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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忡忡，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
4
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坐在一张矮木凳上，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凳面有个小方块，嵌镶着四块瓷砖，中心是朵红花。这样一个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他熟练地裹烟。堂屋里光线暗淡，但他不需看见。他眉毛不黑，但很长，脸上骨骼突出，眼神发亮，视力却差到极点，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很少笑，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也从未见他掉过泪。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一定累积了无数人生经历。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也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
我放学回家，见房门紧闩，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
“是你妈回来了，”父亲说，极浓的浙江口音，“饿了没有？”他掉过头来问。
我说，“没有。”
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
父亲说，“饿了的话，先吃点填肚子。”
“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我说。听着房门里的洗澡声，我突然不安起来。
母亲一直在外面做临时工，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四人抬的氧气瓶，过跳板时只能两人扛过去。她抢着做这事，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还紧抱氧气瓶不放。被救上岸，第一句话就说：“我还能抬。”
她不是想做劳动模范，而是怕失去工作，临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母亲赶去了。那时还没我，正是大饥荒开始时，母亲饿得瘦骨嶙峋。耐火砖又厚又重，担子两头各四块，从江边挑到山上，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钟。一天干下来，工钱不到两元。另外两个女工，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又累又饿，再也迈不开步，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被人看见告发了，当即被开除。
不久母亲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员，失去了打临时工的证明，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介绍工作。
那里的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对母亲说：有个运输班班，都是些管制分子，你怕不怕？母亲赶紧说不怕。所以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些“群众监管”有历史或现行政治问题的人，没人肯去干的活，才轮到这批人去干。
母亲随整个运输班班转到离家很远的白沙沱造船厂，下体力活，汗流浃背，和男人一样吼着号子，迈着一样的步子，抬筑地基的条石，修船的大钢板。她又一次落到江里，差点连命都搭上了，人工呼吸急救，倒出一肚子脏臭的江水。
做了十多年苦力后，心脏病，贫血转高血压，风湿关节炎，腰伤，一身都是病。在我上初中时，才换了工种，在造船厂里烧老虎灶。算是轻活，烧全天。半夜里把煤火封好，凌晨四点把火启开，捅煤灰，添新煤旺炉火，让五点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滚烫的开水。
她住在厂里女工集体宿舍，周末才回家。回家通常吃完饭倒头就睡。哪怕我讨好她，给她端去洗脸水，她也没好声好气。
卷起她的衣服擦背，她左右肩膀抬杠子生起肉疱，像骆驼背，两头高，中间低，正好稳当放杠子，是杠子的肉垫。擦到正面，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等不到我重新拧干一把毛巾，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她的右手垂落在床档头，双腿不雅观地张开。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跟猪一样，还流口水。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厌恶地把脸掉转到一边去。
母亲在外工作，病休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到晚上天黑，他眼睛看不见，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饭。我生下后全是父亲把我带大。
星期六，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队，全家肉票加起来，割半斤肉。做成香喷喷的一碗，眼睁睁盼到天黑母亲回家。母亲还不领情，挥挥筷子，绕过肉不吃。父亲有次火了，拍桌子，搁了碗筷。他们两人你来我去，然后把我们轰出门，关门吵架，争得越来越激烈，声音却明显放低，很怕我们听明白似的。我认为母亲是到父亲身上撒气，心里更对她窝一肚子火。
母亲很少带我们出门，不管是上街还是走亲戚。母亲岁数越大，脾气越变越怪，不时有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粗话，下流话，市井下层各路各套的，点明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我从小听惯了。但这是我的母亲，她一说粗话脏字，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
我左眼右眼挑母亲的毛病：她在家做事放东西的声音极重，经常把泡菜坛子的水洒在地上；她关门砰的一声，把阁楼都要腾翻的架势；她说话声音高到像骂人，这些我都受不了。
我当面背后都不愿多叫她一声妈妈，我和她都很难朝对方露出一个笑容。
我总禁不住地想：十八年前，当母亲生我养我时，更明白说，十九年前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怀上了我？
打我有记忆起，就从未见到我的母亲美丽过，甚至好看过。
或许是我自己，故意抹去记忆里她可能受看的形象。我看着她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么个一身病痛的女人，坏牙，补牙，牙齿掉得差不多。眼泡浮肿，眼睛混浊无神，眯成一条缝，她透过这缝看人，总认错人。她头发稀疏，枯草般理不顺，一个劲儿掉，几天不见便多了一缕白发，经常扣顶烂草帽才能遮住。她的身体好像被重物压得渐渐变矮，因为背驼，更显得短而臃肿，上重下轻。走路一瘸一拐，像有铅垫在鞋底。因为下力太重，母亲的腿逐渐变粗，脚趾张开，脚掌踩着尖石碴也不会流血，长年泡在泥水中，湿气使她深受其苦。
唯有一次，早晨刚醒来，我听见母亲趿着的木板拖鞋，在石阶上发出好听的声音。她从天井走到院外石阶上，打着一把油纸伞，天上正飘着细雨。我突然想她也有过，必然有过丝绸一样的皮肤，一张年轻柔润的脸。
我慢慢地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不愿照镜子。她曾向三个姐姐抱怨，说家里一面像样的镜子都没有。谁也没搭这个茬儿，看来，她们比我还知道母亲实际上讨厌镜子。
在母亲与我之间，岁月砌了一堵墙。看着这堵墙长起草丛灌木，越长越高，我和母亲都不知怎么办才好。其实这堵墙脆而薄，一动心就可以推开，但我就是没有想到去推。只有一两次我看到过母亲温柔的目光，好像我不再是一个多余物。这时，母亲的真心，似乎伸手可及，可惜这目光只是一闪而逝。
只有到我十八岁这年，我才逐渐看清了过往岁月的面貌。
5
房门打开了，洗完澡的母亲对我说：“六六，你把倒水桶给我提来。”她穿了件自己缝的和尚领无袖衫，裤子短到膝盖，脚上还是一双旧木板拖鞋。
母亲和我一起端起洗澡用的大木盆，往木桶里倒洗得混浊的水。母亲说大姐不是今晚就是明天，应该到家了。
我故意说：“你等不到她，她准是骗你的。”
“不会的，”母亲肯定地说，“她信上说要回来就得回来。”
提起大姐，母亲的脸变得柔和多了，我瞥了她一眼，一不小心，水淌在三合土地上。她骂道：“好生点嘛！叫你做事，你就三神不挂二神。”
我提着满满一桶水，迈过门槛。“别倒掉，隔一阵，你得拖楼上的地板。”母亲在房里大声武气地说。
水金贵，一是水费高，二是常停自来水。几百户人家，共用一个在中学街后的自来水管。排队不说，那水总黄澄澄的，如果下江边去担江水，汗流浃背地挑上来，还得用明矾或漂白粉澄清消毒，做饭菜有一股铁锈味。除非断了自来水，平日江水只拿来洗衣拖地板。
每家地小，仅容得下一个不大的水缸，还只能放在公用厨房里，一整家人用，再多的水也不够。男人都下河洗澡，懒得下坡爬坡的人就在天井的石坎上放一盆水，身上只剩裤衩。反正这里的男人，夏季整个白天也只穿裤衩，打光背。
讲点脸面的男人夜里洗，大部分男人不讲脸面，光天化日下照洗不误，一盆水从头浇到脚，白裤衩被水一淋，黑的白的暴露无遗。我是个小女孩时，就太明白不过男人有那么个东西，既丑恶又无耻地吊在外面，我到厨房去取东西或往天井水洞倒脏水，就看见天井站着一排男人，老的，少的，白肉生生，一个紧挨一个，挤在唯一必经的过道边上，他们甚至当众在天井的水洞里解小便。
绵长的夏天，经常一个月不下一滴雨。长江开始涨水，上游的水仿佛来得慢，一旦到了旺水季，一夜间便会淹没上百米宽的泥滩。这城市之热，没住过的人，不可能明白：从心烧，贴着皮肤的毛孔，火苗般一丝丝地烤。没有风，有风也是火上加热，像在蒸笼里，紧压着让你喘不出气。
家里女人洗澡，男人得出去，到街上混，待到家里女人们一个个洗完了，才怏怏回家。女人放好木盆倒上水，掺一丁点热水，然后闩好房门，快快脱了衣服，洗得紧张，动作飞速：身上擦一遍水，打一点肥皂，用水冲一下，就算洗过了。
我们家有五个女人，时间来不及，就不能一个一个洗，有时几姐妹得一起钻进房里。我受不了赤裸的身子被人看见，哪怕姐姐或母亲也不行。我经常等到最后，端一盆冷水钻进房内，闩上门，擦洗身体。家里人认为我有怪癖，一家老小共有的一间房间被一个人独占，谁也不会高兴。
这是夏天。天稍稍凉快一点，洗澡就更不方便——没那么多热水，又上不起付几角钱的公共浴室。不方便就少洗不洗。干活的人一走近，就可闻到一股汗臭，街上每个角落钻出的许多气味，又增加了一种。
冬天的冷，跟夏天的热，同样是难忍，这里从来没暖气，也没取暖的燃料。人们只能用玻璃瓶装热水，暖暖手，一家人围在煮饭的炉子边，有时干脆蜷缩在被窝里。夜里睡觉，把能穿上的衣服，都套在身上，躲进被窝，手脚冰冷，到半夜也暖和不过来。我的手难得有个冬天不生冻疮，手指不像胡萝卜。
我把拖把放入水桶，右手提着水桶，用手臂扶着拖把的杆，身子倾斜着小心翼翼，走到堂屋左侧的楼梯前，右手换到左手，右手抓住咯吱响的楼梯扶手，准备上阁楼去。
“你别忙着去拖地嘛，炊壶里还有热水。”母亲不高兴的声音，冲着我的耳朵，“你先洗澡，等会儿洗不成。”
母亲一会儿要我这样，一会儿要我那样。我搁下水桶，沉着脸，站在楼梯前不动。
她在扫洒在地上的洗澡水，把扫帚拿在堂屋干的地方舞了几下，扫帚上残留的水被干的地吸去不少。
父亲抬起头，示意我按母亲的意思办，先洗澡。
我只得听父亲的，取了脸盆去厨房倒来壶里的热水，关上房门，脱光衣服准备洗澡。看着自己汗渍渍赤裸的身体，闻到自己腋下的汗味，我觉得恶心透了。
心忡忡，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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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坐在一张矮木凳上，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凳面有个小方块，嵌镶着四块瓷砖，中心是朵红花。这样一个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他熟练地裹烟。堂屋里光线暗淡，但他不需看见。他眉毛不黑，但很长，脸上骨骼突出，眼神发亮，视力却差到极点，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很少笑，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也从未见他掉过泪。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一定累积了无数人生经历。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也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
我放学回家，见房门紧闩，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
“是你妈回来了，”父亲说，极浓的浙江口音，“饿了没有？”他掉过头来问。
我说，“没有。”
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
父亲说，“饿了的话，先吃点填肚子。”
“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我说。听着房门里的洗澡声，我突然不安起来。
母亲一直在外面做临时工，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四人抬的氧气瓶，过跳板时只能两人扛过去。她抢着做这事，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还紧抱氧气瓶不放。被救上岸，第一句话就说：“我还能抬。”
她不是想做劳动模范，而是怕失去工作，临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母亲赶去了。那时还没我，正是大饥荒开始时，母亲饿得瘦骨嶙峋。耐火砖又厚又重，担子两头各四块，从江边挑到山上，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钟。一天干下来，工钱不到两元。另外两个女工，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又累又饿，再也迈不开步，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被人看见告发了，当即被开除。
不久母亲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员，失去了打临时工的证明，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介绍工作。
那里的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对母亲说：有个运输班班，都是些管制分子，你怕不怕？母亲赶紧说不怕。所以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些“群众监管”有历史或现行政治问题的人，没人肯去干的活，才轮到这批人去干。
母亲随整个运输班班转到离家很远的白沙沱造船厂，下体力活，汗流浃背，和男人一样吼着号子，迈着一样的步子，抬筑地基的条石，修船的大钢板。她又一次落到江里，差点连命都搭上了，人工呼吸急救，倒出一肚子脏臭的江水。
做了十多年苦力后，心脏病，贫血转高血压，风湿关节炎，腰伤，一身都是病。在我上初中时，才换了工种，在造船厂里烧老虎灶。算是轻活，烧全天。半夜里把煤火封好，凌晨四点把火启开，捅煤灰，添新煤旺炉火，让五点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滚烫的开水。
她住在厂里女工集体宿舍，周末才回家。回家通常吃完饭倒头就睡。哪怕我讨好她，给她端去洗脸水，她也没好声好气。
卷起她的衣服擦背，她左右肩膀抬杠子生起肉疱，像骆驼背，两头高，中间低，正好稳当放杠子，是杠子的肉垫。擦到正面，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等不到我重新拧干一把毛巾，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她的右手垂落在床档头，双腿不雅观地张开。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跟猪一样，还流口水。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厌恶地把脸掉转到一边去。
母亲在外工作，病休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到晚上天黑，他眼睛看不见，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饭。我生下后全是父亲把我带大。
星期六，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队，全家肉票加起来，割半斤肉。做成香喷喷的一碗，眼睁睁盼到天黑母亲回家。母亲还不领情，挥挥筷子，绕过肉不吃。父亲有次火了，拍桌子，搁了碗筷。他们两人你来我去，然后把我们轰出门，关门吵架，争得越来越激烈，声音却明显放低，很怕我们听明白似的。我认为母亲是到父亲身上撒气，心里更对她窝一肚子火。
母亲很少带我们出门，不管是上街还是走亲戚。母亲岁数越大，脾气越变越怪，不时有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粗话，下流话，市井下层各路各套的，点明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我从小听惯了。但这是我的母亲，她一说粗话脏字，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
我左眼右眼挑母亲的毛病：她在家做事放东西的声音极重，经常把泡菜坛子的水洒在地上；她关门砰的一声，把阁楼都要腾翻的架势；她说话声音高到像骂人，这些我都受不了。
我当面背后都不愿多叫她一声妈妈，我和她都很难朝对方露出一个笑容。
我总禁不住地想：十八年前，当母亲生我养我时，更明白说，十九年前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怀上了我？
打我有记忆起，就从未见到我的母亲美丽过，甚至好看过。
或许是我自己，故意抹去记忆里她可能受看的形象。我看着她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么个一身病痛的女人，坏牙，补牙，牙齿掉得差不多。眼泡浮肿，眼睛混浊无神，眯成一条缝，她透过这缝看人，总认错人。她头发稀疏，枯草般理不顺，一个劲儿掉，几天不见便多了一缕白发，经常扣顶烂草帽才能遮住。她的身体好像被重物压得渐渐变矮，因为背驼，更显得短而臃肿，上重下轻。走路一瘸一拐，像有铅垫在鞋底。因为下力太重，母亲的腿逐渐变粗，脚趾张开，脚掌踩着尖石碴也不会流血，长年泡在泥水中，湿气使她深受其苦。
唯有一次，早晨刚醒来，我听见母亲趿着的木板拖鞋，在石阶上发出好听的声音。她从天井走到院外石阶上，打着一把油纸伞，天上正飘着细雨。我突然想她也有过，必然有过丝绸一样的皮肤，一张年轻柔润的脸。
我慢慢地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不愿照镜子。她曾向三个姐姐抱怨，说家里一面像样的镜子都没有。谁也没搭这个茬儿，看来，她们比我还知道母亲实际上讨厌镜子。
在母亲与我之间，岁月砌了一堵墙。看着这堵墙长起草丛灌木，越长越高，我和母亲都不知怎么办才好。其实这堵墙脆而薄，一动心就可以推开，但我就是没有想到去推。只有一两次我看到过母亲温柔的目光，好像我不再是一个多余物。这时，母亲的真心，似乎伸手可及，可惜这目光只是一闪而逝。
只有到我十八岁这年，我才逐渐看清了过往岁月的面貌。
5
房门打开了，洗完澡的母亲对我说：“六六，你把倒水桶给我提来。”她穿了件自己缝的和尚领无袖衫，裤子短到膝盖，脚上还是一双旧木板拖鞋。
母亲和我一起端起洗澡用的大木盆，往木桶里倒洗得混浊的水。母亲说大姐不是今晚就是明天，应该到家了。
我故意说：“你等不到她，她准是骗你的。”
“不会的，”母亲肯定地说，“她信上说要回来就得回来。”
提起大姐，母亲的脸变得柔和多了，我瞥了她一眼，一不小心，水淌在三合土地上。她骂道：“好生点嘛！叫你做事，你就三神不挂二神。”
我提着满满一桶水，迈过门槛。“别倒掉，隔一阵，你得拖楼上的地板。”母亲在房里大声武气地说。
水金贵，一是水费高，二是常停自来水。几百户人家，共用一个在中学街后的自来水管。排队不说，那水总黄澄澄的，如果下江边去担江水，汗流浃背地挑上来，还得用明矾或漂白粉澄清消毒，做饭菜有一股铁锈味。除非断了自来水，平日江水只拿来洗衣拖地板。
每家地小，仅容得下一个不大的水缸，还只能放在公用厨房里，一整家人用，再多的水也不够。男人都下河洗澡，懒得下坡爬坡的人就在天井的石坎上放一盆水，身上只剩裤衩。反正这里的男人，夏季整个白天也只穿裤衩，打光背。
讲点脸面的男人夜里洗，大部分男人不讲脸面，光天化日下照洗不误，一盆水从头浇到脚，白裤衩被水一淋，黑的白的暴露无遗。我是个小女孩时，就太明白不过男人有那么个东西，既丑恶又无耻地吊在外面，我到厨房去取东西或往天井水洞倒脏水，就看见天井站着一排男人，老的，少的，白肉生生，一个紧挨一个，挤在唯一必经的过道边上，他们甚至当众在天井的水洞里解小便。
绵长的夏天，经常一个月不下一滴雨。长江开始涨水，上游的水仿佛来得慢，一旦到了旺水季，一夜间便会淹没上百米宽的泥滩。这城市之热，没住过的人，不可能明白：从心烧，贴着皮肤的毛孔，火苗般一丝丝地烤。没有风，有风也是火上加热，像在蒸笼里，紧压着让你喘不出气。
家里女人洗澡，男人得出去，到街上混，待到家里女人们一个个洗完了，才怏怏回家。女人放好木盆倒上水，掺一丁点热水，然后闩好房门，快快脱了衣服，洗得紧张，动作飞速：身上擦一遍水，打一点肥皂，用水冲一下，就算洗过了。
我们家有五个女人，时间来不及，就不能一个一个洗，有时几姐妹得一起钻进房里。我受不了赤裸的身子被人看见，哪怕姐姐或母亲也不行。我经常等到最后，端一盆冷水钻进房内，闩上门，擦洗身体。家里人认为我有怪癖，一家老小共有的一间房间被一个人独占，谁也不会高兴。
这是夏天。天稍稍凉快一点，洗澡就更不方便——没那么多热水，又上不起付几角钱的公共浴室。不方便就少洗不洗。干活的人一走近，就可闻到一股汗臭，街上每个角落钻出的许多气味，又增加了一种。
冬天的冷，跟夏天的热，同样是难忍，这里从来没暖气，也没取暖的燃料。人们只能用玻璃瓶装热水，暖暖手，一家人围在煮饭的炉子边，有时干脆蜷缩在被窝里。夜里睡觉，把能穿上的衣服，都套在身上，躲进被窝，手脚冰冷，到半夜也暖和不过来。我的手难得有个冬天不生冻疮，手指不像胡萝卜。
我把拖把放入水桶，右手提着水桶，用手臂扶着拖把的杆，身子倾斜着小心翼翼，走到堂屋左侧的楼梯前，右手换到左手，右手抓住咯吱响的楼梯扶手，准备上阁楼去。
“你别忙着去拖地嘛，炊壶里还有热水。”母亲不高兴的声音，冲着我的耳朵，“你先洗澡，等会儿洗不成。”
母亲一会儿要我这样，一会儿要我那样。我搁下水桶，沉着脸，站在楼梯前不动。
她在扫洒在地上的洗澡水，把扫帚拿在堂屋干的地方舞了几下，扫帚上残留的水被干的地吸去不少。
父亲抬起头，示意我按母亲的意思办，先洗澡。
我只得听父亲的，取了脸盆去厨房倒来壶里的热水，关上房门，脱光衣服准备洗澡。看着自己汗渍渍赤裸的身体，闻到自己腋下的汗味，我觉得恶心透了。