崖边似的，雾似的云带正从我腿边蹭过。很多次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会无缘无故地在黑暗中流泪。我会惊觉地问自己，有朝一日，我也会这么反问我的儿子：“再说这个，有意思吗？”
如果到那一天，我也会有一个儿子的话
这回回家跟他告别，给他带了两瓶好酒。他破天荒道了声“谢谢”并亲自掌勺给我炒了两个小菜，在晚饭桌上还跟我对饮了好几盅，趁自己还没昏睡过去，泛着满脸的红晕，嘟嘟囔囔地跟我说：“不错不错你小子比你爹强咧强咧好好干么好好干。莫嫌那底学校小咧。三十来人底校长也是校长咧。反正反正比你爹强咧强咧”他破天荒头一回承认我比他“强”这一晚上，他显得特别兴奋，又显得特别郁闷，居然在喝够了量之后许久，仍没昏睡过去，只是端酒杯的那只手，照旧抖得厉害；并一直翻来覆去地跟我念叨我小时候干过的许多“特操蛋”的“浑球事儿”而多年来，他早变得寡言少语，尤其很少跟我这个当儿子的扯闲篇。再后来，他就自顾自地歪在那把破椅子里睡了过去，彻底把我晾在了一边。娘要留我在家过夜。我说，不了，还得回机关收拾一下行装，要不，赶明天黑早就动不了身了。娘只得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往我书包里塞许多地瓜干和自家腌制的黄羊肉干。走出院子时，我又将它们悄悄地留在了院门洞里。我知道，爹喝酒，一般都不舍得用下酒菜，只抓几片地瓜干嚼嚼，他就能喝掉一公斤用苞谷豆烧制的散装老白干。只在最高兴的时候，才会让娘在蒸馍的笼屉里捎带蒸上一小碟腌黄羊肉干，给自己改善一下生活。
策马走出很远了，我还缓辔回过头，试图在朦胧月色中，再度寻找这个“家”的轮廓和灯光中的回忆。那灯光是从被厚厚的土墙挤扁了的窗户子里依稀透出的。我也曾无数次这么跟它告别过，惟有这一夜，却特别让我感到心酸，心重。真的不知道是为的什么
回到镇上，收拾行李。其实我并没有多少东西要收拾。这三年我并没给自己攒下些啥。就那点工资嘛，除添置了一副铺盖卷儿、几身换洗衣服，对付每月的烟钱，再给些家用，剩余的都买了书。偶尔，也上街里小饭馆，要上一个白水羊头，解解馋。前年民兵集训，县武装部的高参谋送了一把老式刺刀给我，说那还是当年国民党部队溃退时丢下的。“哟，他们也驻防过哈拉努里，也够辛苦的！”记得当时我还跟他开了这么一句玩笑。刺刀是老式七九步枪上使的，扁刃，开着一道挺深的血槽子，还带一个牛皮刀鞘。给我时，刀还没开刃。我让镇上五金店的经理替我开刃。两天后，他给还我刀，赞不绝口：“嘿，这球底钢火，毁我好几片砂轮咧。”上高地，带把短刀，还是必要的。收拾完东西，还一点都没睡意，看看床头的小闹钟，还不算太晚，想，再去宋振和家坐会儿吧。平时很少去领导家“磕头烧香”这回真的要走了，最后去“烧炷香”给他留个印象，并非不重要，便狠狠心，带上那套刚买不久的汉书，又揣上两盒平时不舍得抽的好烟，去了宋家。但他家里人却告诉我，他早走了。“走了？去哪儿了？”“去三五零八啦。还不让我到处去乱说咧。听老宋说，你不是也要去三五零八吗？啥时候走呢？”我一愣，当下里没多想，把那套书和那两盒烟给留下了，便赶紧往出走。回到我住的办公室，心里不平静了。“他怎么也去了三五零八？这算咋回子事么？”嘀咕半宿没睡着，翻过来，折过去，怎么琢磨，也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来。直折腾到凌晨两点来钟光景，才渐渐有了点睡意，赶紧往炉膛里添足煤，又坐上大半壶水，熄灯，倒下；却没料想，刚眯盹儿了不大会儿“哐哐哐”却有人来紧急敲门了。
敲门声来势凶猛，吓我一大跳，赶紧从床上跳起，光脚探进冰凉的大头鞋鞋窠里，却睡意朦胧地只知在床边沿上呆坐着了，迟疑好一会儿，才嗦嗦地问出一声：“谁啊？恁讨厌！”门外答了声：“我。”听不真切是谁，但已能让我确认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不速之客，便跟他嘟哝起来：“我知道你老舅子是谁？大半夜的！”“开门咧，你个臭小子！”门外又喊了一声。这下听真切了。操，是协理员大叔。昨天上午，我办完所有调动手续，临回家前，上他屋里去打了个招呼，让他一定把车准备妥，再通知小食堂今天早点起火，做两个人的饭，让我和司机热热呼呼地吃了，黑早好动身。“才几点呢？就是往死里收拾我，也用不着恁早嘛！”我一边继续嘟囔，一边披上大衣，晃晃悠悠地打着哈欠去开门。
外头，雪倒是不下了，月色也还清朗。门刚虚出一条缝，雪后冻死人的那股寒气，裹成白森森的一团，跟个夜鬼似的，呼地一下往里扑来。我赶紧钻回被窝，顺便还嚷了一声：“进门不关门，不是西北人！”大叔他默默一笑，只是躬身把棉门帘理顺了，再用力带上门；进得屋来，先什么话也不说，直奔火炉那儿，习惯性地在灼热的火炉盖上把手来回翻烤那么几下，再找到火钩子，把已经被我封上了的煤火撬旺了，这才放心大爷似的，慢慢地摘皮帽，卸大衣，拖过一把椅子，凑到火墙跟前坐下，说：“今天你走不成了，咋底也走不成了。”“啥意思嘛？我昨天跟你打过招呼的！领导让我黑早必须起程哩。”我肯定是嚷嚷起来了，因为他随后也跟我大声嚷嚷起来：“你能小点声说话不？黑咕隆咚底，让人听到耳朵壳里，以为我入户劫物了咧。”“那，走不成是啥意思么？”我挺直上身，稍稍压了压音量，继续追问。“我咋知道哩？当头头的打电话来这么通知底咧，让你改成明天一早动身。”“咋又改明天了呢？”“我咋底知道呢？”“谁打的这电话？”“宋镇长呗。”“他不是去三五零八了？”“去三五零八就不能打电话来了？”“还让我走西坝河子黄沙梁么？”“没听说要改路线咧。”“半道上还让我住三五零八么？”“那是吧。”“那你这黑早的来吵醒我干球？！”“昨黑里我来找过你底，莫见人嘛，锁着门咧。”“那不能等天亮了再来通知我？”“我怕你一早又找吃的又找车，把全机关人都吵醒了咧。”“那你这样，就不怕把我吵醒了？”我跟他一递一顶嘴地抬杠，直把“大叔”气得够呛“行行行，你小子的事，xx巴我再不管了。”一甩门，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