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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平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三个人在船舫上吃水煮活鱼的时候，平平静静的，唐雯根本就没有提起那方面的话题。
用来做餐馆的船其实是那种水泥趸船，停泊在离岸边十几二十米的江里，往来的客人要通过小划子摆渡才能上下。这对于经常出入装修豪华的宾馆餐厅的城市吃客来说，反而有了一点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野趣。香水河边船舫餐厅最大的弊病是给排水，经常有市民在各种媒体上提出尖锐的批评。因此这种餐厅也就跟政府的有关部门打起了游击战，总是开开停停的。
股市一昧下跌，唐雯已经亏了不少钱。听说胡海洋是做证券的，忍不住就向他讨教。唐雯表现正常，让张仲平觉得昨天晚上的事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唐雯对胡海洋说：“你们做庄的时候很潇洒吧，感觉是不是有点像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胡海洋说：“希望毛主席和财神爷一起保佑我们是真的，潇洒就谈不上了。所谓潇洒是外人想像出来的。正好相反，像我们这种层次的机构，一着不慎，就有可能死得很难看。那种感觉，真的就像是在针尖上跳舞。”张仲平说：“证券市场越来越规范，这使得坐庄越来越难，因为你不是搞慈善事业，要想盈利，就得打法律的擦边球。”胡海洋说：“张总说得对，不过，法律法规也是一把双刃剑，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反正中国的事儿就一个理，不能不出格，如果不超常规，你根本就没有机会赚钱。又不能太出格，否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就有可能被枪打出头鸟。”张仲平说：“股海真的是战场，表现得比其他的市场更惨烈，因为在这个战场上基本上是敌我不分的，大家都变成了经济动物，只以逐利为目的，而且还往往免不了打乱仗。”
胡海洋说：“二级市场炒股票本来就是赚差价，低进高出。但一个公开的市场摆在那儿，哪里有那么多的差价让你赚？这就得造市。其他的不谈，就谈谈具体操作的环节吧。中国股市初期那几年做一只股票，三、五千万就够了，现在整个盘子大了，一般的中小盘股，都要四、五个亿到十来亿，一家肯定不行，得找盟友。可是，盟友那么好找吗？商场有一句话，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盟友。做生意太难了。为什么？一是因为每个人太聪明了；一是因为谁讲诚信谁吃亏。这在股市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比如说，什么时候入市，大家的意见还好统一，什么时候出来，就比较难办了。靠什么？靠诚信？如果真的都讲诚信，大家按既定方针办，还好，起码可以赚散户和别的团队的钱。可是，只要一家存在着不讲诚信的可能性，最终的结果就是争着不讲诚信。有一种扑克牌游戏，叫跑得快。机构大户的老板人人爱打。你不跑得快怎么办？学雷锋呀？给别人抬轿子呀？你给人抬轿子，别人当然求之不得，他会毫不犹豫地踩着你的尸体前进，完了还要跟你说两个字，别以为这两个字是谢谢，不是，这两个字是——傻b。瞧，股市就是这样，赚了你的钱还要在智商方面蔑视你。这是一难吧。还有一难，就是内部的操作问题，炒一只股票买进卖出的，需要几十上百个操盘手，还不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一是现在查得严，另外就是现在的散户也精了，随时能够掌握大户调兵遣将的动向。在股市低迷的时候尤其是这样，你要炒某一只股票，反而会成为别人出逃的良机。最可怕的是老鼠仓，操盘手每个人都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得到买进的指令时，先就暗地里把个人的仓给建了，得到卖出的指令时，率先抛出的也是个人的筹码。买进买出的通道有限，船小好调头，船大了就不好办了。”唐雯说：“像这种情况岂不是对公司不忠？而且，那些老鼠仓不是稳赚吗？”胡海洋说：“这肯定是不忠，却不一定稳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操盘手只是局部的一个点，是网中的一个结，他得到的指令尽管是真实的、必须执行的，但却可能是总部为了迷惑市场施放的烟幕，可能跟总部的根本意图正好相反，而且这种担任打掩护的任务的操盘手角色是不确定的，经常不停转换。你要跟盘跟风，什么时候被套住被吃掉，还真没有一个准。更何况老板明知有老鼠仓，有时候还故意放一点假消息？所以老鼠仓其实也不好做。”张仲平说：“胡总说的是民营资本的机构大户和底下老鼠仓的关系吧，如果这个机构大户是国有资产呢？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吧？”胡海洋笑笑说：“那喂出来的老鼠就不是一般的老鼠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谈到过，国家粮仓里的老鼠与厕所里的老鼠可是两码事呀，哈哈哈哈。”唐雯说：“是呀，报上经常有报导，有的贪官为了捞上几十万、几百万的回扣、受贿款，不惜让国家损失几千万、几个亿。这些人也就是你说的国家粮仓里的老鼠，真是杀一百次都不够。”胡海洋说：“教授不错，知道忧国忧民。确实，股票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危险的行业之一。危险程度在十大危险行业中排名第六位，排在战地记者、伐木工、地质探险、煤矿工人等传统危险职业之前，列特技演员、飞机试飞员、排雷工兵等等之后。相关的调查分析还表明，股票投资（失误）带来的家庭不幸、财富流失、刑事案件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总和。为什么这几年股市长期低迷？因为摆在中国股民面前的不利因素太多了，大股东恶意掠杀、圈钱、大扩容等，随便哪一项都能导致股市下跌。这是客观事实，同样的客观事实是，股市又是目前参与人数最多，参与者层次最为复杂的一个市场。所以，股市的开放程度相比其他市场、其他领域为高，而且正慢慢向有序的管理方面过渡；股市尽管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参与者的自由度却也是最高的，因为你可以随时决定什么时候进去或者出来；在相同的层次上，其公开性、公平性也相对较高，所以不要担心没有人玩。股市最大的问题是游戏规则和资金。只要咱们国家保持稳定，继续搞改革开放，就一定还有让股民大赚一把的机会。从人性的特点去分析也是这样，有人说人最主要的弱点有两个，一是恐惧，一是贪婪。这既是股民或人格化的机构进入股市的动机，也是股民在股市上会有何种表现的心理原因。”张仲平说：“胡总说得对，股市是一个浓缩的社会。对于有些人来说，进入股市是别无选择的。就像每个人不可能不进入这个社会一样。”唐雯笑了笑，说：“这种事情有点难以理解，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宁愿追求一种简单的生活。”胡海洋说：“人，一旦进入股市，就没法过一种简单的生活。股市是最能暴露人的劣根性的地方，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贪婪与恐惧。”唐雯说：“贪婪是一种过分的欲望，所谓欲壑难填所谓人心不足蛇吞像，引发一系列的恶性案件，这还能理解。说到恐惧嘛，字面的意思是极度的害怕，可是，它怎么也会是人的最主要的劣根性呢？”张仲平说：“一个什么事情都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一个这也怕出错那也怕出乱子的社会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活力没有发展前途的社会。还有，就是人正因为有了对未来、对不可确定的东西的恐惧，才会拚命地变态地去占有某些东西，以为那些东西可以给他带来安全感。比喻说钱，这个社会谁会嫌钱多？谁不认为钱还是越多越好？关键的问题，是要搞清楚，挣什么钱和怎样挣钱。再比喻女人，据说男人总是渴望妻妾成群。可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花心男人不仅感情脆弱，可能还存在着一定的人格缺陷。他们花心是因为他们缺乏掌握一种深入密切、牢固稳定的两性关系的能力，所以只好用不断更换新对像所获得的新鲜感来抚慰情感上的空虚和脆弱。这不就回到贪婪的路上去了吗？因为恐惧所以贪婪。”胡海洋说：“精彩。”唐雯说：“仲平，你不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吧？”张仲平说：“几十年都过来了，你还不知道我感情脆弱不脆弱呀？”唐雯说：“关键的问题是分寸感的把握，做什么事都不能太过分，对吗，仲平？”张仲平说：“那当然。”胡海洋说：“话是这么说，可是人的欲望是很复杂的呀，谁能真正成为自己欲望的主人？恐怕只有圣人了。”张仲平说：“是呀，每个人都有不由自主的时候，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唐雯说：“什么不由自主？还不是拿不由自主作为自己屈从于某种欲望的借口。”胡海洋看了唐雯一眼，又看了张仲平一眼，赶紧说：“问题是这江风渔火把酒临风是一种意境，你们看对面，华灯初上，车水马龙也是一种境界。像我，吃完了饭还不得不过河进入那种境界。”唐雯低头无语。张仲平说：“胡总的话很有哲理，精辟呀。”
水煮活鱼上来了，是河豚。张仲平亲自到船边看着餐厅的大师傅从浸在江里的渔兜里挑的，整整四斤。河豚有巨毒，据说还是国家保护动物。媒体就有过吃河豚死人的报道，但河豚肉质细腻鲜美，很多人把吃河豚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种独特经历，好像敢于冒险一品美味的人，就不是一个平凡的人。胡海洋尝了一口，说不错。唐雯接口说，好吃你就多吃一点。唐雯这句话是跟赵薇学的，赵薇打的那个食品广告目前正在不少电视台播放，顺口就用上了。唐雯对这则广告印像很深却跟小雨有关。小雨对过去崇拜的小燕子这时候由于军旗的事早已深恶痛绝，每次只要看到她一露面都要接上一句，说你吃了去死吧。张仲平也随声附和，请胡海洋放开了吃，不够再上一条。张仲平说：“说不定下次就轮到别人吃我们了。”胡海洋说：“这种事情确实很难说，真要有这样的机会，别人也不会客气，会吃得你只剩下一根干干净净的鱼骨头，不过，这鱼吃下去以后会怎么样？心里是不是直发虚？”唐雯说：“你们俩说什么呢？”两个男人相视一笑，说吃鱼吃鱼。
吃完饭把唐雯送回家以后，张仲平提出找个地方去喝茶，胡海洋说：“算了吧，你我就不要讲究那些形式了。在外面谈话还没有在房间里方便。”于是就回了胡海洋入住的鹏程酒店。
话题又回到了周易上。胡海洋说：“一般的人不知道周易，知道的也仅以为是一部占卜的书。连秦始皇都是这样的想法，对它很蔑视，这才使它在焚书坑儒中躲过一劫。至孔夫子起，历代儒学对它的评价却很高，把它排在四书五经之首。现代名人、学者对它的评价更高了，认为它无所不包。包括天文、历数、数学、音律、科学、哲学、艺术甚至医学、兵学、术数等等，许多中外学者对周易的作者西伯姬昌更是崇拜和敬仰得一蹋糊涂，将之奉为神人、圣人。比如蒋介石，他的两个名字都来源于周易中的‘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像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又比如钱钟书的围城，男主人公叫方鸿渐。鸿渐二字源于‘渐’卦：初六，鸿渐于干。什么意思呢？是说大雁渐渐地飞到了水边的浅滩上，很有诗情画意吧。”
张仲平笑了一笑，没有接话，他也请人算过命，却从来没有接触过周易。
胡海洋说：“西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他开始写周易的时候已经82岁了，身份是个阶下囚，他是从周族首领沦为阶下囚的，人生际遇的反差特别大。关他的人是谁？就是残暴的殷纣王。殷纣王为什么关押姬昌？原因荒唐透顶。据司马迁说，纣王时有个九侯，九侯有个很不错的女儿，不仅长相漂亮，而且还很贤惠。她被殷纣王召进宫之后不喜欢与殷纣王酒河肉林地淫乐，纣王一发怒就把她给杀了，还株连到她的老爸九侯，纣王把他也杀了。鄂侯为九侯辩护，殷纣王也把他杀了。那时候杀人多简单，像割韭菜一样。殷纣王把鄂侯杀了还不算，竟然下令让刽子手将他剁成肉酱做成肉饼让大臣们吃。西伯姬昌听闻此事之后仅仅长叹了一声，就被人告了密，就这样成了囚犯。昨天还贵为首领，侍者成群，今天却沦为阶下囚人下人，等于天上地下，一脚踏在阴间，一脚踩在阳间。可以想像，刚开始的时候，姬昌一定是惊魂未定的，九侯、鄂侯被杀的血腥味可闻可辨，自己时时刻刻都有被杀的危险。上午我们测的那个鱼字，说头上有把刀，这把刀跟姬昌头上的刀比就真的不算什么了。姬昌头上的刀会不会落下来？什么时候落下来？谁知道？不说姬昌不知道，就连殷纣王也不知道。照道理他是应该知道的，因为姬昌的命运就掌握在他手里。但这种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因为殷纣王本身是个喜怒无常的人，他要动什么念头，常常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一颗心不上不下的悬着是最难忍受的状态。很多人不怕死，却怕不死不活。姬昌要改变这种状态，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自己占卜。姬昌以前人们占卜用的都是伏羲八卦，需要用龟甲。坐在牢里的姬昌哪里来的龟甲？只好就地取材用蓍草来代替。姬昌将八卦图用蓍草节摆在地上，不用演算，光是方位就已经让姬昌不寒而栗。纣王贵为天子，处离位，属火，西伯姬昌处地位，属水，两相相克，势大为上，姬昌斗不过纣王，看起来只有死路一条。谁想死呢？姬昌虽然已经82岁了，仍然不想死。不想死怎么办？只有求变一条出路，置于死地而后生。怎么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换位。比如可以让河流改道，河北面一些属阳的地方就到了河的南面，反而属阴。后来的风水先生为什么总是建议起屋时座北朝南？为什么朝向已定的建筑为了改变阴阳变化而设立一些机关、玄关？无非是通过人的行动改变自然天成的原始状态。”
张仲平说：“等等，我上次去你公司，看到墙上挂了一幅八卦图，是不是跟你刚才讲的有关系？”
胡海洋笑笑，说：“算是吧。易，变也。易的含义因蜥蜴而生，蜥蜴是冷血动物，是变色龙，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着自己身体的颜色。可是，当我们对所谓的变色龙进行道义上的谴责时，是不是更应该对它天生的应变能力赋予一种由衷的尊重呢？”
张仲平说：“难怪你办公室另外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蜥蜴图。当时我觉得怪怪的，想开口问，又怕唐突。行，你接着把姬昌的故事讲完。”
胡海洋说：“姬昌坐了几年牢？七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呀。一开始的担惊受怕慢慢地钝化了，总得找点事来打发时光。再说了，如果他整天担惊受怕，吃饭睡觉都想着悬在头上的那把看不见的刀，可能要不了多久就会抑郁而死呜呼哀哉。姬昌于是决定研究伏羲八卦，丰富伏羲八卦。郭沫若说过一段话，意思是说八卦的根柢，与古代生殖器崇拜有关，画一以像男根，分而为二以像女阴，并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在姬昌眼里也是这样，慢慢地，一个宇宙摆在他面前了，人的各种状态一一在他眼前呈现，原来刻板的、呆滞的东西变得生动起来鲜活起来。父子君臣，不再是上尊下卑，而是相互依存。一年四季循环往复，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天道为阴阳，地道为刚柔，人道为仁义。三道包罗万像，互动制掣，变化无穷。原来伏羲的八卦远远不够了，将其重叠组合，就有了64卦，384爻。先卦像，后卦辞，卦卦递进，相辅相成。宇宙万像，社会丝缕，一切玄机都襄括其中了。”
张仲平说：“胡总这些说法太专业太深奥了。一般人也就关心昌姬的命运，怎么样？他头上的那把刀落下来没有？”
胡海洋说：“没有。后来纣王放了姬昌。姬昌次子灭纣而立周朝，并封姬昌为文王。怎么样，够张艺谋拿出拍一部电影了吧？”
张仲平说：“张艺谋的电影越来越臭，他最近的那部片子非常弱智，简直就叫风光儿童片。我刚才在想，姬昌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世界上的事情还真是很难说。我一边听你讲一边在想，纣王完全可以杀姬昌为什么没有杀他呢？他难道不懂斩草除根的道理？姬昌是不是在冥冥之中调动了神灵的力量以自救？姬昌被囚禁，无疑是一种灾难，但是如果姬昌没有这一出，是不是也就没有了周易呢？”
胡海洋说：“张总你这几个问题提得都很好，你再仔细想一想，社会上的哪一个人不都是孤独无援的？谁能够真正控制得了自已的命运？姬昌做到了吗？纣王做到了吗？纣王以骄奢淫逸、拒揀饰非、残暴无道闻名于世，可是，他并非一开始就是庸碌之辈。为帝之初，也是很有作为的，曾推动中原文化向长江流域发展。人有命运吗？人的命运是先天注定的并能预知吗？其实，鬼神的力量与其说是一种超自然的现像，还不如说是人的一种心理需求与慰藉。所以古寺大庙才会成为芸芸众生寄托梦想、寻求庇护的福地。最底层的老百姓是这样，达官显贵政要巨贾更是这样，因为即使是后面一种人，生活中不可预知的因素不可控制的因素也是很多的。沿用我们下午的比喻，他们是真正的大鱼。而鱼越大，目标也就越大，盯着他们的眼睛也就越多，谁也不知道已经有多少渔网渔钩现代捕鱼器在等待着他们。”
张仲平说：“胡总，我听着听着怎么觉得你好像有一种消极宿命的味儿？”
胡海洋说：“不对，不仅不对，而且正相反，对限制的认识与洞察是自由的开始，你不是也说了吗？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在社会中生活。按照拟鱼化的说法，每个人都是一条鱼，既然我们逃脱不了成为鱼的命运，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成为一条大鱼。小鱼有小鱼的快乐，大鱼有大鱼的风险，但是，毕竟大鱼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要大得多。海纳百川，鱼游大海。在我们的比喻中，大海是没有工业污染的童话世界，是梦幻的乐园，总是令鱼心向往之，不管有多少暗道机关，鱼总是要向大海游去的，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张仲平笑了笑，说：“看不出胡总还是一个诗人，要转回去十几二十年，我们可能不是像现在这样坐而论道，而是一边豪饮发酒疯，一边高声朗诵普希金惠特曼了。”
胡海洋也笑了，说：“张总你也不要嫌我老夫聊发少年狂了。人们为了说清楚一个道理，总是忍不住打比喻，但任何比喻又总是蹩足的，很容易被人找出漏洞。所以，沟通的最高境界是不说话，所谓的此处无声胜有声。次高境界是少说话，所谓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张仲平不住地点头，说：“对对对。我还想知道，胡总是怎么迷上易经的？”胡海洋说：“我们公司有个皮顾问，我对周易感兴趣，完全是受他的影响。”张仲平说：“皮顾问是谁？是不是世外高人？”胡海洋说：“不是高人，也不是怪人，是很普通的一个人，曾经是共产党的厅级干部。”张仲平说：“我一向认为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优秀人才都在各级党政机关里面。胡总能网罗到这样一条大鱼为你所用，不简单呀。”胡海洋说：“你错了。他早就不是什么厅级干部了，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像周文王一样，曾为阶下之囚。”张仲平说：“怎么回事？”
胡海洋说：“这个皮顾问其实是我的亲舅舅。我跟他的关系挺奇怪的，他在台上那会儿，我还没有下海，想换个工作，求到他头上，他死活不肯帮忙，还跟我说了一番大道理。后来我下海赚钱了，表妹上大学，我送了五万，既是真心感谢他当初没有帮我解决调动问题才促使我出来自己干，也多少有点显摆的意思。你猜他怎么着？不仅分文不收，还把我骂了一顿，说没有共产党搞改革开放，哪里来你们这些暴发户？我舅舅是个清贫的人，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他家里也实在太寒碜了。人造革的沙发，水泥地面，上个世纪80年代的简陋家具，连我这个做侄儿的都看不过去。我舅舅可不是做秀，也并非天生的怪人，就是因为没有钱。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够受人尊敬的了，试问现在的干部有几个纯粹是靠工资养家糊口的？反过来说你如果只靠那一份奉禄，你就只能安于清贫，你刚才说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精英都集中在党政干部队伍里，这话没错，却不一定是一种好现像。我认为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去直接创造财富，做企业或经商，这样，他的付出和获得才能对等。否则，老在官场上混，混得出来还好，混不出来，就会心里不平衡，要么变成庸才，要么就会想歪点子捞钱。这话扯远了，还是说我舅舅吧，他在仕途上倒是一帆风顺。当过中学校长、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他事事处处都以焦裕禄为楷模，在他所有工作过的地方都树立了清正廉洁的良好形像，群众口碑甚佳，他从县里往地区调时，数千百姓含泪相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还以为是拍电视剧。任地委书记期间更是掀起了廉政风暴，开会或接待上级来人时严格实现‘四菜一汤’，收缴机关公车、清退干部违规住房。行署专员收了别人一台冰箱，他召开民主生活会三番五次劝其退回。他没往家里拿过一分钱，相反，工资中的一部分还用在上访群众住宿和交通上。炎炎暑日，他不开空调，摇着蒲扇办公，他说企业和农村用电紧张，能省一度是一度他的事迹在中国最高级别的所有媒体上作过报道，他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他绝对不是台上讲廉政，台下搞腐败的人。这样一个人，最后却沦为了囚犯，而且，罪名是受贿。这样一个人会搞腐败？我真的不敢相信。心想他肯定是权利之争的牺牲品，原因很复杂可能也很简单，就是他搞廉政建设时得罪了人，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迫害，或者说有小人加害于他。那时我压根没想到，那个“小人”竟然是我。舅舅防范拉拢腐蚀的警惕性一向很高，把自己的清白看得比生命还重。那时我大学一位同学在城市信用社工作，赶上一个晋升主任的机会，候选人有三个，我那同学各种考评成绩都是排名第一，可心里总不踏实，求到我头上，希望我跟舅舅说说，打打招呼。我刚下海的时候，这个同学帮过我，所以对他的托付我也十分重视，特意去找舅舅，也没别的意思，只是希望组织部门能够秉公办理就可以了。一句话，不是要帮他走后门，而是要防止别人跑关系。我舅舅对我根本就不理不睬，还说我干预朝政。后来，我那位同学顺利上任了，心里还是对我舅舅存了一份感激。他以我舅妈的名义办了一张两万块钱的银行卡，要我送给我舅妈，我退了几次退不掉，还差点跟同学闹僵了，我没有办法，只好给舅妈送去，又不敢说真话，怕舅妈不要送不掉，也就含糊其词，说是赞助两个弟妹上学的费用。也巧了，没几天我舅舅上中央党校学习，舅妈就把银行卡交给了舅舅，舅妈也没说那卡是我送的，舅舅就以为是自己家里的钱。后来我那当了信用社主任的同学挪用公款到澳门赌博，输掉了好几百万，触犯了刑律，到里面说了那2万块钱的事，便成了舅舅受贿的证据。舅舅被免除职务，开除党籍，判刑两年，缓期三年，他的政治生涯从此结束。舅舅在看守所呆了七个月，那天我和舅妈开车去接他，心里真不是滋味，觉得是我害了他，没脸面对又不得不面对。我以为我会看到一个面容憔悴、目光呆板、身板佝偻的舅舅，因为听说他在里面吃了不少苦，还曾经企图撞墙自杀。我压根儿没想到，除了稍稍疲倦一点以外，他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也不对，应该说没有改变的是他的外型，举手投足间的那种官威已经荡然无存。他的神情显得很安详，他的目光含蓄而又深邃，给你的感觉就是很真实，像个实实在在、心平气和的智者。社会上对舅舅的议论走了两个极端，老百姓为他扼腕叹息，也有少部分人暗中弹冠相庆。舅舅在家里休整了不到三天，就重新上岗了——他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地委办公楼斜对面一个小门面里摆了一个烟摊。这事又惹发了好一阵议论。我对舅舅一直怀着深深的歉意，曾经提出高薪聘请他到我的公司里任高级顾问，同时划拨给他相当数量的公司股份，舅舅接受了我的道歉，毕竟是我的愚蠢导致了他以那种方式离开工作岗位。但对我的馈赠却竭力拒绝，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为了理解舅舅，我曾经花了三天时间陪他在摊子上卖烟。那是两个人默默静坐的三天。直到最后一天收摊之前，舅舅才开口说话。舅舅说，每天看着过去的上级下级同僚，从那座高拱的大门里进进出出，或步行，或踩单车或坐小车，总感觉到他们无非是一条鱼一群鱼。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呢？没有了政治抱负和利益纷争，反而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人的一辈子什么最重要？自由和健康，如此而已。舅舅说的那些鱼从来没有踱到或游到他的烟摊来买过烟。这很好理解，大家见了面说什么呀？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以前的同事开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家里去窜门，不是去叙过去的同事之谊，... -->>
张仲平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三个人在船舫上吃水煮活鱼的时候，平平静静的，唐雯根本就没有提起那方面的话题。
用来做餐馆的船其实是那种水泥趸船，停泊在离岸边十几二十米的江里，往来的客人要通过小划子摆渡才能上下。这对于经常出入装修豪华的宾馆餐厅的城市吃客来说，反而有了一点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野趣。香水河边船舫餐厅最大的弊病是给排水，经常有市民在各种媒体上提出尖锐的批评。因此这种餐厅也就跟政府的有关部门打起了游击战，总是开开停停的。
股市一昧下跌，唐雯已经亏了不少钱。听说胡海洋是做证券的，忍不住就向他讨教。唐雯表现正常，让张仲平觉得昨天晚上的事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唐雯对胡海洋说：“你们做庄的时候很潇洒吧，感觉是不是有点像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胡海洋说：“希望毛主席和财神爷一起保佑我们是真的，潇洒就谈不上了。所谓潇洒是外人想像出来的。正好相反，像我们这种层次的机构，一着不慎，就有可能死得很难看。那种感觉，真的就像是在针尖上跳舞。”张仲平说：“证券市场越来越规范，这使得坐庄越来越难，因为你不是搞慈善事业，要想盈利，就得打法律的擦边球。”胡海洋说：“张总说得对，不过，法律法规也是一把双刃剑，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反正中国的事儿就一个理，不能不出格，如果不超常规，你根本就没有机会赚钱。又不能太出格，否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就有可能被枪打出头鸟。”张仲平说：“股海真的是战场，表现得比其他的市场更惨烈，因为在这个战场上基本上是敌我不分的，大家都变成了经济动物，只以逐利为目的，而且还往往免不了打乱仗。”
胡海洋说：“二级市场炒股票本来就是赚差价，低进高出。但一个公开的市场摆在那儿，哪里有那么多的差价让你赚？这就得造市。其他的不谈，就谈谈具体操作的环节吧。中国股市初期那几年做一只股票，三、五千万就够了，现在整个盘子大了，一般的中小盘股，都要四、五个亿到十来亿，一家肯定不行，得找盟友。可是，盟友那么好找吗？商场有一句话，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盟友。做生意太难了。为什么？一是因为每个人太聪明了；一是因为谁讲诚信谁吃亏。这在股市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比如说，什么时候入市，大家的意见还好统一，什么时候出来，就比较难办了。靠什么？靠诚信？如果真的都讲诚信，大家按既定方针办，还好，起码可以赚散户和别的团队的钱。可是，只要一家存在着不讲诚信的可能性，最终的结果就是争着不讲诚信。有一种扑克牌游戏，叫跑得快。机构大户的老板人人爱打。你不跑得快怎么办？学雷锋呀？给别人抬轿子呀？你给人抬轿子，别人当然求之不得，他会毫不犹豫地踩着你的尸体前进，完了还要跟你说两个字，别以为这两个字是谢谢，不是，这两个字是——傻b。瞧，股市就是这样，赚了你的钱还要在智商方面蔑视你。这是一难吧。还有一难，就是内部的操作问题，炒一只股票买进卖出的，需要几十上百个操盘手，还不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一是现在查得严，另外就是现在的散户也精了，随时能够掌握大户调兵遣将的动向。在股市低迷的时候尤其是这样，你要炒某一只股票，反而会成为别人出逃的良机。最可怕的是老鼠仓，操盘手每个人都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得到买进的指令时，先就暗地里把个人的仓给建了，得到卖出的指令时，率先抛出的也是个人的筹码。买进买出的通道有限，船小好调头，船大了就不好办了。”唐雯说：“像这种情况岂不是对公司不忠？而且，那些老鼠仓不是稳赚吗？”胡海洋说：“这肯定是不忠，却不一定稳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操盘手只是局部的一个点，是网中的一个结，他得到的指令尽管是真实的、必须执行的，但却可能是总部为了迷惑市场施放的烟幕，可能跟总部的根本意图正好相反，而且这种担任打掩护的任务的操盘手角色是不确定的，经常不停转换。你要跟盘跟风，什么时候被套住被吃掉，还真没有一个准。更何况老板明知有老鼠仓，有时候还故意放一点假消息？所以老鼠仓其实也不好做。”张仲平说：“胡总说的是民营资本的机构大户和底下老鼠仓的关系吧，如果这个机构大户是国有资产呢？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吧？”胡海洋笑笑说：“那喂出来的老鼠就不是一般的老鼠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谈到过，国家粮仓里的老鼠与厕所里的老鼠可是两码事呀，哈哈哈哈。”唐雯说：“是呀，报上经常有报导，有的贪官为了捞上几十万、几百万的回扣、受贿款，不惜让国家损失几千万、几个亿。这些人也就是你说的国家粮仓里的老鼠，真是杀一百次都不够。”胡海洋说：“教授不错，知道忧国忧民。确实，股票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危险的行业之一。危险程度在十大危险行业中排名第六位，排在战地记者、伐木工、地质探险、煤矿工人等传统危险职业之前，列特技演员、飞机试飞员、排雷工兵等等之后。相关的调查分析还表明，股票投资（失误）带来的家庭不幸、财富流失、刑事案件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总和。为什么这几年股市长期低迷？因为摆在中国股民面前的不利因素太多了，大股东恶意掠杀、圈钱、大扩容等，随便哪一项都能导致股市下跌。这是客观事实，同样的客观事实是，股市又是目前参与人数最多，参与者层次最为复杂的一个市场。所以，股市的开放程度相比其他市场、其他领域为高，而且正慢慢向有序的管理方面过渡；股市尽管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参与者的自由度却也是最高的，因为你可以随时决定什么时候进去或者出来；在相同的层次上，其公开性、公平性也相对较高，所以不要担心没有人玩。股市最大的问题是游戏规则和资金。只要咱们国家保持稳定，继续搞改革开放，就一定还有让股民大赚一把的机会。从人性的特点去分析也是这样，有人说人最主要的弱点有两个，一是恐惧，一是贪婪。这既是股民或人格化的机构进入股市的动机，也是股民在股市上会有何种表现的心理原因。”张仲平说：“胡总说得对，股市是一个浓缩的社会。对于有些人来说，进入股市是别无选择的。就像每个人不可能不进入这个社会一样。”唐雯笑了笑，说：“这种事情有点难以理解，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宁愿追求一种简单的生活。”胡海洋说：“人，一旦进入股市，就没法过一种简单的生活。股市是最能暴露人的劣根性的地方，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贪婪与恐惧。”唐雯说：“贪婪是一种过分的欲望，所谓欲壑难填所谓人心不足蛇吞像，引发一系列的恶性案件，这还能理解。说到恐惧嘛，字面的意思是极度的害怕，可是，它怎么也会是人的最主要的劣根性呢？”张仲平说：“一个什么事情都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一个这也怕出错那也怕出乱子的社会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活力没有发展前途的社会。还有，就是人正因为有了对未来、对不可确定的东西的恐惧，才会拚命地变态地去占有某些东西，以为那些东西可以给他带来安全感。比喻说钱，这个社会谁会嫌钱多？谁不认为钱还是越多越好？关键的问题，是要搞清楚，挣什么钱和怎样挣钱。再比喻女人，据说男人总是渴望妻妾成群。可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花心男人不仅感情脆弱，可能还存在着一定的人格缺陷。他们花心是因为他们缺乏掌握一种深入密切、牢固稳定的两性关系的能力，所以只好用不断更换新对像所获得的新鲜感来抚慰情感上的空虚和脆弱。这不就回到贪婪的路上去了吗？因为恐惧所以贪婪。”胡海洋说：“精彩。”唐雯说：“仲平，你不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吧？”张仲平说：“几十年都过来了，你还不知道我感情脆弱不脆弱呀？”唐雯说：“关键的问题是分寸感的把握，做什么事都不能太过分，对吗，仲平？”张仲平说：“那当然。”胡海洋说：“话是这么说，可是人的欲望是很复杂的呀，谁能真正成为自己欲望的主人？恐怕只有圣人了。”张仲平说：“是呀，每个人都有不由自主的时候，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唐雯说：“什么不由自主？还不是拿不由自主作为自己屈从于某种欲望的借口。”胡海洋看了唐雯一眼，又看了张仲平一眼，赶紧说：“问题是这江风渔火把酒临风是一种意境，你们看对面，华灯初上，车水马龙也是一种境界。像我，吃完了饭还不得不过河进入那种境界。”唐雯低头无语。张仲平说：“胡总的话很有哲理，精辟呀。”
水煮活鱼上来了，是河豚。张仲平亲自到船边看着餐厅的大师傅从浸在江里的渔兜里挑的，整整四斤。河豚有巨毒，据说还是国家保护动物。媒体就有过吃河豚死人的报道，但河豚肉质细腻鲜美，很多人把吃河豚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种独特经历，好像敢于冒险一品美味的人，就不是一个平凡的人。胡海洋尝了一口，说不错。唐雯接口说，好吃你就多吃一点。唐雯这句话是跟赵薇学的，赵薇打的那个食品广告目前正在不少电视台播放，顺口就用上了。唐雯对这则广告印像很深却跟小雨有关。小雨对过去崇拜的小燕子这时候由于军旗的事早已深恶痛绝，每次只要看到她一露面都要接上一句，说你吃了去死吧。张仲平也随声附和，请胡海洋放开了吃，不够再上一条。张仲平说：“说不定下次就轮到别人吃我们了。”胡海洋说：“这种事情确实很难说，真要有这样的机会，别人也不会客气，会吃得你只剩下一根干干净净的鱼骨头，不过，这鱼吃下去以后会怎么样？心里是不是直发虚？”唐雯说：“你们俩说什么呢？”两个男人相视一笑，说吃鱼吃鱼。
吃完饭把唐雯送回家以后，张仲平提出找个地方去喝茶，胡海洋说：“算了吧，你我就不要讲究那些形式了。在外面谈话还没有在房间里方便。”于是就回了胡海洋入住的鹏程酒店。
话题又回到了周易上。胡海洋说：“一般的人不知道周易，知道的也仅以为是一部占卜的书。连秦始皇都是这样的想法，对它很蔑视，这才使它在焚书坑儒中躲过一劫。至孔夫子起，历代儒学对它的评价却很高，把它排在四书五经之首。现代名人、学者对它的评价更高了，认为它无所不包。包括天文、历数、数学、音律、科学、哲学、艺术甚至医学、兵学、术数等等，许多中外学者对周易的作者西伯姬昌更是崇拜和敬仰得一蹋糊涂，将之奉为神人、圣人。比如蒋介石，他的两个名字都来源于周易中的‘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像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又比如钱钟书的围城，男主人公叫方鸿渐。鸿渐二字源于‘渐’卦：初六，鸿渐于干。什么意思呢？是说大雁渐渐地飞到了水边的浅滩上，很有诗情画意吧。”
张仲平笑了一笑，没有接话，他也请人算过命，却从来没有接触过周易。
胡海洋说：“西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他开始写周易的时候已经82岁了，身份是个阶下囚，他是从周族首领沦为阶下囚的，人生际遇的反差特别大。关他的人是谁？就是残暴的殷纣王。殷纣王为什么关押姬昌？原因荒唐透顶。据司马迁说，纣王时有个九侯，九侯有个很不错的女儿，不仅长相漂亮，而且还很贤惠。她被殷纣王召进宫之后不喜欢与殷纣王酒河肉林地淫乐，纣王一发怒就把她给杀了，还株连到她的老爸九侯，纣王把他也杀了。鄂侯为九侯辩护，殷纣王也把他杀了。那时候杀人多简单，像割韭菜一样。殷纣王把鄂侯杀了还不算，竟然下令让刽子手将他剁成肉酱做成肉饼让大臣们吃。西伯姬昌听闻此事之后仅仅长叹了一声，就被人告了密，就这样成了囚犯。昨天还贵为首领，侍者成群，今天却沦为阶下囚人下人，等于天上地下，一脚踏在阴间，一脚踩在阳间。可以想像，刚开始的时候，姬昌一定是惊魂未定的，九侯、鄂侯被杀的血腥味可闻可辨，自己时时刻刻都有被杀的危险。上午我们测的那个鱼字，说头上有把刀，这把刀跟姬昌头上的刀比就真的不算什么了。姬昌头上的刀会不会落下来？什么时候落下来？谁知道？不说姬昌不知道，就连殷纣王也不知道。照道理他是应该知道的，因为姬昌的命运就掌握在他手里。但这种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因为殷纣王本身是个喜怒无常的人，他要动什么念头，常常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一颗心不上不下的悬着是最难忍受的状态。很多人不怕死，却怕不死不活。姬昌要改变这种状态，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自己占卜。姬昌以前人们占卜用的都是伏羲八卦，需要用龟甲。坐在牢里的姬昌哪里来的龟甲？只好就地取材用蓍草来代替。姬昌将八卦图用蓍草节摆在地上，不用演算，光是方位就已经让姬昌不寒而栗。纣王贵为天子，处离位，属火，西伯姬昌处地位，属水，两相相克，势大为上，姬昌斗不过纣王，看起来只有死路一条。谁想死呢？姬昌虽然已经82岁了，仍然不想死。不想死怎么办？只有求变一条出路，置于死地而后生。怎么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换位。比如可以让河流改道，河北面一些属阳的地方就到了河的南面，反而属阴。后来的风水先生为什么总是建议起屋时座北朝南？为什么朝向已定的建筑为了改变阴阳变化而设立一些机关、玄关？无非是通过人的行动改变自然天成的原始状态。”
张仲平说：“等等，我上次去你公司，看到墙上挂了一幅八卦图，是不是跟你刚才讲的有关系？”
胡海洋笑笑，说：“算是吧。易，变也。易的含义因蜥蜴而生，蜥蜴是冷血动物，是变色龙，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着自己身体的颜色。可是，当我们对所谓的变色龙进行道义上的谴责时，是不是更应该对它天生的应变能力赋予一种由衷的尊重呢？”
张仲平说：“难怪你办公室另外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蜥蜴图。当时我觉得怪怪的，想开口问，又怕唐突。行，你接着把姬昌的故事讲完。”
胡海洋说：“姬昌坐了几年牢？七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呀。一开始的担惊受怕慢慢地钝化了，总得找点事来打发时光。再说了，如果他整天担惊受怕，吃饭睡觉都想着悬在头上的那把看不见的刀，可能要不了多久就会抑郁而死呜呼哀哉。姬昌于是决定研究伏羲八卦，丰富伏羲八卦。郭沫若说过一段话，意思是说八卦的根柢，与古代生殖器崇拜有关，画一以像男根，分而为二以像女阴，并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在姬昌眼里也是这样，慢慢地，一个宇宙摆在他面前了，人的各种状态一一在他眼前呈现，原来刻板的、呆滞的东西变得生动起来鲜活起来。父子君臣，不再是上尊下卑，而是相互依存。一年四季循环往复，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天道为阴阳，地道为刚柔，人道为仁义。三道包罗万像，互动制掣，变化无穷。原来伏羲的八卦远远不够了，将其重叠组合，就有了64卦，384爻。先卦像，后卦辞，卦卦递进，相辅相成。宇宙万像，社会丝缕，一切玄机都襄括其中了。”
张仲平说：“胡总这些说法太专业太深奥了。一般人也就关心昌姬的命运，怎么样？他头上的那把刀落下来没有？”
胡海洋说：“没有。后来纣王放了姬昌。姬昌次子灭纣而立周朝，并封姬昌为文王。怎么样，够张艺谋拿出拍一部电影了吧？”
张仲平说：“张艺谋的电影越来越臭，他最近的那部片子非常弱智，简直就叫风光儿童片。我刚才在想，姬昌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世界上的事情还真是很难说。我一边听你讲一边在想，纣王完全可以杀姬昌为什么没有杀他呢？他难道不懂斩草除根的道理？姬昌是不是在冥冥之中调动了神灵的力量以自救？姬昌被囚禁，无疑是一种灾难，但是如果姬昌没有这一出，是不是也就没有了周易呢？”
胡海洋说：“张总你这几个问题提得都很好，你再仔细想一想，社会上的哪一个人不都是孤独无援的？谁能够真正控制得了自已的命运？姬昌做到了吗？纣王做到了吗？纣王以骄奢淫逸、拒揀饰非、残暴无道闻名于世，可是，他并非一开始就是庸碌之辈。为帝之初，也是很有作为的，曾推动中原文化向长江流域发展。人有命运吗？人的命运是先天注定的并能预知吗？其实，鬼神的力量与其说是一种超自然的现像，还不如说是人的一种心理需求与慰藉。所以古寺大庙才会成为芸芸众生寄托梦想、寻求庇护的福地。最底层的老百姓是这样，达官显贵政要巨贾更是这样，因为即使是后面一种人，生活中不可预知的因素不可控制的因素也是很多的。沿用我们下午的比喻，他们是真正的大鱼。而鱼越大，目标也就越大，盯着他们的眼睛也就越多，谁也不知道已经有多少渔网渔钩现代捕鱼器在等待着他们。”
张仲平说：“胡总，我听着听着怎么觉得你好像有一种消极宿命的味儿？”
胡海洋说：“不对，不仅不对，而且正相反，对限制的认识与洞察是自由的开始，你不是也说了吗？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在社会中生活。按照拟鱼化的说法，每个人都是一条鱼，既然我们逃脱不了成为鱼的命运，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成为一条大鱼。小鱼有小鱼的快乐，大鱼有大鱼的风险，但是，毕竟大鱼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要大得多。海纳百川，鱼游大海。在我们的比喻中，大海是没有工业污染的童话世界，是梦幻的乐园，总是令鱼心向往之，不管有多少暗道机关，鱼总是要向大海游去的，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张仲平笑了笑，说：“看不出胡总还是一个诗人，要转回去十几二十年，我们可能不是像现在这样坐而论道，而是一边豪饮发酒疯，一边高声朗诵普希金惠特曼了。”
胡海洋也笑了，说：“张总你也不要嫌我老夫聊发少年狂了。人们为了说清楚一个道理，总是忍不住打比喻，但任何比喻又总是蹩足的，很容易被人找出漏洞。所以，沟通的最高境界是不说话，所谓的此处无声胜有声。次高境界是少说话，所谓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张仲平不住地点头，说：“对对对。我还想知道，胡总是怎么迷上易经的？”胡海洋说：“我们公司有个皮顾问，我对周易感兴趣，完全是受他的影响。”张仲平说：“皮顾问是谁？是不是世外高人？”胡海洋说：“不是高人，也不是怪人，是很普通的一个人，曾经是共产党的厅级干部。”张仲平说：“我一向认为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优秀人才都在各级党政机关里面。胡总能网罗到这样一条大鱼为你所用，不简单呀。”胡海洋说：“你错了。他早就不是什么厅级干部了，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像周文王一样，曾为阶下之囚。”张仲平说：“怎么回事？”
胡海洋说：“这个皮顾问其实是我的亲舅舅。我跟他的关系挺奇怪的，他在台上那会儿，我还没有下海，想换个工作，求到他头上，他死活不肯帮忙，还跟我说了一番大道理。后来我下海赚钱了，表妹上大学，我送了五万，既是真心感谢他当初没有帮我解决调动问题才促使我出来自己干，也多少有点显摆的意思。你猜他怎么着？不仅分文不收，还把我骂了一顿，说没有共产党搞改革开放，哪里来你们这些暴发户？我舅舅是个清贫的人，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他家里也实在太寒碜了。人造革的沙发，水泥地面，上个世纪80年代的简陋家具，连我这个做侄儿的都看不过去。我舅舅可不是做秀，也并非天生的怪人，就是因为没有钱。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够受人尊敬的了，试问现在的干部有几个纯粹是靠工资养家糊口的？反过来说你如果只靠那一份奉禄，你就只能安于清贫，你刚才说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精英都集中在党政干部队伍里，这话没错，却不一定是一种好现像。我认为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去直接创造财富，做企业或经商，这样，他的付出和获得才能对等。否则，老在官场上混，混得出来还好，混不出来，就会心里不平衡，要么变成庸才，要么就会想歪点子捞钱。这话扯远了，还是说我舅舅吧，他在仕途上倒是一帆风顺。当过中学校长、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他事事处处都以焦裕禄为楷模，在他所有工作过的地方都树立了清正廉洁的良好形像，群众口碑甚佳，他从县里往地区调时，数千百姓含泪相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还以为是拍电视剧。任地委书记期间更是掀起了廉政风暴，开会或接待上级来人时严格实现‘四菜一汤’，收缴机关公车、清退干部违规住房。行署专员收了别人一台冰箱，他召开民主生活会三番五次劝其退回。他没往家里拿过一分钱，相反，工资中的一部分还用在上访群众住宿和交通上。炎炎暑日，他不开空调，摇着蒲扇办公，他说企业和农村用电紧张，能省一度是一度他的事迹在中国最高级别的所有媒体上作过报道，他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他绝对不是台上讲廉政，台下搞腐败的人。这样一个人，最后却沦为了囚犯，而且，罪名是受贿。这样一个人会搞腐败？我真的不敢相信。心想他肯定是权利之争的牺牲品，原因很复杂可能也很简单，就是他搞廉政建设时得罪了人，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迫害，或者说有小人加害于他。那时我压根没想到，那个“小人”竟然是我。舅舅防范拉拢腐蚀的警惕性一向很高，把自己的清白看得比生命还重。那时我大学一位同学在城市信用社工作，赶上一个晋升主任的机会，候选人有三个，我那同学各种考评成绩都是排名第一，可心里总不踏实，求到我头上，希望我跟舅舅说说，打打招呼。我刚下海的时候，这个同学帮过我，所以对他的托付我也十分重视，特意去找舅舅，也没别的意思，只是希望组织部门能够秉公办理就可以了。一句话，不是要帮他走后门，而是要防止别人跑关系。我舅舅对我根本就不理不睬，还说我干预朝政。后来，我那位同学顺利上任了，心里还是对我舅舅存了一份感激。他以我舅妈的名义办了一张两万块钱的银行卡，要我送给我舅妈，我退了几次退不掉，还差点跟同学闹僵了，我没有办法，只好给舅妈送去，又不敢说真话，怕舅妈不要送不掉，也就含糊其词，说是赞助两个弟妹上学的费用。也巧了，没几天我舅舅上中央党校学习，舅妈就把银行卡交给了舅舅，舅妈也没说那卡是我送的，舅舅就以为是自己家里的钱。后来我那当了信用社主任的同学挪用公款到澳门赌博，输掉了好几百万，触犯了刑律，到里面说了那2万块钱的事，便成了舅舅受贿的证据。舅舅被免除职务，开除党籍，判刑两年，缓期三年，他的政治生涯从此结束。舅舅在看守所呆了七个月，那天我和舅妈开车去接他，心里真不是滋味，觉得是我害了他，没脸面对又不得不面对。我以为我会看到一个面容憔悴、目光呆板、身板佝偻的舅舅，因为听说他在里面吃了不少苦，还曾经企图撞墙自杀。我压根儿没想到，除了稍稍疲倦一点以外，他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也不对，应该说没有改变的是他的外型，举手投足间的那种官威已经荡然无存。他的神情显得很安详，他的目光含蓄而又深邃，给你的感觉就是很真实，像个实实在在、心平气和的智者。社会上对舅舅的议论走了两个极端，老百姓为他扼腕叹息，也有少部分人暗中弹冠相庆。舅舅在家里休整了不到三天，就重新上岗了——他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地委办公楼斜对面一个小门面里摆了一个烟摊。这事又惹发了好一阵议论。我对舅舅一直怀着深深的歉意，曾经提出高薪聘请他到我的公司里任高级顾问，同时划拨给他相当数量的公司股份，舅舅接受了我的道歉，毕竟是我的愚蠢导致了他以那种方式离开工作岗位。但对我的馈赠却竭力拒绝，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为了理解舅舅，我曾经花了三天时间陪他在摊子上卖烟。那是两个人默默静坐的三天。直到最后一天收摊之前，舅舅才开口说话。舅舅说，每天看着过去的上级下级同僚，从那座高拱的大门里进进出出，或步行，或踩单车或坐小车，总感觉到他们无非是一条鱼一群鱼。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呢？没有了政治抱负和利益纷争，反而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人的一辈子什么最重要？自由和健康，如此而已。舅舅说的那些鱼从来没有踱到或游到他的烟摊来买过烟。这很好理解，大家见了面说什么呀？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以前的同事开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家里去窜门，不是去叙过去的同事之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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