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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威在西域观机行事,然而关中此刻乱成了一团。
邸报上说先涝后旱,又遭蝗灾。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放在实际中,惨不忍睹的。三样灾害,摊到一样,百姓就有的受了,况且三样全部集中到来。几乎关中千里之地,昔日秦襄公一定大秦王朝的八百里富饶的秦川,成了一片荒芜。不要说庄稼了,就连树叶都差点让蝗虫吃光了。
这次灾害也几乎是唐朝历史上几次特大灾害之一。
富裕的人家无所谓,甚至许多大地主手中有储存粮食,就着高价抬卖,狠赚了一笔。但穷苦百姓人家中那有什么存粮?
一看不对了,不但夏收没有了,秋收也会一无所有,于是古代历史多次上演的一幕——逃荒,再次上演。
逃也无路可逃,往东洛阳等地正下着大雨,自己都吃不上饭了,会有什么救济给你?往北方正在***,敢不敢去?往南方是秦岭大山,除非到梁洲(汉中地区),其他的地区,翻过秦岭还是山区,同样是苦哈哈的群体,只好往陇右逃荒。
这是在历史上所没有的。
与环境有关,李威前去,屯田比历史上更多,产量更高,民族关系也比较融洽,构建了一道森严的防线,也比史上安全。本来又有大量汉人百姓已在哪里定居。种种因素,使百姓从一开始感到不对时,就开始陆续向青海逃亡。
也是不好逃的,毕竟还有一千多里的路。他们不是朝廷前几次安排迁移的百姓,在路上提供路费,管饱管暖,哄着劝着前去迁移的。一千多里的路,怎么办?
百姓又想到了一个办法,这十几年,关中多灾多难,也不知道得罪了那一个神灵,这日子没法过了,到青海还是一条出路。听说哪里田多粮多,因此将家中仅有的田地卖给大户人家,凑足了价格高昂的口粮,一家老小向西逃亡。这是有地的百姓,然而更多的佃户怎么办?一路乞讨,但皆在受苦受难,怎么讨?卖儿卖女的,甚至饿极之下,做强盗的,做娼妓的,做和尚的,不一而足。
李治听说后,暂停了对***厥的征剿,给了阿史那骨咄录一个重要的喘机。然后将所有粮仓放开,除了必备的粮食余存下来外,皆低价向外出售。可这也不是办法,朝廷低价出售了,大户人家派了部曲与家奴前来购买了,然后高价出售获利。于是又想到了前期李威的主意,粮票制度。这个制度本身是好的,能保证低价粮到达贫困百姓手中。可执行的是人,是官员衙役,倒底有没有到百姓手中,连李威都不敢保障。并且大旱,渭水与广通渠水位很低,不得不转到小船舶上一石一石地向关中运输。降低了效率与速度。
没有饿殍千里,但饿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李治没有办法,只好让刘仁轨回去,留守西京。
这道诏书给了关中百姓一个缓机,刘仁轨留守长安,有资格有声望有能力,减少灾害带来的危害。
然而这项诏书下达,却一脚将刘仁轨踢到了长安。此时的长安不是原来的长安,李治在洛阳,所有大臣也在洛阳,踢到了长安,无疑是踢出了朝堂。
有刘仁轨坐镇,国库里还有两个钱,李治也安了心,继续东向。
到了七月,到达泰山。
关中的形势仍然不乐观,可大批百姓逃亡出去,各地的粮食源源不断的抵达,粮价在每斗一百二十几文终于稳定下来。还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一斗是体积单位,粟米是十二斤多点,稻米有可能更多,盐是二十几斤。但这时候一斗粟米会不会有十二斤半?能有十斤就不错了。以唐朝百姓的收入,能不能吃得起一斤十几文钱的粟米?不但如此,粮价涨得这么厉害,其他的物价也带着飞涨。
另外,黑齿常之在青海也气得跳脚。
一个关中受害的百姓达到了多少?仅是长安以及邻近各州百姓就几乎达到了五百万人口,十分之一的百姓前来青海,青海也承受不起的。救还是不救,救,青海支撑不起来。不救,后果不敢承担。只好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李威,请他想一个办法解决,一封写到洛阳,也不是到洛阳,要转到泰山的,向李治禀明。后者不指望了,转到泰山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光景,况且这个太上皇还有心思封禅,会不会放在心上?但转到碎叶,黑齿常之也十分担忧,李威不在朝堂上,而是在西域,有些鞭长莫及。
信走了,黑齿常之还在跳脚,不是行军打仗,对政务,不是他专长的,涌来的百姓越来越多,怎么办?
对此李治确实没有多想,只好看粮价稳住,一旦稳住,各地救援的粮食会更多的运达关中,持续不了多长时间,粮价必然下降。大家熬一熬吧,作为皇帝,我算做得不错了,有几个皇帝象我这样关注灾情的?
这又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自东汉养成的思维观念,唐朝践商,主要税务是来自老百姓的,能取之于百姓,这是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不还之于百姓?不是给你用来封禅挥霍的。
但他抱着这种对得起的心情,登上了泰山,转了转,感到身体良好,于是产生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想法。自古以来,称皇帝为皇帝,陛下,天子。但他称为天皇。自古以来,封禅以泰山为主,但他下诏在嵩山南麓建造奉天宫,又对大臣说,要遍封五岳。
此言一出,群臣愕然。
然而古怪之极,作为李威一派的重臣,李威临走时,再次嘱咐,不得多言,以免授于把柄。于是没有吭声。其他附从的大臣一看李义琰、狄仁杰等人不吭声了,也一个个不吭声。忠于武则天与李治的大臣,同样不好作声。
如此荒诞无稽的话,居然没有一个大臣反对。
危难识英雄,监察御史李善感进谏道:“陛下二封泰山,告太平,致祥瑞,与三皇五帝比隆。”
李义琰很想笑,就是晚年的李治,残暴昏庸也赶不上隋炀帝,作为太上皇一生,也不算太恶,但有什么理由敢与三皇五帝比隆?
李善感继续说道:“可是数年以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应当静默反思,以禳天谴。可是陛下不但没有,反而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是国家的耳目口舌(指他的职责),深以为忧。”
自褚遂良等人死后,李义府与许敬宗掌权,天下大臣以言讳。即使进谏,也只是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后来李威强势而出,有了进谏,然而更多有了朝争的色彩。
只有这次进谏,没有任何党争成份,本身又是一个地道的中立大臣,所以传出去后,百姓称之为凤鸣朝阳。
李治没有听,但默然之。
本来此事就此中止。
可是他开了头,却引出了一个人。北门学士之一刘祎之也在武则天面前进了一谏,这是借着递上草写的诏书时进谏的,没有其他人知道。
他就说道:“臣在山上遇一耆老,对臣言有忧四。皇帝为勘水利与灾民,遍走河南州县,所居不过数帐蓬而,所食不过当是菽粟而。然而太上皇却兴师动众,不惜巨资,前来泰山封禅。其忧一也。皇帝为了国家边防,再入西域,太上皇封禅之余,萌生遍封五岳之意,欲无止境,其忧二也。皇帝即位,立下诏书,勿得兴修任何宫殿,又裁减宫中用度与宫婢,然而太上皇却再修奉天宫,其忧三也。太上皇广建义仓,灾害到来,却无粮可出,只有皇帝几大储仓拿出粮食救济灾民,其忧四也。”
这是借一耆老之嘴说出来的,也不可能真有这个老人。
山东之境,没有遭到灾害,尽管也会受到牵连,比如急征粮食入洛入渭,比如封禅带来的骚忧,可怨言也不会太大。并且也没有那一个老人能说出这么有眼光的话。后面义仓说得也很勉强。这个义仓制度准确来讲,不是来自唐朝,而是隋文帝杨坚弄出来的。不但义仓,还有重人才、设科举、废九品中正制、三省六部制、府兵制,都是杨坚弄出来的,于是让隋朝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国家,这才大一统华夏。也使国家人口数量几乎恢复到西汉鼎盛时期的人口数量,唐朝过了很久后才达到这么多人口。可没有想到让儿子糟蹋光了。李渊登基后,几乎全部拿来使用,也可以说李唐迅速有乱入治,杨坚占了不少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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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威在西域观机行事,然而关中此刻乱成了一团。
邸报上说先涝后旱,又遭蝗灾。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放在实际中,惨不忍睹的。三样灾害,摊到一样,百姓就有的受了,况且三样全部集中到来。几乎关中千里之地,昔日秦襄公一定大秦王朝的八百里富饶的秦川,成了一片荒芜。不要说庄稼了,就连树叶都差点让蝗虫吃光了。
这次灾害也几乎是唐朝历史上几次特大灾害之一。
富裕的人家无所谓,甚至许多大地主手中有储存粮食,就着高价抬卖,狠赚了一笔。但穷苦百姓人家中那有什么存粮?
一看不对了,不但夏收没有了,秋收也会一无所有,于是古代历史多次上演的一幕——逃荒,再次上演。
逃也无路可逃,往东洛阳等地正下着大雨,自己都吃不上饭了,会有什么救济给你?往北方正在***,敢不敢去?往南方是秦岭大山,除非到梁洲(汉中地区),其他的地区,翻过秦岭还是山区,同样是苦哈哈的群体,只好往陇右逃荒。
这是在历史上所没有的。
与环境有关,李威前去,屯田比历史上更多,产量更高,民族关系也比较融洽,构建了一道森严的防线,也比史上安全。本来又有大量汉人百姓已在哪里定居。种种因素,使百姓从一开始感到不对时,就开始陆续向青海逃亡。
也是不好逃的,毕竟还有一千多里的路。他们不是朝廷前几次安排迁移的百姓,在路上提供路费,管饱管暖,哄着劝着前去迁移的。一千多里的路,怎么办?
百姓又想到了一个办法,这十几年,关中多灾多难,也不知道得罪了那一个神灵,这日子没法过了,到青海还是一条出路。听说哪里田多粮多,因此将家中仅有的田地卖给大户人家,凑足了价格高昂的口粮,一家老小向西逃亡。这是有地的百姓,然而更多的佃户怎么办?一路乞讨,但皆在受苦受难,怎么讨?卖儿卖女的,甚至饿极之下,做强盗的,做娼妓的,做和尚的,不一而足。
李治听说后,暂停了对***厥的征剿,给了阿史那骨咄录一个重要的喘机。然后将所有粮仓放开,除了必备的粮食余存下来外,皆低价向外出售。可这也不是办法,朝廷低价出售了,大户人家派了部曲与家奴前来购买了,然后高价出售获利。于是又想到了前期李威的主意,粮票制度。这个制度本身是好的,能保证低价粮到达贫困百姓手中。可执行的是人,是官员衙役,倒底有没有到百姓手中,连李威都不敢保障。并且大旱,渭水与广通渠水位很低,不得不转到小船舶上一石一石地向关中运输。降低了效率与速度。
没有饿殍千里,但饿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李治没有办法,只好让刘仁轨回去,留守西京。
这道诏书给了关中百姓一个缓机,刘仁轨留守长安,有资格有声望有能力,减少灾害带来的危害。
然而这项诏书下达,却一脚将刘仁轨踢到了长安。此时的长安不是原来的长安,李治在洛阳,所有大臣也在洛阳,踢到了长安,无疑是踢出了朝堂。
有刘仁轨坐镇,国库里还有两个钱,李治也安了心,继续东向。
到了七月,到达泰山。
关中的形势仍然不乐观,可大批百姓逃亡出去,各地的粮食源源不断的抵达,粮价在每斗一百二十几文终于稳定下来。还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一斗是体积单位,粟米是十二斤多点,稻米有可能更多,盐是二十几斤。但这时候一斗粟米会不会有十二斤半?能有十斤就不错了。以唐朝百姓的收入,能不能吃得起一斤十几文钱的粟米?不但如此,粮价涨得这么厉害,其他的物价也带着飞涨。
另外,黑齿常之在青海也气得跳脚。
一个关中受害的百姓达到了多少?仅是长安以及邻近各州百姓就几乎达到了五百万人口,十分之一的百姓前来青海,青海也承受不起的。救还是不救,救,青海支撑不起来。不救,后果不敢承担。只好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李威,请他想一个办法解决,一封写到洛阳,也不是到洛阳,要转到泰山的,向李治禀明。后者不指望了,转到泰山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光景,况且这个太上皇还有心思封禅,会不会放在心上?但转到碎叶,黑齿常之也十分担忧,李威不在朝堂上,而是在西域,有些鞭长莫及。
信走了,黑齿常之还在跳脚,不是行军打仗,对政务,不是他专长的,涌来的百姓越来越多,怎么办?
对此李治确实没有多想,只好看粮价稳住,一旦稳住,各地救援的粮食会更多的运达关中,持续不了多长时间,粮价必然下降。大家熬一熬吧,作为皇帝,我算做得不错了,有几个皇帝象我这样关注灾情的?
这又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自东汉养成的思维观念,唐朝践商,主要税务是来自老百姓的,能取之于百姓,这是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不还之于百姓?不是给你用来封禅挥霍的。
但他抱着这种对得起的心情,登上了泰山,转了转,感到身体良好,于是产生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想法。自古以来,称皇帝为皇帝,陛下,天子。但他称为天皇。自古以来,封禅以泰山为主,但他下诏在嵩山南麓建造奉天宫,又对大臣说,要遍封五岳。
此言一出,群臣愕然。
然而古怪之极,作为李威一派的重臣,李威临走时,再次嘱咐,不得多言,以免授于把柄。于是没有吭声。其他附从的大臣一看李义琰、狄仁杰等人不吭声了,也一个个不吭声。忠于武则天与李治的大臣,同样不好作声。
如此荒诞无稽的话,居然没有一个大臣反对。
危难识英雄,监察御史李善感进谏道:“陛下二封泰山,告太平,致祥瑞,与三皇五帝比隆。”
李义琰很想笑,就是晚年的李治,残暴昏庸也赶不上隋炀帝,作为太上皇一生,也不算太恶,但有什么理由敢与三皇五帝比隆?
李善感继续说道:“可是数年以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应当静默反思,以禳天谴。可是陛下不但没有,反而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是国家的耳目口舌(指他的职责),深以为忧。”
自褚遂良等人死后,李义府与许敬宗掌权,天下大臣以言讳。即使进谏,也只是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后来李威强势而出,有了进谏,然而更多有了朝争的色彩。
只有这次进谏,没有任何党争成份,本身又是一个地道的中立大臣,所以传出去后,百姓称之为凤鸣朝阳。
李治没有听,但默然之。
本来此事就此中止。
可是他开了头,却引出了一个人。北门学士之一刘祎之也在武则天面前进了一谏,这是借着递上草写的诏书时进谏的,没有其他人知道。
他就说道:“臣在山上遇一耆老,对臣言有忧四。皇帝为勘水利与灾民,遍走河南州县,所居不过数帐蓬而,所食不过当是菽粟而。然而太上皇却兴师动众,不惜巨资,前来泰山封禅。其忧一也。皇帝为了国家边防,再入西域,太上皇封禅之余,萌生遍封五岳之意,欲无止境,其忧二也。皇帝即位,立下诏书,勿得兴修任何宫殿,又裁减宫中用度与宫婢,然而太上皇却再修奉天宫,其忧三也。太上皇广建义仓,灾害到来,却无粮可出,只有皇帝几大储仓拿出粮食救济灾民,其忧四也。”
这是借一耆老之嘴说出来的,也不可能真有这个老人。
山东之境,没有遭到灾害,尽管也会受到牵连,比如急征粮食入洛入渭,比如封禅带来的骚忧,可怨言也不会太大。并且也没有那一个老人能说出这么有眼光的话。后面义仓说得也很勉强。这个义仓制度准确来讲,不是来自唐朝,而是隋文帝杨坚弄出来的。不但义仓,还有重人才、设科举、废九品中正制、三省六部制、府兵制,都是杨坚弄出来的,于是让隋朝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国家,这才大一统华夏。也使国家人口数量几乎恢复到西汉鼎盛时期的人口数量,唐朝过了很久后才达到这么多人口。可没有想到让儿子糟蹋光了。李渊登基后,几乎全部拿来使用,也可以说李唐迅速有乱入治,杨坚占了不少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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