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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和七巧桌无论如何也是搬不进去的。火上加油,楼下住的一位女教员还贴出小字报,要我把书搬出车库。我此时一个朋友也没有,谁都视我如瘟神,我向谁求援呢?我敢走出去吗?我好像是乌江边上四面楚歌的项羽。幸亏我已经研究过比较自杀学,我决不自刎。我还要活下去。但是活下去又怎样呢?我真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了。
但是来的却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是更大的灾难。
我劳改了整整一九六八年的一个春天。此时大地重又回春。大自然根本不理会什么“文化大革命”依旧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燕园成了一片花海。人人都喜欢春天,而我又爱花如命。但是,到了此时,我却变成了一个色盲,红红绿绿,在我眼睛里统统都成了灰色。
但是,在另一方面,烂漫的青光却唤醒了“革命家”的“革命”热情。新北大公社的头子们谨遵“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古训,决定使自己的工作水平再提高一步,着重发明创造,避免固步自封,想出了一套崭新的花样。对象当然还是这百十口子囚徒。他们之中是否有真正想“革命”的,我说不准。但是,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的话,却绝对是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人类的劣根性,过去被掩盖住,现在完全“解放”了。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在这里顺便着声明几句:在北大几千名工人中,在北大上万名学生中,参加这个活动的只是极少数。他们平常就是一些调皮捣蛋,耍奸卖滑、好吃懒做、无巧不沾的类似地痞流氓的人物。现在天赐良缘,得到了空前的千金难买的好机会,可以施展自己的本领了。
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五四运动的纪念日,中国规定的青年节,我们这一批囚徒一个个从家中被押解到了煤厂。提起煤厂,真正是大大地有名。顾名思义,这里是贮存煤炭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管理。在“文化大革命”分派时期,里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拥护“老佛爷”的。运煤工人当然个个都是身强体壮的彪形大汉,对付煤块他们有劲;对付我们这一批文弱书生,他们的劲有极大的剩余。他们打一个耳光或踢上一脚,少说也抵得上水浒传里的黑旋风和花和尚。具体的感受不可言宣,只有我们这些人的骨肉才说得清楚。特别是浩劫第一阶段重点在批走资派的那一阶段在煤厂劳改过的“走资派”一提到煤厂,无不不寒而栗,谈虎色变,简直像谈到国民党的渣滓洞一样。
现在我们这一批囚徒又被押到这里来了。我仔细看了一下,不是所有的囚徒,而是“择优录取”或是“优化组合”选了一批特别“罪大恶极”的。其中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了名的陆平和彭珮云等等。我们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都被带上了一块十几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我们被命令坐在地上,谁也不敢出声。我估计批斗的时间不会短的。为了保险起见,先请求允许到便所去一趟。路颇远,我仍然挂着木牌,嘀里当啷,踉踉跄跄,艰难跋涉,到了目的地,赶快用超人的速度完成任务,回去坐在地上待命。我心里直打鼓,谁知道,这是一阵什么样的风暴呢?
时间终于到了,虽然不是午时三刻,然而滋味也差不多。只听到远处一声大喝:“把他们押走!”于是上来了一大堆壮士,每两个对付一个囚犯,方式没有改变,双臂被拧到背后,脖子上还有两只粗壮的手。走了很长的路,才到了我依稀认出的当时的学三食堂。从左边的门进去,排成一行,坐上了喷气式。这里没有讲台,主持人和发言者也都站在平地上一张桌子的后面。我只瞥见我的右手是彭珮云。其余的人的排列顺序就看不清了。行礼一切如仪。先是声震屋瓦的“打倒”声,大概每一个囚犯都打倒一遍。然后恭读语录,反正仍然是那一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接着是批判发言。说老实话,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见,我一个字也不想听到,那一套胡说八道,我已经听够了,听腻了。我只听到发言者为了对什么人表示忠诚,发言时声嘶力竭,简直成了嚎叫。这对我毫无影响,对这些东西我的神经已经麻木了。我最关心的是希望批斗赶快结束。我无法看表,大概当时手表是没有戴的。我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数下去,数到了二三千了,耳边狼嚎之声仍然不断。可我这双经过锻炼的腿实在有点吃不消了,眼里也冒出了金星,脑袋里昏昏沉沉,数也数不下去了。斜眼一看,彭珮云面前的地上已经被头上流下来的汗水滴湿。我自己面前怎样,我反而没有注意。此时只觉得脖子上的木牌越来越重,挂牌子的铁丝越来越往肉里面扎。我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
又过了不知多久,耳边只听得一声断喝:“把他们都押出去!”我知道,仪式结束了。但是同上一次大饭厅的批斗一样,仪式并没有完全结束。“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面”我被押出了学三食堂,至少有三个学生或工人在“服事”我。双臂被弯到背上,脖子上不知道有几只手在卡住,头当然抬不起,连身子也站不直。就这样被拖到马路上。两旁有多少人在“欣赏”我说不出来,至少比在大饭厅批斗时还要多。只听得人声嘈杂,如夏夜的蚊声。这又是一次游斗;但是比上次的速度可要快多了。我身上有那么多累赘,又刚坐过喷气式。要让我自己走路,我是走不这么快的。于是我身旁的年轻人就拖着我走,不是架着,好像拖一只死狗。我的鞋在水泥马路和石头上同地面磨擦。鞋的前头已经磨破,磨透,保护脚趾的袜子当然更不值得一磨,于是脚趾只好自己出马。这样一来,其结果如何,概可想见。当时是否流了血,自己根本无法知道,连痛的感觉都一点也没有。小石块又经常打在头上。我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梦中。自己被拖到什么地方,走的哪一条路,根本不知道。看样子好像已经拖到了大饭厅。不知道怎样一来,又被拖了回来。几个人把我往地上一丢。我稍一清醒,才知道自己躺在煤厂门外。
这一次行动真是非同小可。比上几次的批斗和游斗都不一样。我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头脑发昏,眼睛发花,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砰砰直跳。在矇眬中感觉到脚指头流出了血,刺心地痛。我完全垮了。此时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批斗的人走了,欣赏者也兴尽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了。抬眼看到身旁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学书,一个是王恩涌。宇宙间好像只剩下我们三个被批斗者。他俩比我年轻,身体也结实。是他们俩把我扶了起来,把我扶回了家。这种在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我三生难忘。
。沙发和七巧桌无论如何也是搬不进去的。火上加油,楼下住的一位女教员还贴出小字报,要我把书搬出车库。我此时一个朋友也没有,谁都视我如瘟神,我向谁求援呢?我敢走出去吗?我好像是乌江边上四面楚歌的项羽。幸亏我已经研究过比较自杀学,我决不自刎。我还要活下去。但是活下去又怎样呢?我真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了。
但是来的却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是更大的灾难。
我劳改了整整一九六八年的一个春天。此时大地重又回春。大自然根本不理会什么“文化大革命”依旧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燕园成了一片花海。人人都喜欢春天,而我又爱花如命。但是,到了此时,我却变成了一个色盲,红红绿绿,在我眼睛里统统都成了灰色。
但是,在另一方面,烂漫的青光却唤醒了“革命家”的“革命”热情。新北大公社的头子们谨遵“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古训,决定使自己的工作水平再提高一步,着重发明创造,避免固步自封,想出了一套崭新的花样。对象当然还是这百十口子囚徒。他们之中是否有真正想“革命”的,我说不准。但是,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的话,却绝对是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人类的劣根性,过去被掩盖住,现在完全“解放”了。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在这里顺便着声明几句:在北大几千名工人中,在北大上万名学生中,参加这个活动的只是极少数。他们平常就是一些调皮捣蛋,耍奸卖滑、好吃懒做、无巧不沾的类似地痞流氓的人物。现在天赐良缘,得到了空前的千金难买的好机会,可以施展自己的本领了。
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五四运动的纪念日,中国规定的青年节,我们这一批囚徒一个个从家中被押解到了煤厂。提起煤厂,真正是大大地有名。顾名思义,这里是贮存煤炭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管理。在“文化大革命”分派时期,里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拥护“老佛爷”的。运煤工人当然个个都是身强体壮的彪形大汉,对付煤块他们有劲;对付我们这一批文弱书生,他们的劲有极大的剩余。他们打一个耳光或踢上一脚,少说也抵得上水浒传里的黑旋风和花和尚。具体的感受不可言宣,只有我们这些人的骨肉才说得清楚。特别是浩劫第一阶段重点在批走资派的那一阶段在煤厂劳改过的“走资派”一提到煤厂,无不不寒而栗,谈虎色变,简直像谈到国民党的渣滓洞一样。
现在我们这一批囚徒又被押到这里来了。我仔细看了一下,不是所有的囚徒,而是“择优录取”或是“优化组合”选了一批特别“罪大恶极”的。其中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了名的陆平和彭珮云等等。我们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都被带上了一块十几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我们被命令坐在地上,谁也不敢出声。我估计批斗的时间不会短的。为了保险起见,先请求允许到便所去一趟。路颇远,我仍然挂着木牌,嘀里当啷,踉踉跄跄,艰难跋涉,到了目的地,赶快用超人的速度完成任务,回去坐在地上待命。我心里直打鼓,谁知道,这是一阵什么样的风暴呢?
时间终于到了,虽然不是午时三刻,然而滋味也差不多。只听到远处一声大喝:“把他们押走!”于是上来了一大堆壮士,每两个对付一个囚犯,方式没有改变,双臂被拧到背后,脖子上还有两只粗壮的手。走了很长的路,才到了我依稀认出的当时的学三食堂。从左边的门进去,排成一行,坐上了喷气式。这里没有讲台,主持人和发言者也都站在平地上一张桌子的后面。我只瞥见我的右手是彭珮云。其余的人的排列顺序就看不清了。行礼一切如仪。先是声震屋瓦的“打倒”声,大概每一个囚犯都打倒一遍。然后恭读语录,反正仍然是那一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接着是批判发言。说老实话,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见,我一个字也不想听到,那一套胡说八道,我已经听够了,听腻了。我只听到发言者为了对什么人表示忠诚,发言时声嘶力竭,简直成了嚎叫。这对我毫无影响,对这些东西我的神经已经麻木了。我最关心的是希望批斗赶快结束。我无法看表,大概当时手表是没有戴的。我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数下去,数到了二三千了,耳边狼嚎之声仍然不断。可我这双经过锻炼的腿实在有点吃不消了,眼里也冒出了金星,脑袋里昏昏沉沉,数也数不下去了。斜眼一看,彭珮云面前的地上已经被头上流下来的汗水滴湿。我自己面前怎样,我反而没有注意。此时只觉得脖子上的木牌越来越重,挂牌子的铁丝越来越往肉里面扎。我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
又过了不知多久,耳边只听得一声断喝:“把他们都押出去!”我知道,仪式结束了。但是同上一次大饭厅的批斗一样,仪式并没有完全结束。“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面”我被押出了学三食堂,至少有三个学生或工人在“服事”我。双臂被弯到背上,脖子上不知道有几只手在卡住,头当然抬不起,连身子也站不直。就这样被拖到马路上。两旁有多少人在“欣赏”我说不出来,至少比在大饭厅批斗时还要多。只听得人声嘈杂,如夏夜的蚊声。这又是一次游斗;但是比上次的速度可要快多了。我身上有那么多累赘,又刚坐过喷气式。要让我自己走路,我是走不这么快的。于是我身旁的年轻人就拖着我走,不是架着,好像拖一只死狗。我的鞋在水泥马路和石头上同地面磨擦。鞋的前头已经磨破,磨透,保护脚趾的袜子当然更不值得一磨,于是脚趾只好自己出马。这样一来,其结果如何,概可想见。当时是否流了血,自己根本无法知道,连痛的感觉都一点也没有。小石块又经常打在头上。我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梦中。自己被拖到什么地方,走的哪一条路,根本不知道。看样子好像已经拖到了大饭厅。不知道怎样一来,又被拖了回来。几个人把我往地上一丢。我稍一清醒,才知道自己躺在煤厂门外。
这一次行动真是非同小可。比上几次的批斗和游斗都不一样。我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头脑发昏,眼睛发花,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砰砰直跳。在矇眬中感觉到脚指头流出了血,刺心地痛。我完全垮了。此时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批斗的人走了,欣赏者也兴尽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了。抬眼看到身旁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学书,一个是王恩涌。宇宙间好像只剩下我们三个被批斗者。他俩比我年轻,身体也结实。是他们俩把我扶了起来,把我扶回了家。这种在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我三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