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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东北有关联的人全派去东北工作，其中包括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gmd方面，有人建议重新启用张学良。与此同时，中国gcd却首先正式提出要求张学良回东北的要求。由于张氏父子在东北的声望很高，gmd中央曾经草拟立案：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行辕主任，胡宗南为东北行辕副主任，蒋经国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省行辕秘书长”，但此议案被蒋介石拒绝，反而启用熊式辉主持东北工作，后来蒋介石此举被很多gmd内部官员视为蒋在东北走错棋的第一步，为最后失掉整个东北埋下了伏笔。gmd的大多数精锐部队在东北被中国gcd全歼后，其在全中国的战局演变成兵败山倒之势，迅速丢失了整个中国。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随后被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军不断失去领地，张被软禁的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
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gmd逮捕，并于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死，后被证实这次屠杀行动的直接指使者是毛人凤。
斯大林释放蒋经国回中国。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后背重伤，终身不愈，后半生依靠拐杖或者要人搀扶走路。
《张、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
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忿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
也许有人在那里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队在那里参加，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二十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由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说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对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还不是很清楚吗？
双十二运动发生的一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的抗日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
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也许我们的飞机不好，那我们为什么必要买那样不好的飞机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北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我们全是中国人，谁不知飞机献寿为的是抗日。因为有抗日作目标，群众才那样的热烈。而现在我们有飞机却不对外，使我们的抗日战士无可奈何地受着敌人飞机的时时轰炸。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我们的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
也许还有人相信抗日的“准备论”，这更是大错。我们不要把日本当傻瓜，认为我们会准备人家不会准备。老实说，我们准备得还不到五分，人家已经准备到十分了，试问这种准备有什么用？这岂不是等人家准备好了来整个吞并我们中国吗？再说，人家也绝对不许可我们准备。在我们准备过程中，人家已经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各种各样的锁枷把我们束缚得死紧，教我们动不得身，抬不得头。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准备起来？这不是梦想吗？
我们因为不信任变相汉奸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准备论，我们因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劝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但我们大胆的赤诚劝谏，都一次一次的失败了。我们为服从全国潜在大多数民意，我们为贯彻我们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国主张，所以才有
这一次双十二事件的发动。
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那党那派我们均愿意竭诚欢迎。
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
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虑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气。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亲爱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张学良、杨虎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西安事变的悬案
在西安事变中，有一些事情很难解释，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说法。目前缺少进一步的证据，因而没有定论。
为什么张学良不愿剿g
按照张学良的说法，剿g也是内战，内战的特点就是：“都是中国人，今天打仗，明天又和好了，过两天兄弟闹别扭，又开打。打来打去，双方死的都是很不错的人，却因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死掉了，很可惜。中国人都是可以坐下来谈的，跟gcd也是可以坐下来谈的，何必打仗呢？何苦呢？”
有一次，东北军先后六次偷袭红军，结果都没有获得战果，后来才知原来当地的百姓都已经成了中国gcd的眼线，东北军的一举一动全看在眼里，张学良闻后深感东北军已经陷入了中国gcd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后来，张学良曾经对蒋介石说：“gcd有老百姓支持，你我都没有老百姓支持”，再加上中国gcd的领导人非常杰出，所以gcd“剿不尽，杀不绝”，但蒋介石驳斥了他的观点，后来直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还在给幽禁中的张学良传看他的反攻大陆、必灭“共匪”的计划。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用类似西北军，东北军这样的被他视为“杂牌军”的部队来剿g，“是一斧两砍，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东北军从长城抗战到剿g的全过程中损失的一切弹药，经费，人员，南京中央政府均不予任何补偿，杨虎城的西北军亦从未得到过来自中央的任何补偿。由于缺少抚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普遍敷衍了事，不跟共军真打。但张学良说，虽然“谁都明白”这个“一斧两砍”的道理，但是他还是听话“尽量”去剿g了，不过他要明确向蒋介石提出，他反对内战。
许多近代史学家认为，蒋介石的“一斧两砍”的政策，即借剿g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的政策，在很多地方均遭遇失败，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突围时粤系军阀陈济棠，桂系军阀白崇禧都半公开的给红军让出突围的口子，致使红军“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溜走”。实际上，地方军阀最重视的并非蒋介石的命令，而是自身的军事实力。更何况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所想象那么好打，不仅张学良的部队屡屡遭到挫败，在四川阻击红军的川军、同时奉命剿g的胡宗南的中央军也都损失惨重而未伤红军主力，从这个角度说，张学良与共军停战是必然选择。
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其兵谏的最主要原因是：
蒋介石坚决拒绝统一战线的提议，继续“先安内后攘外”的路线，继续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完全不顾当时东北领土的沦陷，而张学良认为应该立刻停止“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政策，枪口应该一致对外。
张学良劝蒋说中国gcd杀不绝，剿不完，蒋回问：为什么？张学良说：“我们没有老百姓支持我们，gcd有老百姓支持，所以你剿不完。”，另外张学良关于gcd万里长征的事情，对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这个部队）谁能带？谁能把部队带成这个样子，都跟你走？人不都带没了？”，东北军与红军刚一交手，就损失了2个师，2名师长阵亡，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gcd领袖的能力，但蒋介石听不进去，蒋坚持认为中国gcd已到强弩之末，而实际上后来旅也有不少历史学家通过资料查证发现，当时的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么好打；而当时东北军的将士早已厌倦内战，受到学生请愿的激励，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更加希望抗日收回东北失地，回归故土，完全没有继续内战的意愿；当时蒋介石决定武力方式镇压去西安请愿的大学生，张学良为学生求情，但被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持要用机关枪来镇压请愿学生，蒋介石的这个答复激怒了张学良，为保请愿爱国学生的生命安全，盛怒之下的张学良认为兵谏必须立刻执行。
重获自由以后，张学良曾经表示，当时的东北军已经成为他的包袱，他想要么带着东北军去抗日，回到东北，要么要蒋调他去做别的官职。但蒋却坚决要他剿g。张学良曾经向周恩来保证，劝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遭到蒋介石拒绝。
从杀蒋，审蒋到放蒋
根据中国gcd官方资料(胡说八道,实际上,中国gcd并不赞成杀蒋,因为一旦杀蒋,全面的内战就将不可避免的爆发,加速日本的侵华战争)，中国gcd当初欲杀掉蒋介石以缓解自身被围剿的危机，因为蒋介石是最坚决主张剿g的剿g统帅。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领导人，他恐防一旦蒋中正有所不测中国不知会再次陷入辛亥革命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人能领导抵抗日本，如果中国无力抵抗日本，日本便可以中国为后方，北上苏联，而当时苏联方面最担心的是西方的希特勒的扩张野心，苏联没有能力同时东西两面作战。在斯大林极大的压力下，中国gcd内部经过争辩后，派周恩来去西安协商放蒋。还向国民政府提出，除解除被围剿的危机外，还要求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或至少解除对陕北地区的经济封锁，这样对gcd有更实质意义。带斯大林的话给蒋中正，如果蒋同意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并抗日，可以放蒋经国回国。
抗战初期苏联亦是少数愿意援助中国的国家，曾派出志愿空军到中国助战。
张学良为什么要去南京
当时，杨虎城就极力劝说，而周恩来更是特别赶到机场打算把张学良追回来，但张学良声称要负起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最终还是护送蒋中正前往南京。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随蒋去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决定，没有任何人影响到他。他认为兵谏蒋介石的“祸”是他闯的，他做为一军统帅，有义务为手下兵士负责，不应该由于他一个人的举动而牵连全军官兵。故而事变结束后，张学良只身随蒋前往南京，听凭蒋介石发落，希望一切西安事变的后果责任，全由他个人承担。
张学良还说过：“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当时的周恩来、杨虎城、蒋介石都反对张学良去随蒋去南京的计划，只有宋美龄是支持的，她认为张学良能“够亲自随蒋返还南京，更说明这个事件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连叛军将领都来亲自负荆请罪了”。
张学良为什么没被处死
根据当时监管张学良的gmd特工人员沈醉的说法，gmd在大陆全面溃败的时候，蒋介石要杀掉所有他在大陆痛恨的人，于是对政敌，对被捕的gcd员和异议人士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但张学良已经被移送到台湾，所以幸免于难。与他同样命运的杨虎城当时还在大陆，所以他一家老小全部被杀害，组织执行的人是毛人凤。
根据宋家的说法，宋家与张学良一直相交甚密，gmd中央对张学良的审判导致了宋家的极大不满，宋子文曾多次写信给蒋介石为张学良争辩平反。
根据张学良自己的说法：“我没有死，完全是宋夫人保护我，蒋先生是要杀我的。”张称，曾经有人把美国公使（johnson)写的一本书抄给张看，里面记载着宋美龄对蒋介石说：“你如果对那个小家伙（指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就离开台湾，把你做的那些事全都公布出去。”
跟东北有关联的人全派去东北工作，其中包括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gmd方面，有人建议重新启用张学良。与此同时，中国gcd却首先正式提出要求张学良回东北的要求。由于张氏父子在东北的声望很高，gmd中央曾经草拟立案：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行辕主任，胡宗南为东北行辕副主任，蒋经国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省行辕秘书长”，但此议案被蒋介石拒绝，反而启用熊式辉主持东北工作，后来蒋介石此举被很多gmd内部官员视为蒋在东北走错棋的第一步，为最后失掉整个东北埋下了伏笔。gmd的大多数精锐部队在东北被中国gcd全歼后，其在全中国的战局演变成兵败山倒之势，迅速丢失了整个中国。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随后被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军不断失去领地，张被软禁的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
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gmd逮捕，并于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死，后被证实这次屠杀行动的直接指使者是毛人凤。
斯大林释放蒋经国回中国。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后背重伤，终身不愈，后半生依靠拐杖或者要人搀扶走路。
《张、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
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忿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
也许有人在那里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队在那里参加，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二十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由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说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对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还不是很清楚吗？
双十二运动发生的一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的抗日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
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也许我们的飞机不好，那我们为什么必要买那样不好的飞机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北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我们全是中国人，谁不知飞机献寿为的是抗日。因为有抗日作目标，群众才那样的热烈。而现在我们有飞机却不对外，使我们的抗日战士无可奈何地受着敌人飞机的时时轰炸。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我们的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
也许还有人相信抗日的“准备论”，这更是大错。我们不要把日本当傻瓜，认为我们会准备人家不会准备。老实说，我们准备得还不到五分，人家已经准备到十分了，试问这种准备有什么用？这岂不是等人家准备好了来整个吞并我们中国吗？再说，人家也绝对不许可我们准备。在我们准备过程中，人家已经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各种各样的锁枷把我们束缚得死紧，教我们动不得身，抬不得头。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准备起来？这不是梦想吗？
我们因为不信任变相汉奸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准备论，我们因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劝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但我们大胆的赤诚劝谏，都一次一次的失败了。我们为服从全国潜在大多数民意，我们为贯彻我们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国主张，所以才有
这一次双十二事件的发动。
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那党那派我们均愿意竭诚欢迎。
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
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虑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气。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亲爱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张学良、杨虎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西安事变的悬案
在西安事变中，有一些事情很难解释，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说法。目前缺少进一步的证据，因而没有定论。
为什么张学良不愿剿g
按照张学良的说法，剿g也是内战，内战的特点就是：“都是中国人，今天打仗，明天又和好了，过两天兄弟闹别扭，又开打。打来打去，双方死的都是很不错的人，却因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死掉了，很可惜。中国人都是可以坐下来谈的，跟gcd也是可以坐下来谈的，何必打仗呢？何苦呢？”
有一次，东北军先后六次偷袭红军，结果都没有获得战果，后来才知原来当地的百姓都已经成了中国gcd的眼线，东北军的一举一动全看在眼里，张学良闻后深感东北军已经陷入了中国gcd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后来，张学良曾经对蒋介石说：“gcd有老百姓支持，你我都没有老百姓支持”，再加上中国gcd的领导人非常杰出，所以gcd“剿不尽，杀不绝”，但蒋介石驳斥了他的观点，后来直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还在给幽禁中的张学良传看他的反攻大陆、必灭“共匪”的计划。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用类似西北军，东北军这样的被他视为“杂牌军”的部队来剿g，“是一斧两砍，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东北军从长城抗战到剿g的全过程中损失的一切弹药，经费，人员，南京中央政府均不予任何补偿，杨虎城的西北军亦从未得到过来自中央的任何补偿。由于缺少抚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普遍敷衍了事，不跟共军真打。但张学良说，虽然“谁都明白”这个“一斧两砍”的道理，但是他还是听话“尽量”去剿g了，不过他要明确向蒋介石提出，他反对内战。
许多近代史学家认为，蒋介石的“一斧两砍”的政策，即借剿g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的政策，在很多地方均遭遇失败，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突围时粤系军阀陈济棠，桂系军阀白崇禧都半公开的给红军让出突围的口子，致使红军“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溜走”。实际上，地方军阀最重视的并非蒋介石的命令，而是自身的军事实力。更何况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所想象那么好打，不仅张学良的部队屡屡遭到挫败，在四川阻击红军的川军、同时奉命剿g的胡宗南的中央军也都损失惨重而未伤红军主力，从这个角度说，张学良与共军停战是必然选择。
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其兵谏的最主要原因是：
蒋介石坚决拒绝统一战线的提议，继续“先安内后攘外”的路线，继续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完全不顾当时东北领土的沦陷，而张学良认为应该立刻停止“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政策，枪口应该一致对外。
张学良劝蒋说中国gcd杀不绝，剿不完，蒋回问：为什么？张学良说：“我们没有老百姓支持我们，gcd有老百姓支持，所以你剿不完。”，另外张学良关于gcd万里长征的事情，对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这个部队）谁能带？谁能把部队带成这个样子，都跟你走？人不都带没了？”，东北军与红军刚一交手，就损失了2个师，2名师长阵亡，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gcd领袖的能力，但蒋介石听不进去，蒋坚持认为中国gcd已到强弩之末，而实际上后来旅也有不少历史学家通过资料查证发现，当时的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么好打；而当时东北军的将士早已厌倦内战，受到学生请愿的激励，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更加希望抗日收回东北失地，回归故土，完全没有继续内战的意愿；当时蒋介石决定武力方式镇压去西安请愿的大学生，张学良为学生求情，但被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持要用机关枪来镇压请愿学生，蒋介石的这个答复激怒了张学良，为保请愿爱国学生的生命安全，盛怒之下的张学良认为兵谏必须立刻执行。
重获自由以后，张学良曾经表示，当时的东北军已经成为他的包袱，他想要么带着东北军去抗日，回到东北，要么要蒋调他去做别的官职。但蒋却坚决要他剿g。张学良曾经向周恩来保证，劝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遭到蒋介石拒绝。
从杀蒋，审蒋到放蒋
根据中国gcd官方资料(胡说八道,实际上,中国gcd并不赞成杀蒋,因为一旦杀蒋,全面的内战就将不可避免的爆发,加速日本的侵华战争)，中国gcd当初欲杀掉蒋介石以缓解自身被围剿的危机，因为蒋介石是最坚决主张剿g的剿g统帅。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领导人，他恐防一旦蒋中正有所不测中国不知会再次陷入辛亥革命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人能领导抵抗日本，如果中国无力抵抗日本，日本便可以中国为后方，北上苏联，而当时苏联方面最担心的是西方的希特勒的扩张野心，苏联没有能力同时东西两面作战。在斯大林极大的压力下，中国gcd内部经过争辩后，派周恩来去西安协商放蒋。还向国民政府提出，除解除被围剿的危机外，还要求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或至少解除对陕北地区的经济封锁，这样对gcd有更实质意义。带斯大林的话给蒋中正，如果蒋同意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并抗日，可以放蒋经国回国。
抗战初期苏联亦是少数愿意援助中国的国家，曾派出志愿空军到中国助战。
张学良为什么要去南京
当时，杨虎城就极力劝说，而周恩来更是特别赶到机场打算把张学良追回来，但张学良声称要负起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最终还是护送蒋中正前往南京。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随蒋去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决定，没有任何人影响到他。他认为兵谏蒋介石的“祸”是他闯的，他做为一军统帅，有义务为手下兵士负责，不应该由于他一个人的举动而牵连全军官兵。故而事变结束后，张学良只身随蒋前往南京，听凭蒋介石发落，希望一切西安事变的后果责任，全由他个人承担。
张学良还说过：“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当时的周恩来、杨虎城、蒋介石都反对张学良去随蒋去南京的计划，只有宋美龄是支持的，她认为张学良能“够亲自随蒋返还南京，更说明这个事件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连叛军将领都来亲自负荆请罪了”。
张学良为什么没被处死
根据当时监管张学良的gmd特工人员沈醉的说法，gmd在大陆全面溃败的时候，蒋介石要杀掉所有他在大陆痛恨的人，于是对政敌，对被捕的gcd员和异议人士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但张学良已经被移送到台湾，所以幸免于难。与他同样命运的杨虎城当时还在大陆，所以他一家老小全部被杀害，组织执行的人是毛人凤。
根据宋家的说法，宋家与张学良一直相交甚密，gmd中央对张学良的审判导致了宋家的极大不满，宋子文曾多次写信给蒋介石为张学良争辩平反。
根据张学良自己的说法：“我没有死，完全是宋夫人保护我，蒋先生是要杀我的。”张称，曾经有人把美国公使（johnson)写的一本书抄给张看，里面记载着宋美龄对蒋介石说：“你如果对那个小家伙（指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就离开台湾，把你做的那些事全都公布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